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6年4月哈军工被迫改制，退出部队序列之后，哈军工人的心中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恢复哈军工，使之重返军队，重振当年的雄风。因此上级确定的“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大号，压根儿没有得到所有哈军工人的认可，人们讨厌这个校名，到哪儿都自称“我是哈军工的”。“文革”时期，各派群众组织对外的大旗从来都是打着“军事工程学院”的大名，“军工”这两个字早已在哈军工人的心中深深扎根，谁也动摇不了。
南迁长沙后，学校改名“长沙工学院”，哈军工人也从心中反感，到北京办事一说“长沙工学院”，人家都一脸茫然，“什么？什么学院？”一说“就是原来的哈军工呀！”对方马上露出笑脸：“哦，就是军工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林彪“自我爆炸”，他的死党黄永胜一伙纷纷倒台，哈军工人欣喜若狂，这个肢解哈军工的老家伙终于受到历史的惩罚。
1972年，一股要求恢复哈军工的激情，如春潮澎湃，在哈军工人中互相传递着。长沙工学院里不论是谁，都在议论这个话题，纷纷向院领导进言：要为重新参军的目标上书中央。
张文峰又去找张爱萍和刘华清。2月5日，长沙工学院正式向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军区和七机部呈送报告《请示恢复伟大领袖毛主席授予的“军事工程学院”名称》，（长沙工学院，1972年2月5日。）报告在回顾毛主席历次对哈军工指示和关怀之后说：
“1970年学院内迁长沙后，我们曾建议恢复毛主席授予的‘军事工程学院’的名称。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出于对毛主席的仇恨，硬是不给学院恢复原名，又擅自确定为‘长沙工学院’。由于使用这个名称，给科研、生产和教学工作的开展造成很多困难，群众意见很大。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被揭露之后，全院同志在愤怒声讨和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又再三要求改掉林彪死党所确定的‘长沙工学院’这个名称，肃清其恶劣的影响。”
“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授予的名称，全院同志是非常热爱、非常珍视，在全国也有相当影响。为此，我们建议：把‘长沙工学院’这个名字改掉，恢复毛主席授予的‘军事工程学院’的名称……”
3月22日，学院又向党中央呈送新的报告，该报告详细批驳了当年林彪下令军工退出部队的所谓理由，（《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的变迁及其现状的报告》，长沙工学院，1972年3月22日。)报告最后说：
“当前学院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体制问题。在学院退出军队序列之后，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为了彻底消除林彪及其死党破坏学院的恶劣影响，根据全军技术院校的现状和部队建设的需要，我们恳切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然而，年初这两份报告石沉大海。许多哈军工的老领导，如刘居英、谢有法、徐立行、李懋之等都尽其所能，多方奔走呼吁，希望中央能恢复哈军工。11月13日，长沙已是岳麓枫红、湘江凝寒的时节，学院领导不灰心，又以“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呈送言辞恳切的报告《关于请求恢复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长沙工学院，1972年11月13日。)
报告中说：“内迁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后，因为校舍困难有三分之一的仪器设备至今未能开箱，还有近800名教职员工在哈尔滨没有来，教学、科研、生产难以全面开展。今年只招收了300名学员，部队学员不过100名。这是学院历史上最困难的局面。”“军工是为军队直接培养技术人员的，它的专业都是搞兵器的，要结合兵器进行教学，要研究兵器的实战运用，要对兵器进行战术、技术论证。因此，教学活动离不开兵器，离不开部队；科研工作也围绕着兵器，离不开部队，这是军工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特点，是和地方科技大学不同的地方。”“恢复军事工程学院，有利于我军建设，也比较容易。……军工的基本力量还在，仅长沙就有一支1500人的干部、教师队伍，有价值约8000万元的仪器、设备。学院的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来自部队，有一定的军事素养，积累了一些办军事技术院校的经验，基本保持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军工，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报告送上去，依然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院领导不泄气，不灰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1月28日，再次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报告《关于请求调查并处理原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问题的报告》(长沙工学院，1972年11月28日)。
从春到秋，一年中向毛主席、中央军委和上级机关送上四份报告，言词之恳切，感情之真挚，分明捧上了一颗哈军工人忠于党和人民、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赤诚的心。然而“文革”的劫难还没有过去，“四人帮”还在恣意横行，哈军工人的这个愿望自然是要落空的。
此时，有一位老人在关心哈军工的命运，他就是被战备疏散，谪居江西省新建县的邓小平。
邓家本来就有两位哈军工学子，即邓小平的小妹邓先群和妹夫栗前明。1972年2月又有一位哈军工学子闯进邓家，他叫贺平，是空军工程系第十三期学员。他受刘小林案株连，以“中共非常委员会”的莫须有罪名被抓进大牢关了一年多。1970年分配到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此时贺平到江西相亲，和邓榕（毛毛）谈恋爱呢，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已是心心相印，沉浸在幸福之中。邓小平对没过门的姑爷贺平挺满意，通过贺平，邓小平知道哈军工被拆散的情况。
1972年12月初，邓小平和卓琳重游赣南，返回南昌的途中，在抚州小住，特地派人去请降级分配到抚州的哈军工毕业生王兴（王若飞之子）和张延忠（小名九九，张鼎丞之女）夫妇。
王兴不在，张延忠去看望心中敬重的邓伯伯，邓小平详细询问他们夫妇的生活情况，听说他们因缺木炭而难过寒冬，就对地区的领导说：“给他们弄点木炭吧。”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73年春天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抓整顿，努力医治“文革”的创伤，给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带来一线生机。1975年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教育工作的会议上讲过，哈军工要恢复，在长沙不行，可搬到北京东郊的管庄，这所学校可以叫国防科技大学，要穿军装，要招收高中毕业生。
消息传到长沙，哈军工人奔走相告，喜极而泣，人们彻夜议论，仿佛马上就要向北京搬家了。在人们等待历史还给哈军工一个公道的时候，风云骤变，“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天浊浪，邓小平的设想没有可能再实现，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与哈军工人擦肩而过。国防科委八局赵玉璋局长给张文峰打来电话：“唉，现在形势又变了。”张文峰也被个别人批判为“老做参军梦”，长工院批邓得结合批张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