一 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一）汝州大峪东沟窑址
在河南地区与钧瓷相关的窑址中，东沟是久负盛名的一处。由于早年陈万里曾亲临调查并发现一类高质量、有特色的青釉和钧釉瓷器，该窑声名远播，多年来在研究者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随着钧窑研究的不断深入，东沟窑址被认为更可能是解决汝窑与钧窑关系问题，亦即钧窑起源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这也就使得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的考古发掘备受关注。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的早晚，发掘者将东沟窑址出土瓷器的年代分为三期，即金代、金末元初和元代。各期产品面貌及特点如下：
1．金代产品具汝窑特点，工艺较精。产品以玻璃质感较强的青绿釉瓷为主，钧釉瓷已有少量出现。这一时期器类较丰富，有各式碗、盘、洗、盒、盆、罐、壶、炉、瓶、枕等，其与2001－2002年发掘的神垕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器物特征几乎完全相同。无论青釉瓷还是钧釉瓷，胎色均与汝窑“香灰胎”接近。钧釉瓷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青淡匀净，与汝窑天青釉相若。部分青瓷以红斑装饰，而钧釉瓷则极少见红斑者。装烧方法上，碗、盘等见有支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前者又有满釉支烧者，具汝窑特点，只是支钉痕大于汝窑。
2．金末元初产品，青釉和钧釉约各占50％。前者釉色青绿泛黄，而第一期中那种玻璃质感较强的青釉产品已不多见；后者釉面则大都暗淡无光，红斑者虽有增多，却也不如前期艳丽。整体上看，此期产品工艺质量下降，钧釉瓷尤甚，只是其产量还在不断增加并更多面向低端消费市场。
3．元代钧釉产品，器类明显减少，以碗、盘为主；红斑品种则更为多见，只是美艳可观者少；胎体粗厚，器表多施半釉，釉面浑浊并多见黑斑、鬃眼及釉汁垂流等现象。此期产品几乎全是低档的民用粗器，与第一期产品的丰富和精美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禹州闵庄窑址
闵庄窑址位于今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此地南邻神垕，西及西北与汝州大峪和登封徐庄接壤。早年当地文物部门曾作过调查，初步认定其年代为北宋中晚期。2011年9月至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由于地点处于古代钧瓷中心产区之内，因此可说是2004年大峪东沟窑址发掘以及2001年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的延续和深化。
根据窑址4个发掘地点的地层堆积状况，发掘者将该窑烧造时间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晚期，亦即创烧期，产品以“化妆白瓷（” 即在器坯表面敷一层质地细腻的白化妆土以改善外观质量的白瓷品种）为主，器类较单一，多为碗、盘等。少量器物带有绿彩装饰。第二阶段为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是该窑烧造的第一个高峰期，地层中出土较多钧釉和青釉瓷器。前者制作规整，釉层薄而匀净；后者釉的玻璃质感较强。两类产品多采用裹釉支烧或裹釉刮釉垫烧的装烧方法，与2001－2002年发掘的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地层（北宋末到金前期）出土器物十分相似。第三阶段为金代后期到元代，产品又以碗盘类“化妆白瓷”为主，器形单调，制作也较粗率。第四阶段为元末到明初，此为该窑繁荣阶段，产品以钧釉瓷器为主，兼有少量白地黑花瓷器，部分质量很高。钧釉瓷器的烧造由过去的粗放（如釉的流动性强、釉色不匀等）再次变得精细起来。在明初地层中，还出土了一类内蓝釉外红釉的碗，其工艺特征与某些“官钧”瓷器十分相似。
（三）叶县文集窖藏
2006－2008年发掘的河南叶县文集遗址（古代漕运码头集镇）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其中部分瓷器出自窖藏，大都为没有使用过的商品瓷。除河南当地产品外，还发现少量定窑白瓷和建窑黑釉瓷等。佐以钱币等伴出物推断，瓷器窖藏分属两个年代，一为金中晚期，一为金末或元初。这些瓷器中，钧瓷数量最大，器类有碗、盘、匜、钵、托盏、三足炉、鸡心罐、梨形执壶等。青瓷次之，白瓷（多为“化妆白瓷”）与黑瓷最少。而在窖藏以外，遗址中出土的瓷片则以白瓷和黑瓷为主，钧瓷和青瓷最少。据此，发掘者认为，钧瓷可能是金代出现的一个新的瓷器品种。当时的钧瓷还是比较贵重的商品，一般百姓所用大多还是较廉价的白瓷和黑瓷等。
二 “官钧”研究的新进展
（一）2005年禹州钧窑研讨会成果
