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萍、郭勇：四川存古学堂及其嬗变——兼谈它与蜀学的传承发展（上）
张丽萍、郭勇 儒藏 2018-08-23
清末科举废除、书院停办，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学明显失势。重臣张之洞担忧中国固有文化从此衰微，倡导设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四川存古学堂遂应运而生。民国后，于学堂旧址上，续办国学馆、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最终成为国立四川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堂”至“大学”，前后历时二十一载(1910—1931年)，展示了在“欧风横扇，国学销沉”的困境下，为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所作的努力，为“国故之学”的自新和发展所作的拼搏，为“蜀学学脉”的承传及其向近代的转型所作的探索，以及对川省文教的振兴所作的贡献。
一
缘起与嬗变
（一）四川存古学堂的缘起
1、中学式微与学术救亡
近代以降，西方文明自西徂东，催促了中华“数千年大梦之晚醒”，从“华夷之辨”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的知与行，表达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吸收和内化的心路历程。旧学因其不切时务，不能满足变动的近代社会所需，日益被认为是“无用之物”。风会之下“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国人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日益羡慕、尽力接受的态度。
就在西学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时，有国粹派人士（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振臂疾呼“学术救亡”。在新学者眼中，看到的是旧学的无用和国粹论者的守旧，“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而国粹论者则痛感“欧风东渐，国学几灭”，心怀“亡学亡国之惧”。与之同时，面对书院废弃后旧学面临的生存危机，有大吏名臣（如张之洞、赵启霖等）亦在苦思挽救的办法，寄希望以特种学堂的方式保存儒学。在张之洞的倡导与主持下，湖北存古学堂于1907年8月正式开学，全国争相效仿，四川亦居其一。
清末，蜀中耆老鸣叹“呜呼！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道之存亡，责在天下”！民初，川中名士更发出“欧风横扇，国学销沉，济济青年争趋科学，不惟有《论语》代薪之慨”，“纷纶华夏文明将因暗欎”的悲愤……表达了官绅在新旧更替之际，不忍“礼崩乐坏”的忧患意识，意图藉国学途径达成济世救国、光复文教的志向。
正所谓“天其或者欲大兴礼乐，而以兹学启之乎先”（《四川存古学堂募捐启》），四川官绅亦将宏愿寄托于“创立学堂，以维国学”，“讲求国学，以培植本原”，“储后来之师资，维本国之学术”。四川提学使赵启霖（1859—1935）在《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公文》中，认为朝廷罢制科，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本是“取长补短，宏济时艰”之策。而流弊所在，“趋新”“厌故”的风气，使国粹日就湮微，西洋文化辗转灌输，本国文学愈有“萎缩之势”……长此以往，不及十年，不仅学堂难觅课经讲文的教师，而升入大学、通儒院者亦不可得。赵启霖推崇中国文教“甲于五洲”，称它“足以匡扶世教”，又将矛头直指近代输入的西学，鄙其肤浅、斥之浮躁，如果任其泛滥，“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他提出“既有各种科学之学堂以增进智识，不可无讲求国学之学堂以培植本原”。赵启霖创设国学学堂的主张，得到川督赵尔巽（1844—1927）的称许，认为“所论近今学术流弊洞见症结，保存国粹自属不可缓之图”。
