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中年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此后进入仕途，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去世后谥“文忠”，后人尊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以文章名冠天下，与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而欧阳修作为宋代第一家，更被尊为“一代文宗”，对当时和后世的文风和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主张文以载道，言之有物，提倡平实朴素、经世致用的文风，并努力奖掖后进，凝聚大批文士，扭转靡弱、艰涩的文风.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诗文、词、赋的丰硕成果，确立了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地位。
一
欧阳修现存诗957首。《石林诗话》说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这里仅以《画眉鸟》一诗来窥其一斑：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诗题一作《郡斋闻百舌》，系欧阳修知滁州时所作。“郡斋”即知州官邸，“百舌”即画眉鸟别称。诗人在“郡斋”听到画眉鸟啼鸣，灵感顿生，妙悟偶得，于是托物言怀，寄情寓兴。
画眉鸟因眼上有白斑如眉而得名，形如山雀，活泼机灵，鸣声嘹亮婉转。因此，人们常喜在家中饲养以为乐。这就造成了林间画眉鸟和笼中画眉鸟两种不同的境况和命运。
“百啭千声随（一作“任”）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这是林间画眉鸟顺乎天性、生机勃勃、自由舒畅生活的生动写照。它“百啭千声”，时而在红花丛中唱，时而在低树上啼鸣，天地广阔，无拘无束。诗人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相形之下，笼中的画眉鸟可就是另一种命运了。“锁向金笼听（一作“里”）”，一个“锁”字点出了它们的寒碜相。尽管“金笼”不失为一种“优遇”，但它们毕竟被剥夺了自由，扼杀了天性，只能身在樊笼无可奈何地发出取悦主人的鸣叫。一个“锁”字，既形象描绘了“金笼”对画眉鸟的禁锢，又有力烘托出诗人的怜鸟之情及对养鸟者的鄙薄之意。赋中有比，景中有情，比兴并用，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诗人渴望打破束缚、向往自由的意愿。
“始知”二字，更是欧阳修特意强调其省察到上述道理的时间，很值得玩味。彼时是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欧阳修因替遭贬的范仲淹等革新派大臣上书抗争而被罪降职知滁州已有两年多。从他写于滁州的散文《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来看，他倒是颇为自己远离党争剧烈的朝廷，过上惬意、舒展的外放生活而感到欣慰。自由比有条件的“优遇”更为可贵，正是现实生活赋予他的新知。寄情于诗，其实是在他的心路历程中树起了一块里程碑。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欧阳修旷达的胸怀、高洁的志趣、坚强秉性的外化。
至和初，欧阳修在《书三绝句后》中谈到本诗说： “前一篇，梅圣俞咏泥滑滑；次一篇，苏子美咏黄莺；后一篇，余咏画眉鸟。三人者之作也，出于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辄同归，岂非其精神会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绝笔于斯矣。”大意是说梅尧臣作《竹鸡》（《禽言（四首）》之一），苏舜钦作《雨中闻莺》，他作《画眉鸟》，本出于偶然。但三诗均托物抒情，寓人生坎坷之慨，精神暗合，意旨同归，又似有意为之。
二
欧阳修现存词242首。其中大部分洗刷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脂粉气，体现了诗文革新的精神，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赞扬。但《醉翁琴趣外编》中多出的70首词，因俚俗、艳俗，则常被人指“浑亵”而加以贬斥。其实这种俗艳词，类似陶渊明《闲情赋》中的“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向美人素足折腰），展露了作者感情世界的另一面：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愿折腰向美人素足。幽怀深衷里，保持着心灵的自由和清高。欧阳修的雅词和俗词，共同显示了他鲜活的人性和完整的内心世界。他的俗艳词，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饮宴游赏、偎红倚翠的生活，涉及当时多种社会习俗，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可观的民俗价值和文化认识意义；同时也张扬了人性的欲求，冲击了“礼教之大防”，在庄雅的诗文占文坛正统地位时，欧阳修带头并带动后辈（如黄庭坚、汤显祖）涉足俗艳词曲创作，为俗曲、白话小说冲击雅文学发展壮大铺了先路。
这里以欧阳修写闺房儿女私情的《南歌子》为例：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
