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国风》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用全景式手法描写靖远黄河筏子客的文学作品。作者武永宝是第一个把笔端伸进西部黄河筏子客的族群，去探究那几近被历史的烟云尘封在岁月皱褶里的历史事件的一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
大河魂魄的嘶哑歌者
——漫谈武永宝中篇小说《西部国风》
的地域特色和悲情色彩
我黄河上（就）度过了一辈（哈）子，
一（耶）辈（哈）子，
浪尖上我（就）耍花（呀）子呢。
咿哎哟……
我双手嘛（就）摇起桨杆（哈）子，
桨（呀）杆（哈）子，
好象是（兀些）天空里的鹞（呀）子。
咿哎哟……好象是（兀些）天空里的鹞（呀）子。
这是中国西部靖远籍作家武永宝的中篇小说《西部国风》开篇的一曲“花儿”。
作家把这曲“花儿”安排在开篇，可以说是独具匠心的。那苍凉、浑厚、嘶哑的，带有刚性和野性质感的西部“花儿”，一下子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特定的场景之中：茫茫天际，几只苍鹰在蓝天白云间悠然盘旋；凝重裸露的黄土山梁和被岁月与河水冲刷切割得面目狰狞的红砂岩石，以及黄河两岸的村郭茅舍、稼穑老柳均箭一般向身后射去；剽悍、勇顽的黄河弄潮者靖远筏子客（又叫“排子手”）在波飞浪滚的大黄河河面上劈风斩浪，那一组组赤身裸体、雄性阳刚、漂浮流动的黄河男子汉的雕塑，以及从他们的胸腔血液里流淌出来，在苍苍莽莽的山梁沟峁间回来荡去的“花儿”，与大黄河里翻滚的波涛浪花交融一体向你迎面扑来，使你的心思不由自主地随着筏子客们驾驭的羊皮筏子在大河里的浪尖尖上翻飞，伴着他们排筏的漂流而漂流，随着他们命运的沉浮而沉浮……
（一）
中篇小说《西部国风》，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本来也算不上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末期，在九曲黄河的上游甘肃靖远段，以曾当过土匪的党黑木为首的一帮黄河筏子客，为了揽生意谋生存，从驻兰州的国民党军队军需处揽得一桩向内蒙地区傅作义部运送军火的生意。期间，一名日本间谍以为其父送灵柩为名，走通了军需处长的关系搭乘上了筏子。当筏子运输队行至黄河险段时，日本浪人的狰狞面目暴露了出来，他们事前曾做过周密细致的准备，其目的就是要将这批军火在一处异常险恶的百仞巨崖观音崖要塞引爆，炸塌山崖，堵死黄河航道，卡断前线抗战部队的军火运输线。以党黑木为首的13名靖远筏子客与日本间谍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为保住黄河航道的畅通，最后全部遇难。
在我们这个以讲故事为主要文化传播载体的古老国度里，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稀奇。故事的背景选在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故事本身而言，充其量不过就是一段抗战故事，虽不能说是老掉牙，但也没有多少新鲜感。但是，这部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一味地讲故事，不是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去摄取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以凝重的、鲜明的、独有的西部地域特色和震撼人心的悲情主义色彩，把读者带进那已逝的苦难岁月，带进黄河人曾经的生存环境，展显黄河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塑造黄河人的鲜明个性和鲜活形象，从而揭示和讴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魂魄，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用全景式手法描写靖远黄河筏子客的文学作品。
作者武永宝，是第一个把笔端伸进西部黄河筏子客的族群，去探究那几近被历史的烟云尘封在岁月皱褶里的历史事件的一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
（二）
靖远，是中国西部黄土高原黄河上游的一个滨河小县。在这里，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长城雄北，丝路贯境。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东南方向的乌金峡口入境，从东北方向的黑山峡口流入宁夏，在靖远154公里的黄土地上流淌了亿万斯年。这是一条生命之河，她用那裹挟着泥沙的黄水，浇灌着两岸的黄土地，养育着这里的芸芸众生；这又是一条暴戾之河，她一旦发怒，给斯地苍生所带来的祸端是无法历诉的。她养育着百姓又残害着百姓，她时尔温存驯顺时尔凶残乖张，二律背反的定律就凸显在她的躯体之上。如果说这条河真有灵魂的话，那么，她的灵魂已经早就依附在被她养育的黄河人的体魄上了。