2004年初，位于钧台窑遗址保护区内的禹州市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了大量“官钧”瓷片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是继1973－1974年之后对钧台窑遗址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地点距20年前发掘区域约500米。在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从发掘资料看，此次所得的“官钧”与以往的出土品和传世品均有较大不同。一是工艺粗率，质量普遍不高。这突出表现在胎体粗厚、造型笨拙等方面；二是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或过去未曾认识的器物和彩釉品种，如盘、碗、高足碗、方流扁壶、罐以及孔雀蓝釉花盆等。据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推断，这批窑址遗物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土的以及清宫旧藏的“官钧”不应是同一年代（北宋）制品，烧造时间可能晚至元代。
2005年禹州钧窑研讨会可说是“官钧”年代“北宋说”和“明初说”的首次正面碰撞。河南赵青云、故宫博物
院冯小琦‹4›等，与上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意见大抵相同。而上海博物馆陈克伦、陆明华‹6›等，则对“北宋
说”提出质疑并倾向于“明初说”。陈克伦在文章中还公布了应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历年出土的钧台窑等钧瓷标本年代的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官钧”的年代为距今660－630年的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之际。在钧窑研究史上，此次研讨会是个新的开端，不同观点的碰撞使“官钧”年代问题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2006年深圳“官钧”研讨会成果
2004年禹州市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的“官钧”瓷片等，起初被施工方当作垃圾处理而大量散落民间。其中部分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后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并用于研究。2006年11月，深圳举办“官钧”研讨会并提交了研究报告。这篇题为《“官钧”瓷器研究》的报告，从历代文献考察、研究史回顾与总结、窑址资料与传世器分析排比以及“北宋说”证伪等方面，对“官钧”年代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又有一些新发现、新见解，比较重要的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宣和元宝”钱模确属伪证。在“北宋说”的所有证据中，“宣和元宝”钱模似乎是最过硬的一个。其实，对这件钱模的真实性，早有学者从形制、书体、铸造工艺等方面提出过疑义，只因原始资料中对其介绍过简，故未有足够证据而从根本上否定它。钱模的完整图像直到2003年才发表出来，背面模印的“崇宁年制”与钱文“宣和”之乖谬，更使其露出马脚。该报告抓住这一关键性证据，从而判定这件钱模确属伪证。
2．《宣德鼎彝谱》成书于天启年。该书因记有“柴汝官哥钧定”，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并与其他五代两宋名窑并列，也曾被作为“北宋说”的证据。但该书其实是部伪书，并非成书于宣德。其出笼时间，学界看法不一，遂有正德、嘉靖、万历等说法。该报告经过一番考证，又提出“天启说”，自成一家之言。
3．“官钧”的烧造集中于永宣时期。该报告具体比较、分析了“官钧”瓷器中精、粗两类产品，认为前者可能
是在后者基础上的改良产品，二者年代应相距不远，或为同一时期早、晚两个时段的产品。“官钧”瓷器的烧造，主要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对“官钧”的性质也提出了看法，认为它应是官办窑场或官方监烧产品，除
为宫廷使用外，可能还为上层官宦、文人享用。
4．“北宋说”系根据明清说法敷衍而成。该报告通过对明清文献、“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及“艮
岳”与“花石纲”之役等的逐一剖析，进一步发现，“北宋说”的立论依据，或盲从前人，或以讹传讹，或向壁虚构，总之难以据信。
《“官钧”瓷器研究》虽仍嫌单薄，但它在研讨会内外还是引起了热烈反响。在钧窑研究史上，如果说禹州研讨会是个新开端，那么深圳研讨会则是个明确的转折点，标志着“北宋说”的一统格局被打破，钧窑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更加理性和多元的新阶段。
（三）几个新发现、新观点
1. 黄清华对北京毛家湾等处出土“官钧”瓷片的认识