2、宏扬古道，保存蜀学
1909年，宣统皇帝“新御天下”，“敕各部立存古学堂”，四川官绅不愿坐失“旷代难得”之机会，错失振衰除弊的时机，故以“导扬风气”为己任；同时，出于对本土文教的维护，对蜀学传统的感情，倡导宏扬古道，保存蜀学。
按照具备学人、学校、学术之为“蜀学”的观点，自汉代文翁兴学，“蜀学比齐鲁”。宋代“蜀学”成为中国三大学术主流之一（理学、新学、蜀学），杰出人物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张栻、魏了翁。降至近代，“蜀学经历了社会大变革的激荡而蓬勃振兴”，如自尊经书院就涌现出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杰出人才，他们“托古改制”，变法维新，传承蜀学，名扬中华。
文化自豪感和乡土眷恋情结，使设学之举成为四川官绅的共识。鉴于蜀地僻远，财力匮乏，川人顿感忧虑，“然蜀形势偏远，非有湖北、江苏之便也。斠公家财力，非湖北、江苏之富赡也”，为此官绅联名发出公帖，号召仁人志士、有道君子、耆老后彦为创办四川存古学堂各尽其力，“上以赞扬圣化，下以砥励末俗，使古道益闳，则吾蜀幸甚”。为存古学堂发起募捐的官绅，即有：刘紫骥、伍肇龄、罗缃、蒲殿俊、谭焯、曾培、周凤翔、徐炯、胡嵘、蔡镇藩、陆慎言、傅崇榘等，均为蜀中乡贤名士。
（二）建立及嬗递
1、四川存古学堂的创办
四川存古学堂创办于1910年5月，时距张之洞创办湖北存古学堂三年。其发起据何域凡《存古学堂嬗变记》记载：“时川籍在楚人士，补用道员华阳范溶（尊经生）、绵阳陈纬、成都顾印愚（尊经生）、乐山王兆涵等，投牒于蜀学使署，请照武昌例设存古学堂，以维国学。及赵学使启霖莅任，即据此创立。”赵启霖曾任河南道、江苏道、山西道监察御史。1909年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旋署理四川提学使，这位深得张之洞赏识，且有“通儒宿学”之誉的官员，到任后即筹划四川存古学堂。
学堂选址在成都城南清昭勇侯杨遇春（1761－1837）故宅（即今成都十六中址）。原拟办农事试验场，未果，经赵启霖请于总督赵尔巽，以该址立宋四先生祠，兼办四川存古学堂。经对杨侯故宅略加修葺，校舍初就。学制仿照江苏存古学堂，三年毕业给凭。由提督司按其学业深浅程度，派至中小学堂充当教员。三年届满愿留堂深造者，则参仿湖北存古学堂章程，以七年毕业。学堂的管理及教员，设有监督一人，教务长、斋务长、庶务长各一人，监学二人，经学、史学、词章正副教员各一人，算学教员一人。经耆老公推，聘谢无量担任存古学堂首任监督（校长）。学生则由提学司通饬全省，“选求文理素优之生徒，备文申送，严加甄考”，名额初定为100名.
学堂校址北濒锦江，平壤清幽。“本校堂舍占地面1424万平方尺（注：市尺），地质均系膏腴，环校俱农田菜圃，近与华西学校为邻。”由于存古学堂的开办，这里被命名为“黉门街”（黉门乃学宫大门，旧时称士子考上秀才为“身入黉门，天子门生”），后学堂改建为国学学校，所在地易名为“国学巷”。
2、存古学堂的承传及其嬗递
民国肇始，迎来共和时代，前清存古学堂失去依托，如甘肃存古学堂于清帝退位后，随即结束。而四川存古学堂却在新政体、新民智下获得存续和发展的空间。
辛亥革命后，四川即“以前清存古学堂基址，与旧日原有之学生及经费”组成国学馆（1912年2月），以“存古学堂国学馆”的名义继续开办。国学馆分为三部：教科部，印刷部，杂志及讲会部，据《国学馆简章》所载，原有存古学堂学生概为旧班（又称本班），并新招预备班，办学宗旨及学科设置等，多沿袭存古旧制。
1912年，四川都督尹昌衡（1884—1953）于成都三圣街设国学院，拟修四川通志，延请名宿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同年11月，省议会以院、馆性质相近，为节省经费，将国学院与国学馆合并，院址则迁至存古学堂旧址。院正由吴之英担任，原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与刘师培同任院副。国学学校附设于国学院，刘师培以院副兼任校长。“仅刻一小牌，悬于二门，行文对外则用院名，一般人士，只知有国学院，而不知存古学堂改附于院为国学馆”。学校章程还特别说明：“本校系赓续前清存古学堂办理，即以前清宣统二年五月开校为开校之始，”表明了与存古学堂的继承和渊源关系，课程也酌采存古章程“变通办理”。
