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 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2012年2月3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这是评委给他的颁奖词：“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
他的原话是：“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前半句，淡定，谦逊，轻描淡写。
后半句，雄壮，豪迈，奇峰突起。
1947年，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
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是谁？
朱光亚是谁？
今天，这个名字万众敬仰，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一问。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翻阅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展史，特别是早些年，朱光亚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余情况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两弹一星”元勋中，他也是被最晚解密的。
在公众场合，朱光亚也是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看到他凝重的脸色、威严的剑眉，有人说他长得像“关云长”，对他愈发感到神秘莫测。
外国人最早注意到他，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中国新闻媒体上，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美国《纽约时报》因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朱光亚（右）与钱学森
那个人是谁？美国人在猜……
其实，两个名字的排序已经暗含“天机”——如果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比作一把“枪”，这两位科学家珠联璧合：钱学森是研制“枪”的，负责导弹；朱光亚是研制“弹”的，负责核武器。
“核武器，利用能自持进行的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翻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首页上这48个字的定义，就是朱光亚撰写的。
朱光亚，是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
晚年朱光亚
唯一的一次醉酒
古人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辈子少言寡语的朱光亚，一生也喊过惊天动地的“两嗓子”——
一嗓子喊在大洋彼岸。1950年3月18日，52名中国留美学生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朱光亚的另“一嗓子”，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炸”出来的！
1964年10月16日15时，大西北戈壁滩一道强光闪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史称“东方巨响”。
那天，在撤离试验现场时，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当朱光亚转过身来，正好看到半空中升腾的蘑菇云，顿时潸然泪下。当晚，朱光亚在庆功宴上喝得大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成功组织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历史记载着：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
他身上穿的，总是那套旧军装
有人评价朱光亚，凡是不感兴趣的，他就眼皮一耷拉。
有多少钱，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马上提出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葛能全说：“能不能捐一部分，比如说50万，你自己留50万。”朱光亚眼皮也不抬：“按我说的办。”第二天，葛能全去办理捐款手续前，又特意提醒：“要不要留一部分？”朱光亚只说了两个字：“不要。”
坐什么车，他不在意。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骑到90年代初，直到70多岁，还常常骑自行车外出。其实，组织为他配有汽车和警卫。
吃什么饭，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连个食堂也没有，院长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普通盒饭，每次还把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包好带回家。他最爱吃的菜，不过是湖北老家家常菜：排骨莲藕汤、夹干肉。
穿什么衣，他不在意。人们说：“他身上穿的，总是那套旧军装。”
朱光亚伏案工作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7岁。
那天，北京白雪皑皑，天地缟素。
含泪望长空，很多人动容地说：“钱学森钱老走的那天也下雪，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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