靖远一带，历史上属于汉族和党项、突厥、吐蕃、蒙古、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幕幕互相争斗又互相妥协、互相残杀又互相融合的人间悲喜剧。然而，无论这样的剧目上演多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世居在这里的黄河人把适者生存的规律推向了极致。在他们的身上，善良与凶残、厚道与狡黠、安分守己与放荡桀骜是那样不合适宜地结合，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种族争斗中，逐渐形成了他们骁勇、强悍、好斗和团结、宽容、善良的奇异性格。而在黄河的浪尖尖上讨生活的筏子客们，则是黄河人最典型的群体。小说的主人公党黑木，无疑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
（三）
党黑木一露脸，就带着特别地道的西部地区靖远人的特征：按照“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光棍汉党黑木虽然不曾去搭釜抱柴烹炒黄豆豌豆，但他却仍然按照当地人的习俗，从一只大葫芦里汲了一口水胡乱洗过脸，闷湿头发胡须，用一把剃刀“将脖项以上的田地收拾得一片灿然”，这样，一个生动的、活灵活现的党黑木就出现在读者面前。
党黑木曾是靖远一带七、八支筏帮的总掌柜，青年时期又当过一支土匪的首领。他艺高胆大，曾将两个尕羊羔皮胎夹于腋下，跳进泛滥的洪水中救出了一个名叫水仙的貌美女子。又因与另一股匪徒发生火并时自己深爱的女子惨死而幡然悔悟金盆洗手，干起了黄河浪尖尖上讨生活的筏运生意。
筏子客们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有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的是兵痞、乞丐，有的是淡出江湖的土匪。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低贱，因而饱受世人的鄙视。他们生活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由于远离社会群体，信息的闭塞和老祖宗们流传下来的那些渗入肌髓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常常和他们所崇拜的神灵联系在一起。这里“天高皇帝远”，他们“不拜皇帝不拜天”，只崇拜人文始祖大禹。在他们看来，因治理黄河而流芳千古的禹王爷就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上苍，他们把自己当作禹王爷的奴仆。在他们的心目中，禹王爷都在时时刻刻替他们操心，替他们安排一切，他们只要按照神灵的意志去做就行。因此，他们经常处于一种亦人亦神、亦实亦虚、亦假亦真的状态之中。
这不，党黑木由于一场恶梦而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灾难，紧接着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老鸦”对故土家园的狂轰滥炸。当飞机轰炸前的巨大轰鸣响起的时候，他们曾一度产生了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而当“铁老鸦”下的“蛋”将一河之隔的县城炸得成了一片火海时，他们的那种恐惧感却反而减弱，添加在心田里的是只有对侵略者的仇恨。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尕日本的“铁老鸦”的残忍，而这些手里只有一根用来划羊皮筏子的桨杆子的他们，对“尕日本的鉄老鸦”下的“蛋”是多么的无奈。虽然他们也知道国家正在和“尕日本”打仗，虽然他们认为那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但是，对侵略者的仇恨已经深深地种在了他们的心里。这从党黑木唱的那曲“花儿”里就凸显了出来：
打一把钢刀清水里淬，
要杀那东洋的狼呢，
剥你的皮子者蒙鼓（呀）呢，
血海的深仇(嘛)报呢！
（四）
《西部国风》对西部黄河筏子客们的生活状况最生动真实的描写，莫过于他们在准备出发搞筏运前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了。
