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1月份写的傅达仁安乐死的文章吗?后续来了。近日,他的家人公开了傅达仁安乐死的最后画面:
傅达仁说了一大段告别语,最后一句话便是再见。
在24日的安乐善终促进成立大会上,遗孀郑贻谈起丈夫时表情平静。她说:我们家属很放心的是他走得平安,很喜乐。
傅达仁生前,一直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一直在致力于安乐死教育,接受死亡,坦然面对,本就是最伟大的事,人生在世,如果痛苦能少一分,都是幸运。
01
亚洲首位安乐死的中国人
“我是傅俊豪,我爸爸是傅达仁,今年6月的时候,他顺利的到瑞士去完成了安乐死,是亚洲第一位前往瑞士完成安乐死的中国台湾人。”
主人公的儿子曾经这么向媒体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老爸。
他的老爸傅达仁曾经是台湾的篮球选手,一生履历非常丰富:
代表台湾出赛获得冠军,当过篮球教练,后来他担任体育主播,采访过7届奥运,访问过拳王阿里、姚明、黑珍珠贝利,获得过电视金钟奖,也登上过央视春晚。
可以说一辈子都奉献在体育媒体界,人家都说大陆宋世雄、台湾傅达仁。
所以到他晚年生病时,那种反差,其实是一般人很难以想像的。
▲傅达仁专访篮球明星姚明
两年前,傅达仁84岁,有一天突然反覆发烧,去到医院检查了之后,发现是胆管阻塞,在他这年纪,胆管阻塞是很危险的,万一造成黄疸,就很可能走了。
傅达仁按照医生指示去装支架,把胆汁排出,但支架只能使用半年,半年后就要换一次,装到第三次就可以领残障手册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前半生的尊严,只用短短一年半就被疾病摧毁了。
▲傅达仁的日常用药
可是不幸并不会因为他是名人就放过他:装第二次支架并且切除了胆的同时,他被诊断出胰脏癌。
绝望之际,傅达仁提出了安乐死的想法。
当时,他的儿子一路看着父亲越来越衰弱,走路渐渐需要人搀扶、需要使用拐杖、不断腹泻,也吃不下东西,生活品质渐渐下降,心里非常痛苦——却什么都帮不了他,只能看着他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
在台湾,安乐死并不合法,所以只能尝试着靠止痛剂、吗啡减轻痛苦,可是越到后期,傅达仁使用止痛剂的剂量越来越重,而且已经无法缓解。
于是家人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建议他写回忆录,结果他半年就写完了,书也顺利出版。
然后他又开始吵着去瑞士,家人又让他学画画、开画展,于是他花三个月学油画,画了40、50幅作品,开始开画展,大概安静了半年,接着又开始说要去瑞士。
为什么要去瑞士?因为瑞士“安乐死”是合法的。
他不想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这么痛苦,他想要快快乐乐,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终于,有一次他的画展开到一半,他说他不行了,所以去年11月,全家人带着他去瑞士安乐死机构,他直接就想要在当地安乐死,怎么劝都不肯回来。但对家属而言,不仅要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内心也是非常不舍的,所以那一次,因为家人的“私心”,傅达仁并没有“死”成。
半年之后,傅达仁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只剩下49公斤,甚至等不到儿子的婚礼,也要“安乐死”。于是,时隔半年之后,在全家人的陪同之下,再次奔赴瑞士,这一次他真的要走了。
安乐死机构准备了两杯药,第一杯是止吐剂,第二杯是毒药,喝完止吐剂都还是可以后悔,但傅达仁毫不犹豫,就这样喝完第一杯,再喝下毒药。
躺在儿子的胸口,他安详地闭上眼睛,失去了呼吸心跳。
“父亲是亚洲第一位安乐死的中国人,我想他的离开,也带给大众一个讨论和反思的空间。”
生与死是一组对立的矛盾,谁都无法避免。就中国家庭来说,对于新生命的诞生,全家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但对于死亡的话题,很多家庭是讳莫如深,并不能坦然面对。
甚至在很多人眼里,死亡表征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代表着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于是,对于危重濒死的家人,很多家庭宁可痛苦地让他活,也不敢有尊严地让他死。
02
为什么人惧怕“安乐死”?
电影《天道》中的大哥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
“就算是父亲是植物人也不能拔管子,我是长子,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不能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别说家里还有点钱了,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保住爸的这一口气。”
面对着法律、伦理、社会、家庭、观念等的系列争论,中国人习惯性地做出生命的长度这种选择。
然而生命权是基本的人权,也是最高的人权。泰戈尔说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毕竟“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在相关配套制度以及现实条件还未具备的情况下,法律不可能允许“安乐死”合法化。
而这,正如白岩松所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什么是“死亡教育”?
还记得去年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吗,遇难的孩子所在小学校长的做法,我认为值得借鉴。
这位校长的做法是非常赞的,他颠覆了那种传统的谈论死亡而“讳莫如深”的态度。
豆瓣评分高达9.6分的《寻梦环游记》,这部催泪大片除了好看,简直是最好的“死亡教育”教科书!