1913年，存古旧班毕业，官绅以事关国学前途，呼吁从速设立国学专门学校，院正吴之英呈四川民政长公函称，“当此科学分立，国学不振，似应另立国学专门，以弘造就”。就当时的教育形势来看，学校日多，国学教员至为缺乏，所以不乏生源和毕业出路，而且续办国学学校也契合时下的复古思潮和政治气候：一方面，官方力倡“崇孔教而维人心”，训令各校“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另一方面，以“五老七贤”为代表的遗老名宿坐拥四川教育界，对世风学风有极大影响力。
1914年3月，省行政公署以经费支绌，废院存校，专办国学学校，延聘廖平接充校长。当时的军政首脑、地方绅士对国学学校推崇有加，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训令中称：“川省国学学校既由前存古学堂递嬗而下，与本省教育情形实有重要关系，允宜力谋整顿，积极进行。”四川省长杨庶堪（1881—1942）亦称许，“国学为国民精神所寄托，并与各科学智识在在相关。此科若无根柢，其阻碍科学之进步者弊犹小，其断丧本国国民固有之精神者害实深。此川省自反正以来所以有国学学校之设也”。
1918年8月，经省行政公署审定为“专门学校”，易名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并将课程严为厘定，旧学之外加以新学，比前增多数倍”，先后由廖平、骆成骧、蔡锡保任校长。
1927年“改大”之风遍及全国，成都农业、工业、法政、外国语、国学五专门学校，均各自申请改设大学。因单科不符规定，遂由“五专”合并，改为公立四川大学，各设为院。国学专门学校则改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中国文学院迁至国立四川大学本部皇城坝，原存古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即今成都十六中前身），40年代，存古学堂门联、内设的四先生龛位与杨侯故邸遗迹一并毁去。
从1910年迄1931年，几经嬗递，六易其名，均以国学一脉相承，校舍依旧、宗旨相近，由此将其归入一体是合乎情理的。
（三）存废与经费问题
由晚清名臣奏请设立的四川存古学堂，得到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参与。但随着时势变迁，学校面临存续挑战和压力，尤其进入民国后，既被“部定新制”（ 壬子癸丑学制）排除于系统之外，加之不教授谋生手艺，仅凭官厅拨款、学费收入已是困难重重。
当初设立四川存古学堂，只是暂定章程试办，“俟奉部颁章程，即照部章办理”。1913年依照部颁学制，被明令“毋庸继续办理”，“俟原招学生尽数毕业，即行停办，不得再行添招新生”。为了挽救学校的命运，先是请将学校改名国学学校，“以冀名实两符”。继后又并试图从新学制的规定中，找到专门学校的名分。提出国学学校系由存古学堂、国学馆递嬗而来，拟援照部令高等师范专修科规定，名为四川国学专修学校。教育部未予批准，但仍允许其继续开办。虽未获准立案，校方却自称按高等师范专修科办理，自号“专门学校”。直到1918年杨庶堪的帮助和干预，才实现了办学者的夙愿，将学校改组、更名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名正言顺地以“专门学校”办理。
作为官立学堂，存古学堂所需经费概由学务公所拨给，据查，1910年拨款共领银5380两，学膳费共收银4000两。由于财力有限，在聘请教员、购置书籍等方面“心余力绌”，加之学生有加无已，经费已不敷用。民国后，其经费由省议会议决预算，由财政厅支给。由于经费定额过少，学费收入微薄，学校开支捉襟见肘，连年苦叹“经费每苦支绌，不能添聘教员”。校舍、讲堂得不到维修、添补，学生或分住校长廖平的私宅，或将教职员各室侵占。1918年改组为专门学校、大量增加了新课程，经费困境显得更加尖锐。校方在与省长公署呈文中，列举了种种不堪之状况：债权方纷纷追讨，无从借贷，多方挪移，难以为继@@《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为经费不敷呈四川省长公署》（1920年6月），“存古学堂档案”。##。对比各专门学校，常年经费均高于国学专门，如“工业”6万余元，“农业”、“法政”3万余元，而“国学”仅1.4万元，恳请政府追加经费，“以示平均而维教育”。