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
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在闺阁里梳妆画眉，在绣楼里描花试样，都是过门新媳妇的正常活动与情态，反映的应该是欧阳修自己的婚后生活，表现了夫妇俩新婚燕尔、两情缱绻、恩爱无极。妻子梳妆打扮以后，走到窗前笑扶丈夫，在亲昵中问妆扮何如；初次试手，描绘花样，准备开绣，却又“偎人”问字，百般撒娇，妨碍了绣花工夫。未见其人，如闻其语，有态有声，可以想见沉浸在爱情中的伉俪的幸福生活。
宋代官场昵妓成风，欧阳修自然会受到时风濡染，也有风流佻达的一面，一度沉溺于宴饮游乐，而且亲近歌伎。有一次，钱惟演在官署后院设宴款待僚属，宾客大都到齐了，只有欧阳修和一个歌伎姗姗来迟。众目睽睽之下，钱惟演责问歌伎为何迟到这么久？她答道：“大热天在凉堂上睡着了，醒来发现丢失了金钗，找了多时还没找到。”钱惟演当即对歌伎说：“如果你能让欧阳推官就此赋一首词，我就赏你一支金钗。”其实是趁机给欧阳修出个难题。
在歌伎的催促下，欧阳修即席赋了一首《临江仙》：
柳外轻雪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栏杆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归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惊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中有堕钗横。
上阙描写美女倚栏，在寂寞中待月，实为怀人；下阙通过燕子窥梁，绘出一幅夏雨晚晴时分的美人慵眠图。孤栖之意见于言外。词境蕴藉，情韵绵邈，虽艳俗却别有风味。
平心而论， 欧阳修解经论道，要求“本于人情”，写俗艳词也是体现真实的人情、人性。他的俗艳词自有其内容的丰富性和风调多样化的光彩。
三
欧阳修现存文2573篇。所有当时的文体悉备，如书信、杂文、题跋、序文、论说、碑铭、墓志、墓表、神道碑、行状、赋、记、试策、策问、经旨、诏策、传、谱、制敕、表奏、口宣、青词、祭祝、诗话等等，欧阳修佳作连篇，倍受赞扬。
在给范仲淹的一封信《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写道：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
欧阳修把谏官放在和宰相并列的地位，高度肯定谏官“与天子争是非”的作用，充分说明了谏官责任之重大。他不仅认识到谏官身系时政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天下之公议，还隐隐意识到要通过谏院和谏官逐渐形成一种对帝王行为的牵掣机制。因此，欧阳修鼓励范仲淹重视谏官之责，殷切期望他切实发挥谏官对皇帝的劝勉、谏阻作用。很显然，这不是一篇普通的书信，而是阐述谏官职责、地位、作用的宏论。
欧阳修还写有墓志铭多篇，或表露真情，成生动感人的文学传记；或展现真知，具独到的人文见解，《薛质夫墓志铭》可谓得其精髓。
大理司丞薛直孺，字质夫，是独子。两次娶妻，都没有生育。因此死后遭人诟病。欧阳修为他作墓志铭，大胆跳出传统的思想框架看问题，鲜明地提出自己通达的新见。欧阳修先认定“质夫再娶皆无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然后由此继进，概括地辩议一般性认识，并提升到理论高度来表述：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为舜娶妻而言耳，非万世之通论也。不娶而无后，罪之大者，可也；娶而无子，与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论，为舜而言可也。
举世奉为神圣教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照欧阳修看，只适用于大舜娶妻的个别现象，不适用于普遍现实，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通义。根据“自古贤人君子，未必皆有后，其功德名誉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孙而传也”，他引出议论：为恶者有后而无益，为善虽无后而不朽。
依此，人的价值，人的“罪”与“非罪”的分野，不在于“有后”或“无后”，而在于“为善”或“为恶”。廓开庸俗的宗法血缘后嗣说，而代之以伦理学的为善为恶说，意义非常深远。如此推导出有恶子不如无后的逻辑结论，未免有点惊世骇俗，其实正合于圣人“诛一夫（独夫）”“大义灭亲”的正道。欧阳修以其深厚学养基础上的勇毅与自信，长于独立思考，大胆扬弃旧说，不断标出新旨，开风气之先，确是难得的思想开放先驱。
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又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文学理论观点：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唐人徐凝在《和（人）夜题玉泉寺》诗中就提出“才命两相妨”的问题：“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到欧阳修这里才说透了。曾经有人认为欧阳修官也高、诗也好，似乎是“穷而后工”的例外。其实是误解。他的好诗，恰恰不是写在官高之时，而是产生在坎坷愁苦时期，夷陵、滁州成为他的创作丰收期，就是佐证。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细数欧阳修的生涯，欢愉何少，愁苦何多！不论官职高低，欧阳修都是背负忧患前行，始终是“不平则鸣”的穷者，而非“光荣而饱”的达者。外有所不求而内有所守，这是他能写出许多感人的优秀诗篇并总结出“穷而后工”理论的根据。他指出，士大夫有志不展，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便“兴于怨刺”，托于“虫鱼草木”之象喻，“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诗自然“工”了。他这个观点发展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丰富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宝库。