据说,这部影片本来是不允许上映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人忌讳的“死亡”的话题,但是审片的时候一堆大老爷们儿看完都抱头痛哭,于是破格允许“亡灵”这种禁忌题材上映。
这部影片里讲到了墨西哥一年一度的亡灵节,传说中这一天,是去世先祖们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人类世界,与自己子孙后带“团聚”的一天。
在给孩子人生的“乌托邦”与现实的血腥之间,在理想国与一切都会终结的惨淡之间,这部片子用光影来告诉每一个大孩子和小孩子们:生死之间,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 “什么是死亡?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就跟《植物大战僵尸》一样,要去打仗吧。”
● “死亡就是……就是像马航一样,飞着飞着人就不见了。”
●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死亡应该就像雷锋、孙络络一样,肉体没了,灵魂还在。”
● “死了就会变成星星了。”
● “人死了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但他还能在天上看见我们。”
● “死了就是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里头没阳光,很孤单很寂寞。”
家长们大多相当避讳“死”字,他们这样“美化”死亡:
● “灵魂想要离开肉体,回到天空中去”
● “‘死’就是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很美,但现在你还不能去。”
● “死了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 “就是另外一个国度去了,去了之后,就不能回来了。”
● “XX(去世的人)享福去了。”
绝大多数孩子坦言父母一般不让他们提关于死亡的话题,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更多是来自影视作品和书籍,以及在学校接受的一些关于爱国英烈的主题教育。
其实,最好的保护,是家人亲口告诉孩子坏消息,并教他如何直面现实。
美国家长便是如此,他们会让孩子从小接受正确的死亡教育,让孩子毫无阴影地正确对待生死,通过实现更有意义的事来提升生命质量。
在“死亡课”上,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会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通过表演的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等。
孩子们还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到郊外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把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的床榻,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在教育孩子认识和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可以灌输给孩子生命只有一次的观念,教育他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过好每一天。
03
躺了半世纪的植物人
1963年,就读高中、担任校内仪队队长的王晓民出车祸,头部重创成为植物人。她的父母不愿放弃治疗,庞大的医疗费用,几乎用尽家财,轮班照料王晓民.
抽痰、按摩、带她晒太阳......王晓民卧床的数十年间,都没长褥疮,但时间无情,王晓民的父母一天天衰老,两老担心他们走后没人继续照顾王晓民,多次上书申请“安乐死”都没有得到批准。
几年之后,晓民的父母亲相继离世,晓民由专业机构照料,活到了64岁。
但作为植物人的王晓民,躺了47年,到离世之前都没有清醒过来。
当了25年医生的陈秀丹,因为在死亡第一线上,除了病人的痛苦,更多看到的是家人的不舍。
她亲眼见到一名高龄老太太病患,全身插满了管子,不能自主行动,也不能说话,非常痛苦。但是她的儿女就是不愿意放手,哀求医生继续治疗。
正是因为看了太多,所以医生也忍不住怀疑:秉持着孝心,看到父母生病就要医治,却忽略了病人本身所承受的痛苦,但这真的是病人想要的吗?
04
华人世界避讳谈死,但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现在的医疗科技发达,若以人工插管延长生命,重症病患平均还可以存活5到7年。活着从来不是难事,难的是生命“只剩下”活着。
知名作家琼瑶的丈夫,皇冠文化集团创办人平鑫涛,罹患血管型失智症,医生建议插鼻胃管,但琼瑶反对,而与继子女发生纠纷。
根据琼瑶描述,平鑫涛2014年曾写信给儿女,表明自己未来若是病危,不想要做积极维持生命的治疗:
“一、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二、所以,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平鑫涛与前妻一家合影
后来平鑫涛经历中风、失智症,2016年3月,医生建议插鼻胃管,遭到琼瑶反对,她认为应该遵照丈夫的想法,但继子女觉得,父亲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双方为此决裂,最后琼瑶让步,平鑫涛插上了鼻胃管。
琼瑶说这是两种爱的拔河,子女的爱是只要爸爸活着,他们的爱没错,但是等待奇迹,其实是对医学知识的缺乏,而自己的爱是包含了对丈夫的了解,不忍心丈夫插管陷进“生不如死”的绝境。
“当你有一天不能动了,你觉得你上厕所,谁帮你脱裤子擦屁股,会让你最自在?”
“从原本健健康康的人,到后来罹病、不能自理生活,你有办法接受别人长年这样照护你,甚至是换个角色,你有办法长期这样照顾你的家人吗?”
重症患者曾经这样质问。
学会了优生,却不懂得优死,不管对生者还是病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死亡教育观。
宋美龄过了一百岁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糟糕,还让我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不知道那个长度还有何质量?
“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泰戈尔有对生命的认识,而中国呢?我们的敌人就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给我战胜它。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人终有一死,对于病人来说,什么才叫走得有尊严?对于家属而言,怎么样才能学习放手?跟生命说再见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却都是人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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