二
办学宗旨和风格
一校校风与一地学风、文风相勾连，存古学堂弦歌不辍，与官绅共襄以及地方文教大有关系。在当时，传习国粹、弘扬蜀学，并非成都黉门街一处，但惟有此处国学一以贯之，文人耆宿群贤毕至，隽雅杰出之士在此受教，附设存古书局，设立国学会等，发挥出国学基地、蜀学中心的作用。
（一）明宗旨：存国粹、宏教育、储（出）其才
学堂（校）存续的二十余载，虽经改朝换代，办学宗旨仅微有出入。1910年四川存古学堂的宗旨为“保存国学，俾此后中等以上学堂教师不致缺乏，并可升入大学，或就通儒院”。1912年国学院附设国学学校的宗旨为“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保存国粹”。1914年四川国学学校的宗旨为“研究国学，发扬国粹，以造成中学师范及各项学校国学教习”。1918年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的宗旨为“因保存国粹，仿部章各种专门学校办法，以养成国学专门人才”。概而观之，体现出三大原则，即“存国粹”、“宏教育”、“储（出）人才”。
“存国粹”是各校的立校之本。“照得前清四川存古学堂之设，原为保存国粹，养成国学专门人才起见，察其用意深，与东西各国注重国学之旨相符”，不论是“保存国学”，还是“发扬国粹”，历年章程中均无一遗漏。对于保存国学、发扬国粹，1907年张之洞倡导设立存古学堂时，希望保存中国之文字经史、道德人伦、文理词章，使之“万古不磨”，而四川存古学堂的学科，也是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等“国故之学”为主体。对于宏扬古道、保存蜀学，《四川存古学堂募捐启》中，列举了需推行的三项要务：一、备其器，二、征其文，三、储其材。所谓“备其器”，主要是指收集金石、器物等；所谓“征其文”，是指征集图书，丰富庋藏，并雕刻乡先贤遗书，保存善本；所谓“储其材”，是指培养国学人才。
“宏教育”是各校的教育方向。正是基于“道微文敝，中国所以立国之本渐趋于坠弛”，发起建立四川存古学堂，而且当学校面临裁汰时，四川官绅的呼吁也最为强烈，“咸以为此项学校裨益全省教育，良非浅少，自应力谋扩张，用收宏效”。
“储（出）人才”是各校的办学目标。当务之急是造就国学教习以应目下之需，长远目标是为国家、为四川“储其材”，校方就曾强调“盖发扬孔教含识，同情国学，关系国本，需用甚宏，更赖有专修之材共延坠绪”。因此提出学生毕业后，“均有改良学术，发明哲理责任”。
（二）汇聚名流：聘儒学通材、文人耆宿
吴之英曾撰书学堂门联云：“斯道也将亡，难得四壁图书，高谈周孔；后来者可畏，何惜一池芹茆，不借渊云。”以之激励同辈学人、后进之士自励自省。当时的存古学堂云集了一批国学大师，他们在学堂（校）“讲肄切磋，研精古训”，进行国学保卫战。
1、历届校长
1913年，吴之英以病请辞国学院院正，致书四川军政府荐贤举能，所举荐谢无量、刘师培、廖平，先后就任校长。
谢无量（1884—1964），名大澄，四川乐至县人。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工书擅诗，名重于世，书法素为名家推重。1910年得乔树楠（学部左丞）、周凤翔（四川高等学堂总理）、吴之英推荐，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是时谢无量才25岁，自知根基尚浅，谦逊地拜吴之英为师，谢既是校长又当学生，传为美谈。谢上任后，聘请名流任教，先后有曾学传、杨赞襄、吴之英、罗时宪、廖平等30余人来校任教。存古学堂缺乏图书，又缺资金购书，谢无量请于当局，将已停办的尊经、锦江两书院的图书（包括刻书木版）全部由存古学堂接管。谢无量和易近人，循循善诱，师生之间，谐如兄弟。1912年夏，离校出川到南方各省游历。