2005年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对该市西城区毛家湾明代瓷片坑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了14件“官钧”遗物，均为各式花盆或盆托的残片。这些“官钧”遗物多与明代中期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瓷片相伴生。瓷片坑堆积范围大，瓷片数量惊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瓷片坑位于明代皇城的西北隅，而且出土瓷片中也包含少量明代御窑制品，这表明瓷片很可能多为明代皇宫遗弃物。瓷片坑形成的具体时间应在正德、嘉靖之际。另据古陶瓷研究者黄清华披露，除毛家湾外，北京市区发现“官钧”的瓷片坑等遗址还有多处，其中以正阳门瓷片坑最引人关注。该瓷片坑出土“官钧”三件，可辨器形者亦为花器。较之毛家湾，这里的瓷片来源单一，均为明嘉靖时期宫廷毁损瓷器。黄清华认为：毛家湾、正阳门等处出土的“官钧”遗物表明，它们与明初宫廷日常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的程度远非宋代其他名窑瓷器（如汝、官等）可比，因而这些遗物无法为“官钧宋代说”提供任何考古学意义上的支持。
2. 王光尧对明代钧州官窑的探讨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在201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明代宫廷陶瓷史》中，就明代钧州官府窑场相关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可知，从宣德时期到嘉靖三十三年在钧州至少有钧台和神垕两处官府窑场，在产品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两处窑场各有不同：钧台窑产品与同时期景德镇御窑、龙泉枫洞岩窑以及磁州窑产品相同或类似。在对落选品的处理方式（集中打碎掩埋）上，钧台窑与景德镇御窑等也相同。据此可以认为：“由于景德镇窑场到宣德时期已完成了从官窑到御窑的转变，所以处在同样状态下的钧州钧台窑场也应该专门生产宫廷用钧窑瓷器的御用窑场，由内府颁发官样、窑场照样烧造是其最基本的生产模式。”神垕是从宣德到嘉靖三十二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各式瓶、坛、罐的窑场。产品同样是由内府或光禄寺下样，窑场照样烧造。管理上，可能由钧州地方官府对内府或光禄寺负责，而具体烧造事务则由钧州委派官员驻场管理。据相关史料记载，驻场官员被称为“督磁贡委官”。
对钧台窑陈设类钧瓷（花器等）精、粗两类产品的年代问题，王光尧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埋藏陈设类钧瓷的灰坑层位关系与2004年禹州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的发现有极大共同性的情况，认为这两批陈设类钧瓷掩埋坑的形成时代本身就相同。它们与清宫旧藏的传世陈设类钧瓷对比，当然会有精、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能是正品与落选品在工艺上不同表现的反映，而不表明时代差异。此外，王光尧还认为，御用钧瓷是否始自永乐时期及其停烧的具体时间和原因等问题，目前仍难以解决。
3. 郭学雷对“官钧”的再认识
深圳博物馆郭学雷是当年深圳“官钧”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之一。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郭学雷就“官钧”年代等问题又发表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官钧”中精、粗两类产品可能分属明初和明中两个时期。“粗放型”为永乐、宣德时期产品，而“精致型”年代则可能偏晚。从20世纪70年代窑址发掘情况看，“精
致型”与禹州明中期白地黑花瓷器同出一落选瓷器掩埋坑，表明该批落选“官钧”埋藏年代不可能早于明中期，
进而联系成化年间钧州驻有“督磁贡委官”的记载以及新发现的成化《御花园赏玩图》绘画资料等，故推测“精
致型”为成化年产品。根据“督磁贡委官”的记载，郭推测当时“官钧”极有可能是这位“督磁贡委官”督办下的产物，窑场性质为“贡窑（” 即所谓“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民营窑场）。此外，对“官钧”各式花盆、出戟尊等的实际用途以及它们大量出现的历史背景等，郭学雷也作了深入考察。文献和图像资料表明，“官钧”花盆，均为莳养菖蒲之具。明人有种蒲之好，文人雅士如此，帝王官宦亦然，置于庭院内或几案间的各式“蒲石盆”，多见于明代文人绘画和宫廷绘画。这也就不难理解“官钧”花盆在当时得以大量烧造并由官府督办的原因了。而仿商周青铜礼器造型的出戟尊，则为明代独有的花瓶式样，其与香炉等组合陈列，亦为清雅之具。这一研究，不仅对了解“官钧”背后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有所裨益，而且对破解“官钧”年代之谜亦有帮助。
三 其他研究成果
（一）李民举对早期钧瓷“标准器”及“明昌样”的研究