经过一个冬天如“冬眠的獾”一样整天倒头大睡的筏子客们，到了出门讨生活、撩光阴的节期了。他们离开了山岩中的洞穴，成群结队地来到靖远县城集中。在筏子客们的眼中，靖远县城“就是一部快乐机器”，在领到首领党黑木给他们赍发的费用后，他们在这部“快乐机器”里肆意狂赌滥嫖，其野蛮程度如同“从腾格里沙漠袭奔而来的猛烈可怖的沙尘暴”。作家通过对筏子客的这种具体生活的真实描写，让读者能够更加了解这些不同寻常的人们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
在结束了这种暂短的放浪消遣后，一个个筏子客们“像磨去锈斑的羊角刀一样变得新俊、锋利而又生机勃勃”。他们又在西关“土耳其浴堂”沐浴净身，然后就开始了他们最为神圣的大禹王庙三牲会的祭祀活动。作家把神话传说中大禹治水留在靖远黄河岸边的韵事掌故通过这种祭祀活动将筏子客们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使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具备了一种历史、人文、民俗方面奇特的地方特色。整个祭祀过程描写得情真意切，回肠荡气，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是作家对当地民俗民风的熟稔和他所具有的包括历史、地理、哲学在内的综合文学修养的显露。
这是筏子客首领党黑木在祭祀活动中向禹王爷颂祷的祭文：
神圣禹王，救民泽乡。除妖挞恶，勋绩无双。
巍巍禹王，声著四方。天灵丕显，人鬼共仰。
哲尊禹王，宰和阴阳。恩被陬居，苍黎泰康。
伟烈禹王，杲杲其上。苗裔垂衍，郁郁八荒。
先考禹王，布德赐祥。嘉佑我季，血食永享。
神勇禹王，披波斩浪。遗风有司，乃我筏匠。
威武禹王，为我护航。达彼绥远，既顺且昌。
圣慈禹王，感应昭彰。伏阙祷唱，泣血沾裳。
伏惟尚飨，先德考王! 伏惟尚飨，先德考王!
通过对这段祭文的颂祷，我们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对神灵的崇拜和虔诚。
作家通过对筏子客们祭祀活动一系列横截面的详细记录和具体描写，让读者随着他的笔端近距离地走进黄河筏子客的族群中去，在这里，人们几乎就能触摸到这些特殊人群那剽健的躯体，能闻到他们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汗臭味和羊膻味，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能听到他们那不同寻常的喘气声。
随着人物故事的发展延伸，地域环境变化，因时因地而动灵机，穿插表述了明初大将徐达追剿元皇室扩廓鉄木耳当年在党黑木眼下盘踞的将军台子山遗留下的演义史踪。这些不断恰到好处地传神运用史料和传闻掌故，起到了如同影视作品中画外音般的艺术效果，强化了整部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五）
《西部国风》是以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悲情色彩来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的。以党黑木为代表的靖远黄河筏子客，本身就生活在这片酿造和产生悲剧的土地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为的拉锯争斗，黄河浪尖尖上的讨生活，他们实实在在地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苦难日子。这种奇特的生活环境氛围也就造就了他们强悍、果敢、敢于挑战和勇于冒险乃至不怕死的性格。小说中一个也许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细节描写，特别能体现筏子客们的那种带有残忍性质的强悍，那就是筏子客们在大禹王庙里的祭祀活动上一个叫做麦非给的筏子客宰杀藏獒的过程。作家在小说中交代了这一习俗的由来则是源自于北宋大将王韶在此地与吐蕃人的一次会盟。吐蕃人会盟时先将凶猛的藏獒折其四肢，再断其头，献于神灵前，其目的是为了向宋人显示自己的孔武和勇蛮。但这种来自遥远的历史传说中的习俗却被筏子客们传承了下来，成了他们显示自己强悍气质的一种表现形式。
负责宰杀藏獒的是党黑木的手下伙计麦非给。这是一场特别震摄人心的宰杀场面。当麦非给按照祖先们遗留的方法将藏獒的四肢“如同折白杨木的树枝一样”折断后，痛急了的藏獒突然挣脱了绑嘴的绳索，并扬嘴嵌住了麦非给的肩胛骨。这种场面其惊险程度不但令在场的所有筏子客们心惊肉跳，就是每一个读者读到这里也感到心中发怵。这时候的麦非给如果稍一怯趟，或是手稍微一松，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但这个麦非给非但不怯趟，竟然能用那种极其坚韧的心理素质和藏獒抗衡，而这种抗衡无疑是一种强强对峙，这就需要具备非凡的胆量和超常的勇气。当然，那条凶猛的藏獒最终被比它更凶猛的麦非给结过了性命。作家把如此惊险的一幕安排在麦非给身上，意在初步向人们显露这个群体的整体勇蛮程度，这就为他们后来在黄河险段的河面上与日本人的殊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在这篇作品中，有一个情节虽然不是作家安排的全篇的高潮，但它确实是全篇中最精彩的一幕。通过这一极其精彩悲壮的场面，我们更能体会黄河筏子客们的那种勇蛮、刚烈、好斗、视死如归的个性特征。