以四代传经，治左氏为着的刘师培于1912年10月到校，以国学院院副兼任校长，并兼经学、词章教员。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作为经学大师，他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与章太炎齐名，有“二叔”之称。他还参与创办《四川国学杂志》，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4年廖平出任国学学校校长，3年后去职。1918年，熊克武(1885—1970)以廖平 “学术湛深，群流宗镜”，礼聘复任校长，兼以经史教授学生，至1922年辞职。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县人，1876年选入尊经书院。一生致力于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构建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被推崇为“今文经学大师”，为“蜀学宿儒”的代表人物。
1916年宋育仁回川，时廖平长四川国学学校，邀宋主讲。次年，宋继任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主讲经学，后因主修《四川通志》，仅半年即辞校长职。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人。1875年选入尊经书院，尤受山长王闿运（1833—1916）赏识。1897年，在重庆创办《渝报》。1898年，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兼任尊经书院山长，并与吴之英等创办《蜀学报》。
1922年，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执掌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四川资中人。1887年选入尊经书院，1893年中举，1895年夺魁，授职翰林院修撰。他主张以宋学持身，汉学治经，求切于实用，亲教国文，偶授诗学，并力倡“强国强种”体育运动。
1926年骆疾卒，教厅派蔡锡保继任校长。蔡锡保，京师大学堂毕业，兼任心理学与哲学教员，1927年国学学校“改大”时辞校。
1927年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由向楚兼任院长。向楚（1887—1961），重庆市巴县人。同盟会员。曾任重庆蜀军政府秘书院长、四川省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等。历任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四川大学校长等。其为学甚博，声韵、词曲、书画、小说均深有研究，精于书法。因其学术渊闳，于文字、音韵诸学造诣尤深，孙中山先生誉其为“儒宗”。
2、师资队伍
存古学堂选聘教师，多系造诣精深的儒学通材、蜀学耆宿。教员中有吴之英（词章，尊经生）、曾学传（经学）、杨赞襄（史学，尊经生）、张森揩（史学，尊经生）、罗元黼（史学，尊经生）、罗时宪（声韵小学）、谢无量（理学）等名宿。刘师培在《国学学校同学录序》中说：“前清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请于朝，则设存古学校……于是，耆德故老吴之英、廖平之伦，潜乐教思，朝夕讲习，善诱恂恂。”
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四川名山县人。1875年选入尊经书院，与杨锐、宋育仁、廖平同被称为“尊经四杰”。1909年，清廷设礼学馆，授吴之英为礼部顾问官，吴辞拒，转入四川存古学堂任教。吴之英曾任尊经、锦江书院襄校，知两院古籍甚多，于是向谢无量建议将两院古籍移至存古学堂，并代笔撰写呈文。
李思纯曾说：“晚近蜀人以史学鸣者”，有张森楷、杨赞襄、叶茂林、祝同曾。张森楷、杨赞襄均以史学执教存古学堂。张森楷（1858—1942），字符翰，重庆市合川人。举人，曾选入尊经书院，后在成都、雅州、邻水等地讲学。张森楷在历史学方面贡献最大，著述甚富，达1300多卷，共约一千多万字。史学教员罗元黼(1856—1931)，字云裳，四川崇庆人。曾选入尊经书院，擅长于史，与长于经学的廖平、宋育仁，长于词赋的张子苾、刘子雄齐名。曾任四川高等学堂舍监，后任存古学堂教习，并以学监之职主持存古书局，校刻蜀中文献，注疏经史要籍。着有《蜀画史稿》、《蜀中名画记续集》等书。