中国内地最早质疑并反证“官钧”年代“北宋说”的学者李民举，原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7年赴
美访学。去国多年，如今他又旧话重提，连续发表《论早期钧瓷“标准器”》和《刘庄窑与“明昌样”》两篇论文。
《论早期钧瓷“标准器”》一文，博观约取，高度浓缩，更像是一份提纲，虽文字过简，却深中肯綮。作者认为：早期钧瓷“标准器”的识别，是钧瓷研究的关键。最早一批钧瓷出现的年代是金世宗大定时期（1161—1189）至章宗明昌（1190－1196）时期。靖康末年至大定初年（1127－1160），是汝瓷向钧瓷转化时期。早期
钧瓷以月白釉为特色，釉层均匀，较少流釉、垂釉现象。这就要求在烧成过程中，对温度的控制恰到好处。烧成温度太低则呈现“麦叶绿”色调，烧成温度太高则流釉。因此早期钧瓷必定出现在技术相对先进的陶瓷产区。而达此条件者，目前来看只有宝丰清凉寺、汝州严和店和禹州白峪三处。汝州严和店窑还是钧釉铜红斑技术的发源地。红斑现象，北宋晚期就已经出现在当地豆青釉刻花瓷器上。红斑之出现，盖因当地釉药中含铜所致。此外，文章还对“钧瓷”概念的变迁作了辨析：1．宋、金、元三代没有“钧瓷”或“钧窑”这一名词；2．金、元钧瓷被称为“汝瓷”或“青瓷”；3．明清古董家所言的“钧瓷”是指禹州八卦洞生产的陈设类钧瓷；4．晚清时代的“钧瓷”包括了陈设类钧瓷和一般民窑生产的碗盘类瓷器。
《刘庄窑与“明昌样”》一文分两期刊载，论述较详。该文围绕2001－2002年神垕刘家门窑（刘庄窑）遗址考
古发掘，结合宋金元时代青龙河流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窑址地层包含物的年代分析，认为早期地层（即发掘简报中划定的“第一期前段”地层）所出钧瓷，时代应为金代中晚期，而非发掘者认定的北宋晚期。这些窑址遗存反映了明昌时代钧瓷的基本特征：造型来源除了延续汝瓷外，还有来自辽东地区的器物样式，如海棠式长盘（参见图五）、鋬沿杯（酒具，过去多误作“洗”）等，说明辽东民族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一地区。而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北宋灭亡，女真人南下之后；印花疏朗，与同时期的印花白瓷相近；出现大片铜红斑装饰，可看出用毛笔晕染的痕迹，色彩艳丽活泼，说明利用铜还原呈色的技术原理已被熟练掌握；釉面“厚若堆脂”，呈色相当稳定，追求天青色，与汝瓷一致。这类钧瓷主要流行于明昌时代，并延续到蒙元时代早期。它完全继承了汝窑，与“汝官窑”的亲缘关系，较之钧台窑更为密切。在明昌之前，应当有一个从汝瓷到钧瓷过渡的时期，这一过渡期的钧瓷可暂定名为“大定钧瓷”。明昌钧瓷来源于大定钧瓷。而大定时期钧瓷的烧造地目前还不能肯定，现有的零星资料亦不足以揭示其总体特征。因此，探索大定钧瓷也就成为今后钧瓷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所在。
此文对河南叶县文集窖藏的年代也提出意见，认为该窖藏很可能是天兴元年（1232）蒙金钧州三峰山大战之后，散兵游勇到处打家劫舍、居民仓皇出逃时所藏，准确年代应在金代晚期。该窖藏所出钧瓷碗等，与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它们也是判断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遗存年代的直接依据。
（二）郭木森等河南考古专家对钧釉瓷创烧年代的认识
在钧窑问题上，来自于一线的河南当地专家学者的意见，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木森等人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提交报告，就钧釉瓷的创烧年代等问题作出探讨。他们通过对宝丰清凉寺、禹州刘家门、汝州东沟以及叶县文集等遗址、窖藏考古资料的梳理和解读，认为钧釉瓷的创烧年代不会早于北宋末年，而其鼎盛期约在金大定前后。据此，对目前钧窑研究中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他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1．现有考古材料不能证明唐代花釉瓷与钧釉瓷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相反却可证实天青釉汝瓷与钧釉瓷的发展演变过程存在关联；
2．虽然钧釉瓷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北宋末年，但不赞成传世品中的花盆等陈设类钧瓷的烧制年代为北宋的观点；
3．元代晚期，河南境内的绝大多数窑场已经停产，到明代初年以后仅有个别窑场还在继续烧造。这些窑场不仅规模小，而且以粗制滥造的白釉、酱釉民用器为主。因此也不支持传世陈设类钧瓷的年代为元末明初的观点。
（三）郭学雷对金元时代钧瓷的研究
