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篇第六」13 

【原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注释】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门十哲”之一，小孔子44岁，是孔子晚年弟子。子夏性格阴郁，为人勇武，好与贤者处。以“文学”见称，《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格言。子夏晚年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尊以为师。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悝（音“亏”）、吴起都是他的弟子。

“女”同“汝”。

“儒”，《周礼》云：“儒，以道得民”。此处“道”即“仁道”；“得”同“德”，意为恩惠。也就是说，儒乃行仁道以利民者。按其字形，正是“人需”者也。

【评析】

《论语》中屡屡出现“君子”和“小人”，但却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君子儒”和“小人儒”的概念，而且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后世学者因此对其含义多有争议。既然“君子儒和小人儒”是孔子对子夏说的，那多半就跟子夏的行止有关。

战国初期，魏文侯为了开创霸业，开始攻略秦国，并占领了秦国的西河地区。魏文侯知道秦人本戎狄之后，不易被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非常向往，于是便用重礼延请了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在西河讲学，并拜子夏为师。著名的“西河学派”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

有学者认为：西河学派是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传播法家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法家学派之一，该学派对战国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

孔子去世时，子夏年方二十八岁。虽然子夏师从孔子时距离子夏去西河教学尚有七、八十年，子夏的法家思想也应当仅有苗头，但孔子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子夏思想中的“异端”倾向。如果细细探查，从《论语》中似乎也可发现一些端倪。

《论语》“子张篇”中记载了子夏的这样一段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种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与法家察势用权的精神更加接近，而与儒家所主张的“温”、“直”、“坦荡”的君子之道则颇相悖。

《论语》“子路篇”云：“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由此观之，子夏为人似有急功近利之嫌，而此正为“小人儒”之通病。

此外，孔子之所以会发现子夏的异端苗头，可能也与子夏平时较多论及出仕，却较少论及爱民有关。经统计，《论语》中“爱”字共出现九处，皆出自孔子之口。其中“爱人”三处，“爱之”两处，“泛爱众”、“爱其羊”、“爱其礼”、“爱于其父母”各一处；而《论语》中共出现“民”字四十八处，几乎贯穿《论语》全文。其中三十五处与孔子相关，且大多出自孔子之口，均为利民或教民之言。只有一处“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出自子夏之口，却显为驭民之术，而与利民无关。

子夏的“异端”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门人弟子。子夏去西河时已是百岁老人，并且由于老年丧子哭瞎了眼睛，因此很少亲自授课。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俩教授的《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因此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刻意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深透、且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从而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

孔子讲习《春秋》原本是要使人了解为政“得道”与“失道”的经验教训，要为政者“克己复礼”以使“天下归仁”；而子夏的这些弟子讲习《春秋》却是要为政者汲取“得权”与“失权”的经验教训，要为政者注重察势用权之术。

西河“讲师团”中的段干木是子夏很看重的一个学生。他“有文有行”，“怀君子之道”，“声驰千里”，名重—时。段干木一生“守道不仕”，“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魏文侯“造其门”，段干木竟“逾垣避之”。可以想见段干木对魏文侯的“霸道”野心是多么地不以为然，因此不愿出仕相助。由此可见，段干木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却颇得孔子之道。也正是为此，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之人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不让段干木负责重要的教学任务。

子夏之儒就是这样逐渐被权力筛选、驯化出追逐个人功名利禄的“小人儒”，并进而逐渐演化为以效忠和服务权力为宗旨的法家，彻底背离了“君子儒”济世利民的仁道宗旨。到战国末期时，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将其治国思想编成《商君书》，使法家彻底沦为统治者祸害和奴役人民的工具。

《商君书》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子的专用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其继任者才能阅读，是一本充斥着暴虐和黑暗味道的驭民之书。

其驭民五术为：“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即通过思想控制、留弱去强、疲敝民力、以奸驭良、剥夺私产等手段，使得民弱国强，民众为生存不得不依附国家，从而达到控制民众、稳固统治的目的。

《商君书》云：“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不到三万字，可谓字字带血，读之令人不寒而栗！自秦以降，中华民族饱受法家驭民之术的戕害凌虐，可谓苦于专制也久矣！

孔子为什么会如此警惕“小人儒”呢？北宋司马光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话，可为很好的诠释。司马光曰：“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就是说小人若有才干，便如虎添翼，可为大害。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正是因为看到“小人儒”的贻害无穷，因此，孔子才会正告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惜这话子夏并没真正听进去。

综上所述，君子儒是以济世利民为宗旨，小人儒是以个人成功为目的；君子儒忠于仁义，小人儒忠于君国；君子儒所行无非仁道，小人儒所为无非功利。总而言之，君子儒所以为仁，小人儒所以为己。

“君子儒”因为笃行仁道，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既不见容、更不见用于专制权力，因而被法家称为一“害”（蠹）。韩非子的《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习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因此自秦行专制以后，“君子儒”便其道不昌，可谓“天下无道也久矣”。

“儒家”近现代以来之所以屡屡被人诟病痛批，一个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儒法不分，让儒家替法家背了黑锅；另一个原因就是受假托“儒家”的“小人儒”所累。因此，“君子儒”与“小人儒”之间的分野，读者诸君务必明辨。尤其在号召弘扬和复兴“儒”家文化的今天，更要牢记孔子的告诫：“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要警惕被专制权力驯化筛选的“小人儒”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