存古学堂中不乏当世名儒、“圣人”，如经学教员曾学传(1858—1930)，字习之，四川温江人。一生尊孔崇儒，笃信程朱理学，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1910年在成都创立国粹学会，继又组建常学会、教育研究会、中华国粹学会等研究孔孟之学的学术团体。1913年，复在成都发起孔教扶轮会，任会长。又如蜀中“职绅”，曾任过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两院山长，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的伍肇龄（1829—1915），以86岁高龄坐镇存古学堂。
继后的四川国学学校，更是将名流耆老汇聚一堂。据《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章程》“教员资格”一项，“中学教员以品行纯粹，有精深之著述，或久经办学，富有经验者。科学教员以国立大学毕业及外国大学毕业者为合格”。主要教员有廖平（经学、修身，尊经生），骆成骧（国文，尊经生，乙未状元），孙愚（国文，己丑进士），饶焱之（声韵小学，尊经生），杨赞襄（史学，尊经生），罗元黼（习字，尊经生），戴孟恂（词章，尊经生），陈文垣（词章，尊经生）。教务长为宋育仁（尊经生，丙戌翰林），龚镜清（哲学概论，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王昌麟（文学史，尊经生，举人），陶鼎金（古文，尊经生）等。学校以重金礼聘这些名师，月薪多则120银元且外支夫马费，少则30元，而职员、办事员月薪在6—12元不等。
1918年改组国学专门学校，课程增多，教员有所增加，主要教员有余舒（《庄子》），龚道耕（《经学通论》），徐炯（伦理学，尊经生），肖仲仑（诸子哲学），朱青长（词学），龚圣予（昆曲），陈希虞（伦理、论理，日本留学生），蔡锡保（心理学与哲学，京师大学堂毕业），易铭生（仪礼，尊经生），邓宜贤（经学，存古毕业），胡忠渊（词章，存古毕业），盛世英（专改诗课，尊经生），骆孝驯（《左传》），蒲殿钦（伦理学，香港大学毕业），李思纯（西洋哲学，法国留学生），刘恒如（印度哲学，支那内学院），饶焱之（小学），曾海敖（史学）。学监为林伯熙、吴桂熏，谭焯（尊经生）为教务，兼授国文。
1927年改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向楚兼授小学与诗学，教务为蒙文通（存古毕业），兼教古文，学监为宋程（日本留学生），经学为龚道耕，哲学为李思纯、刘恒如，国文为李榕庄、谭焯庵，心理为陈希虞，伦理为徐炯（尊经生），诸子为余舒，词学为朱青长，国文庞俊、陶世杰，史学为刘咸炘，文学史为林思进，词章为吴芳吉（清华大学研究生）、曾尔康（存古毕业），目录学为陆耆那（存古毕业），曲为卢前（东南大学），小说为李劼人（法国留学生），诸子为刘退溪（尊经生），声韵为赵少咸，法学为李德芳，世界史为肖哲生，算学为夏珣等。
这些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近代蜀学传人，多为尊经毕业，他们中有的为当时的“五老七贤”之一，有的被称为“蜀学宿儒”，有的被誉为“经学大师”，有的被尊为“古音韵学家”、“古典文学家”。他们多标着有前清举人、进士、翰林、内阁中书以及状元的头衔，如林思进（1873—1953）前清内阁中书，龚道耕（1876—1941）前清举人，徐炯（1862—1936）前清举人。他们的旧学学识、当世名望都令人称奇。林思进，博涉群书，旁通金石书画，尤工于诗，后人誉之为“古典文学家”。龚道耕，“学兼汉宋”，其门人弟子奉之为“大儒”、“纯儒”。常能就其专攻，作深入的讲论，如林思进主讲诗古文词，龚道耕主讲汉宋儒经。第二类人员则是新一代学人，或是留学生，或在国内受到高等教育训练，如李思纯、李劼人均为法国留学生，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早年就读于存古学堂的学子，已开始在学校任职任教，如蒙文通、胡忠渊等，预示新一代蜀学传人的继起。
（未完待续）
作者|张丽萍、郭勇
来源丨《儒藏论坛》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