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郭学雷提交的研究报告除前面已介绍的有关“官钧”的内容外，还涉及早期钧瓷（民用日用类钧瓷）。我们知道，在钧瓷始烧年代问题上，现有两个主要观点，即“金代说”和“北宋说”。郭学雷在讨论中，通过对“北宋说”的立论依据逐一辨析，发现存在明显误判的情况，从而排除了他们提出的“钧窑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可能性，而赞同“金代说”，即钧瓷兴于金世宗大定以后而盛于章宗时期的观点，同时亦认可“钧窑代汝而起”之说，并对此提供了一些新的文献证据。此外，郭学雷还根据相关史料和纪年器物资料等推测，金代末年蒙古灭金的“壬辰兵变（” 三峰山大战）后，受兵祸影响，钧瓷生产急剧衰落而进入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间歇期。而在忽必烈时代，随着北方经济的复苏，以及皇家及蒙古贵族对瓷器需求的增长，钧瓷生产又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产品面貌承袭金代，虽总体工艺质量较金代有所逊色，但远较后来典型的“元钧”精美。在钧瓷始烧年代问题上，郭学雷所依据的材料、针对的问题、论述的视角以及研究结论，都与前述李民举的文章多有交集。
（四）刘涛等对钧窑名称变化及近世钧窑地位陡升之历史背景的考察分析
2012年4月16日，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刘涛在广东省博物馆文博讲座发表题为《“宋代五大名窑”与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学术演讲，其中对钧窑名称变化及近世钧窑地位大幅度提升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分析。他认为：将一处“典型的钧窑”——钧台窑遗址确定为北宋徽宗时期遗存，并推测其产品与“花石纲”有关，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窑考古发掘以后的事。最早明确提出“官钧”年代为北宋中晚期，并将其花器烧造与北宋宫廷园囿所需相联系的，可能是当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先生。细察之，不但“官钧”，就连“钧窑”、“钧瓷”之名可能都出现得很晚。直到明中晚期的文献中，才能见到一些有关钧窑的记载。也就是说，可能直到“官钧”出现后，始有“钧窑”、“钧瓷”之名。而在此之前，“钧窑”就是汝州窑（即所谓“民汝”）的一部分。明清以来素有“钧汝不分”之说。钧窑之所以能跻身“宋代五大名窑”，或与其晚明以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市场地位的迅速提升有关。刘涛的这个看法，与郭学雷以及上述李民举所见略同。郭学雷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钧窑”是明代文献中的“钧州窑”的简称。“钧州窑”特指钧州生产的花器类钧瓷。“钧州窑”一名就是伴随着钧州花器类瓷器的烧造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而将“钧州窑”花器类钧瓷与其他窑场日用类钧瓷统称为“钧窑”，至迟乾隆时已如此，晚清民国更为通行，这与当时钧瓷尤为西方人所重而市场价值陡升不无关系。
四 总结与讨论
（一）对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
关于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陈万里就曾提出 “钧窑代汝而起”之说，并认为钧窑是“金人统治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1999年，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刘涛又对钧瓷与汝瓷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他最初可能是作为‘民汝’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亦钧亦汝’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品种；它大量烧造并形成气候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而关于钧瓷创烧的具体年代，刘涛通过对钧瓷兴起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以及对钧瓷典型器的排比研究，认为应在金代中后期。根据上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看，这些观点基本成立。可以说，在对钧瓷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上，研究界正趋于一致。
至于钧瓷创烧于北宋末年的观点，是北京大学一学者在神垕刘家门窑址考古发掘及对相关墓葬资料的考察基础上提出的。但正如前引郭学雷的论述，该学者在立论的相关依据上可能存在明显误判的情况，故这一观点难以成立。李民举在《刘庄窑与“明昌样”》一文也指出，刘家门窑址发掘者对所谓“北宋说”的举证非常草率，难以令人信服。其实，前面已提到，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器物与相邻的东沟窑址金代地层遗物特征高度一致，二者年代也应相同。比较而言，东沟窑址分期断代之依据更为可靠和充分。刘家门窑址发掘者在钧瓷创烧年代认识上的偏差，也反映在2011年闵庄窑址发掘的后期资料整理和研究上，所谓闵庄窑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的观点，以及金代后期到元代钧瓷烧造几近空白的说法等，或同样是误判。