正当筏子客们祭祀活动告一段落，他们将已经供奉完神灵的三牲肉体烹煮完毕，开始大吃大喝的时候，头顶又飞来了尕日本的“鉄老鸦”。这是一架掉队迷航的飞机。当党黑木指挥众筏子客们四处躲藏的关口，党黑木的干儿子、年轻而血气澎荡的马尕尕突然攀上禹王庙的屋顶，他挥舞着手中丈余长的白杨木桨板向尕日本的鉄老鸦莽撞地却又不失勇敢地发起了挑衅。也许，在某些聪明人看来，这种“鸡蛋碰石头”的情节读来实在很可笑，很滑稽，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是这部小说通篇描写中最有力度和高度的场景，它把靖远筏子客或者黄河人或者西部人或者中国人的那种拼搏精神、抗争精神，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表现得大气凛然、淋漓尽致。
这一精彩情节的安排，在作家的初衷中，还是在为后来黄河要塞观音崖下的大搏斗进行铺垫，可能连作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铺垫”竟成为全篇最闪光最耀眼的亮点和看点。读完这一段，就会让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面前，不要说一个尕日本，就是十个、百个尕日本也奈何她不得，而只能被她所战胜。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魂魄，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所以不可战胜的根源之所在。
当然，整个筏运过程也写得精彩异常。且不要说筏子客们和尕日本的间谍进行水上搏斗慷慨赴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场面，光是那巨副筏排将要经过的黄河塞口如狼舌头、黄崖礁、蒸人锅、煮人锅、一窝猪等等塞口名，听了也让人毛骨悚然、头皮发麻。整个筏运过程写得大气磅礡，荡气回肠，而和日本间谍的搏斗也写得有智有勇，有张有弛。哟，我们还是少一些絮叨，把它作为悬念，留给读者诸君自己去品评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资治通鉴·唐记》里记载的一位突厥人对他们的可汗说的话，他说：“释老之流，叫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这位有远见的少数民族先祖为他的上司建言，要拒绝那种荏弱的文化，而要保持“用武争胜”的锐气。这个老突厥的话虽然多有偏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非常难堪地承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种强悍勇猛的血性、狂放刚健的精神魂魄却实实在在离我们越来越缥缈淡远了。我们长年累月地汲取着那些缺乏钙质的精神食品，我们的骨骼里到底还有多少真正的钙？再过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还会不会知道什麽是汉唐雄风？
（六）
西部的地域特色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文学观念。这种地域特色是以远离现代文明的意味为特征的。为了烘托和渲染西部地域特色和悲情色彩，作品大胆地、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广泛流传于黄河上游青海、甘肃、宁夏一带的西部“花儿”。这种表现手法的重复运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突出主题、增强阅读吸引力的效果。除前面引用过的两曲“花儿”外，还有好几曲“花儿”都非常精彩，与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十分贴切。如筏子客们在赞赏被他们的首领党黑木从黄河的惊涛骇浪中救出的美貌女子水仙时这样唱道：
天上的月亮(嘛)升上(呀)来，
星宿们的光气(嘛)给压来，
尕妹是人间的人(呀)不是，
天仙女落凡者下来！
脸如(嘛)银盆的手(呀）如雪，
黑头发赛丝(呀)线呢。
嘴是(嘛)樱桃者一点(呀)血，
大眼睛明亮者赛灯(呀)盏呢。
葡萄叶子里一湾湾水，
风刮者是水动(呀)弹呢。
毛洞洞眼睛的尕窝窝嘴，
说话者是心动(呀)弹呢。
在我们前面讲到的筏子客马尕尕攀上庙顶高举桨杆向尕日本的鉄老鸦叫板挑衅时，他“瞪着血红的双眼粗野地吼骂”：
贼娃子进屋者要偷个油呢，
捉住了要割你娃的毬呢！
野狼进圈者要叼个尕羊羔呢，
套住了要吃你娃的肉呢!