四
自宋玉《九辩》以来，古人感秋悲秋的辞赋歌诗屡见不鲜，都是写秋风秋雨、秋月秋空、秋露秋霜，而仔细描摹秋声，则仅见于欧阳修的《秋声赋》中：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急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秋声本是抽象的东西，他却用具象的比喻，从远到近，从小到大，又由近到远，把秋声表现得可感可触。
下文本该继续渲染秋声对人的震颤，却跌宕一下，问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而童子的回答却是宁静安详中透露出秋夜的美丽：“星月皎洁，星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随后一转用“噫嘻悲哉”领起对秋声的感叹和论述，文章顿时显得腾挪激荡，波峰突起。“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澹，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凛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本无形态，先借“其色”“其容”“其气”“其意”来烘托，再对秋声进行直接叙写：“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不管是春天的“丰草绿缛而争茂”，夏天的“佳木葱茏而可悦”，秋声一来，“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再绾结一句：“其（草木）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至此，完成对秋声的感性叙写，结束了文章的前半。
后半分两层转入对秋声的剖析、议论。第一层从时令和音乐的角度分析，“秋”是“刑官”“于时为阴”，又是“兵象”“于行用金”，故秋气“以肃杀而为心”。体现于音乐，秋“声”在五音里属于“商声，主西方之音”，在十二律里属于“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揭示了本赋的物情哲理主题，也为下面一层意思作了铺垫。第二层把物情哲理延伸到人情哲理（人生感悟）的叹叙，即重心所在：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由秋气使草木凋零，引申到“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种种劳碌困顿、愁忧悲苦使得“万物之灵”的人受到比草木更甚的摧残，不但红色的颜面变得枯槁，黑色的头发变为花白，而且心灵上永远遭受种种欲念的折磨和人事上的摧挫，力图以此启迪人们从天理自然运行、物情荣枯变化中把握生活和生命的律动，不要以有限的精力去争夺欲壑难填的名利，“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那只是自为“戕贼”而已。
欧阳修在饱经风霜、遍尝了人世颠沛、宦海沉浮之后，黯然回首，产生了失落感和虚无感，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有人认为此赋发挥了老庄清心寡欲、知足保和的养生之理，宣扬顺天安命、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更多的人认为作者是发泄政治上屡遭打击、有志难展的苦闷，也寄寓着对现实黑暗、人事乖忤的愤懑；也有人说是教人不要蝇营狗苟于名利，重要的是要及时有所建树，有所作为。这些见解都对，但也不全对。
欧阳修像
欧阳修只是在感秋中陈述一种自然之理，透过对客观规律的思索，在物情与人情的同异中，感受和彻悟人生真谛，并无教人采取何种生活（处世）态度的训诫。清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论述得比较客观：“天地本有自然之运，为生为杀，其势不得不出于此，非有心于戕物也。但念物本无情，其摧败零落，一听（任）诸时之自至；而人日以无穷之忧，营营名利，竞图一时之荣，而不知“中”动“精”摇，自速其老。”他指出物的飘零是由客观支配、被动地造成的，人的衰老则是主观意念上有难填的欲壑，甚至被超越体能、智慧的追求所困扰、所折磨造成的。“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林云铭把握了欧文的精髓。
《秋声赋》成为欧阳修后期文风转向苍凉萧疏的标志，也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开启了前路。
尽管欧阳修文才盖世，但写作态度极其严肃，每作诗文，必反复推敲、修改。有人曾见过他《醉翁亭记》的草稿，初稿开头用了数十字介绍滁州四面环山的情况，经多次改削，只用“环滁皆山也”五个字，真是千锤百炼，“吹尽狂沙始到金”。《醉翁亭记》全文连用二十一个“也”字，行文骈散结合，整饬中见错落，各句都以“也”字落脚，形成韵律的回环美。此文成为欧阳修文风成熟的标志，典范地代表了他纡徐委婉、一唱三叹的“六一风神”散文美学风格。
一代文宗，欧阳修当之无愧！
（作者系《欧阳修大传》二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