刘涛也曾认为，在金世宗（大定）之前，早期钧瓷也应有少量烧造，有的年代或早到北宋末年。不过，刘涛所说的早期钧瓷，是指那种釉质、釉色等工艺特点介于汝瓷（即如清凉寺窑址出土的那种供御汝瓷）、钧瓷之间的青釉制品，即“汝钧”。如果说北宋末年确已出现钧瓷，那么这个品种就应当是“汝钧”，而非后来那种典型钧瓷（即釉的化学组成为高硅低铝，外观为厚釉且多有釉汁垂釉现象，釉色以月白、天蓝等为主）。只是，这一推论至今也还未能得到田野考古的充分证实。
（二）在“官钧”问题上的共识正不断扩大
1．“官钧”中应确实存在“精”、“粗”两类产品。这个现象是从对大量出土标本和传世的细致比较中发现的。其实，早在河南、北京和深圳学者之前，台湾学者已注意到这个现象。罗慧琪、余佩瑾都认为“官钧”可能存在“祖型群”和“后仿群”两种情况。余佩瑾还根据《遵生八笺》有关后世仿钧的记载，推测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即可能属后仿品，甚至怀疑这种仿制活动延续至清代。当然，经1970年代中期和2004年
钧台窑遗址两次考古发掘证实，不管是大陆学者说的“精致型”和“粗放型”，还是台湾学者所称的“祖型群”和“后仿群”，均为钧台窑产品。这两类产品在工艺上的差别，是“原始和成熟”的差别，而非“正品与落选品在工艺上不同表现的反映”。它们的年代也应有早晚不同。不过，作为同一种官用产品，二者的生产年代应相距不远，或为明代中前期不同朝代的产品。至于那种“官钧”生产跨越宋、金、元三代而前后相隔两个世纪左右的观点，显然有悖历朝规制和器物自身演变的一般规律，或有点匪夷所思了。
2．“明代说”的认同度正不断提升。时下，在对“官钧”烧造年代的认识上，有北宋、金、元、元末明初以及明等不同观点。而“官钧”中所谓“精”和“粗”两类产品的发现，又使其问题更加复杂。不过，至少在研究界，共识正不断扩大。近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论窑址层位关系还是器物类型排比，也无论文献还是图像，都不支持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北宋说”，而更偏向于“元末明初说”和“明代说”，特别是后者，相关证据已较充分，认同度也正不断提升。
（三）需要检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1. 早期及蒙元时代钧瓷的发生演变
在对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上，目前研究界虽已趋向一致，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比如早期钧瓷（或说“过渡期钧瓷”）的最早烧造地究竟在哪里，目前还不甚明了。对此，李民举在谈到“大定钧瓷”时曾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探索大定钧瓷的关键地区，应该在汝河两岸汝州境内，具体而言就是今天汝州、宝丰、鲁山、郏县四个地区。”这个思路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如果说钧瓷脱胎于汝瓷（“汝官窑”）的话，那么最早的钧瓷（汝钧）就很可能出现在当时汝州几个生产规模较大、工艺技术较先进的中心窑场，像宝丰清凉寺窑、鲁山段店窑等。而我们过去则把寻找早期钧瓷的重点区域放在了中心窑场以外的东沟及神垕地区。此外，蒙古时期及元代初年钧瓷的发展演变，也值得继续关注。
2. 明代民用钧瓷烧造与“官钧”的关系
前引郭木森等河南考古专家的论述中，曾谈到明代河南窑业的衰落景象。其实，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明代河南窑业，特别是钧州（万历三年后改称“禹州”）地区窑业，整体上依然保持较强的发展态势，而并不像河南专家认为的那么不堪。比如钧州窑业在有明一代似未有大的中断，白地黑花以及白地黑花褐彩等品种不仅产量大、流通范围广，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而2011年禹州闵庄窑址的考古发掘又初步证实，元末明初该窑的钧釉瓷器烧造也很兴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窑明初生产的一类内蓝釉外红釉碗，其工艺特征与清宫旧藏以及2004年禹州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的某些“官钧”花器和碗、盘相似，表明它们的生产年代相距不远。这样，钧窑从普通民用瓷到“官钧”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新发现，也初步证实了《“官钧”瓷器研究》中的一个推断：“传统产品钧瓷，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但其基础深厚，而这也正是‘官钧’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不难发现，与金元钧瓷相比，‘官钧’瓷器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之一，也就是窑变色釉（即所谓‘高温铜红釉’）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近年考古资料又显示，直到明末清初，钧釉瓷器在中原地区窑场可能仍有少量烧造。不过，就明代钧州来看，除闵庄窑外，我们至今对当时民用钧瓷的烧造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