为了更加突出西部黄河流域靖远地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域特色，作家的选材大都采用写实手法，篇中的很多情节和细节都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出处和影子。如筏子客首领党黑木和他的干儿子马尕尕住的那孔岩洞里的壁画，其原型就是靖远的吴家川岩画；靖远的筏子客们当年和兰州、皋兰的筏子客组成水上运输队，从四川的广元向重庆运送军火物资，曾为全国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当地流传的“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说就是来源于此，筏子运输队的组织者孙越琦确有其人；而日本侵略者错把靖远当兰州进行狂轰滥炸的史料均在当地的史志中能找到出处。这种写实手法的广泛运用，更加增加了作品浓厚的地域特色，更加增添了作品的艺术穿透力、感染力和可信度。
（七）
武永宝是一个从小就在黄河的坝拜（加个土旁）上剜苦苦菜，在红沙岩崖的窨子里套鹁鸽掏鸟蛋的黄河的儿子，他是头枕着黄河的波涛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这条大河就像对老家庭院里的那座老碾子或者门前的那棵老柳树一样熟悉和了解。大黄河里亿万斯年流淌的故事通过爷爷奶奶的讲述已经早就流淌在他的心田和血管里。即使出门求学或是远走新疆，故乡黄河的波涛一直在他的胸膛里涌动。加上他比较系统扎实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根基，他对黄河的认知就要比常人更高更深。他对黄河的透视已经摆脱了表像，而向其纵深处延伸。除《西部国风》外，早在1994年就已脱稿的中篇小说《虎豹口》和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黄河远上》等一系列黄河风情作品，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虽然《西部国风》已经荣获甘肃省专业文学奖《黄河文学奖》和白银市首届《凤凰文学奖》一等奖，但就其作品已经达到的综合艺术水准而言，笔者认为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有失公允的。客观地讲，他的黄河风情作品应该最起码在西部和黄河流域引起人们的应有重视，就是在当代文坛上，也应该有他的黄河风情作品的一席之地。
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吧，有一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写了一篇《北方的河》，他描写黄河的河面“像流动的金属块”（笔者推测他的河是河套地区的河）。这位作家非常幸运，其作品被当时一位文学界的重量级大师看到，曾发出过“10年再别写河了”的感叹。那时候，武永宝还是一个整天在河沿上耍水不知道归家的调皮鬼，他可能没有读过那篇在平缓的“北方”流动的“河”，也可能还不知道大师曾有过这样的断言。而中国西部黄河大峡谷里风姿绰约、风情万种、波飞浪滚的黄河就在那时候已经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他的构思和酝酿。当黄河沿上的那个调皮鬼能提动笔写黄河的时候，他笔下的黄河已经不是表象的黄河，他写黄河表象下面的内容，他写黄河的生命、黄河的精神、黄河的魂魄，他写得更多的还是黄河的精灵——黄河人。假设武永宝的黄河作品有幸被大师看到，我猜想不出大师将作何评价！
笔者只所以把这位写母亲河的大手笔称之谓“嘶哑歌者”，乃是因为感到他对母亲河的吟唱特别地费劲，非常地吃力。他的吟唱可能如黄河里流淌的黄水一样带有太多的泥沙，他的沧桑的音调可能缺少必要的妩媚和时尚，他的歌喉也许带有西部黄河筏子客们先天性的沙哑甚至声嘶力竭。所以，他的吟唱尽管十分地买力，十分地投入，十分地玩命，可是能听懂他和欣赏他的吟唱的人（最起码在目前）还不是很多。当我们经常听到文学界和影视界的名导大编们因为得不到好作品、好本子而抓耳摁腮的时候，当那些令人作呕的肥臀大乳充斥银幕和莹屏的时候，当那些乏味的文字正在麻木着我们的阅读神经的时候，这样高品位的文学艺术品却很少有人问津，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丝淡淡的悲哀。
（该文曾发表于《甘肃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