3. “官钧”窑场的性质——官窑还是贡窑？
本文所称指的“官窑”，是依据明代文献记载，专指由中央或地方官府直接经营管理的窑场。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官钧”瓷器研究》中有相关表述：“‘官窑’是明前期宫廷等官方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官营手工业是明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宫廷消费、政府及军队所需。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备的生产管理体系。明代官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明中前期，由中央部门（工部、内府、户部等）直接掌管或下达烧造任务的窑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景德镇御器厂，瓜州、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以及钧州、磁州、真定府曲阳县等窑场。宣德间，钧州等地承担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大明会典》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这座烧造缸、坛酒器的钧州窑场，与烧造‘官窑’瓷器的窑场究竟有无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个情况却不难想象：既然酒器都要指派地方烧造，那么如‘官窑’一类的高档瓷器生产想必更为中央和地方官府重视了。”据此或可推知，“官钧”窑场的性质更有可能是中央直接经营管理的“官窑”，亦即王光尧所说的接受内府颁样和督办，专门为宫廷生产瓷器的御用窑场。
如前所述，在此问题上，郭学雷又有新的认识，他根据成化年间钧州设有“督磁贡委官”一职的史料记载，推测当时的“官钧”窑场性质为“贡窑”。“督磁贡委官”之称，载于远离钧州府治的神垕乾明山真武庙内的成化二十年“祈雨感应碑”题记，其中记有“督磁贡委官钧州医学典科郡人孙钊篆额”。由此可知，当时的“督磁贡委官”由钧州当地人、身为“医学典科（” 秩未入流的“医官”）的孙钊兼任。从他的这一身份以及他为神垕祈雨碑题写碑额的情况看，此人更像是负责神垕当地纳贡瓷器烧造事务的官员。当时神垕窑业颇具规模，正如祈雨碑题记中所言“耕读陶冶者千有余家”。据王光尧的推测，从宣德元年到嘉靖三十二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各式瓶坛罐的窑场极有可能就在神垕；驻场官员即称“督磁贡委官”，由钧州地方官府委派。而御用瓷器的督造，从同时期饶州景德镇、处州龙泉等御窑情况看，通常都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因此，钧州这个“督磁贡委官”恐怕很难说与钧台窑的“官钧”烧造有什么关系。
4. 官钧”始烧与停烧时间等问题
十年前提出的“永宣说”，虽是一个新观点，但研究上所用的却主要还是老方法——类型学。因研究手段单一，断代上就可能存在偏差。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不断扩展我们的视野，“官钧”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走向细化和“微观”。王光尧对“官钧”烧造是否始自永乐时期的质疑，郭学雷对“精致型官钧”烧造于成化时期的推论，以及“官钧”停烧时间和原因之悬案等，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钧窑可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对象之一。回顾和总结十年来钧窑考古和研究工作，或用得上一句老话：坚冰已破，航道已通，方向已明。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未来的研究仍将困难重重。经验表明，钧窑研究不能单靠一种方式方法，而必须拓宽路径，依托实物、文献、图像等方面的考察研究综合进行，多方寻求突破。也只有坚持和强化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不断攻坚克难，步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