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

2013年6月19日，由中国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通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8项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

对一般读者而言，“侨批”“银信”似乎都是陌生字眼，这是潮汕、闽南地区的方言。有一首在两省广为流传的民谣这样唱道：

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援，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

歌谣唱的是远在海外的华侨对国内亲人的挂念和殷殷叮嘱。其中，“批一封，银二元”说的就是“侨批”。

侨批，又称“番批”“银信”，是旅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讯机构，寄给国内亲属的连带附言和家书的一种特殊汇款凭证，简言之就是“银信合封”，即汇款和家书的结合体。侨批在广东潮汕、江门、梅州及福建厦门、晋江、泉州、漳州等地分布广泛。因潮汕语和闽南语中都将“信”读作“批”，故而海外华侨与家乡的往来两地私人书，便称作“侨批”。

批信常寄来

 侨批大规模盛行于19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70年代。它不同于普通的“批”，顾名思义，有“侨”才会有侨批，所以要追溯侨批的起源，就要从粤闽华侨说起。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风起云涌，海上贸易迅猛发展。从那时起，粤闽东南沿海一带的百姓便有“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传统。到了明清两代，为了躲避战乱和灾害，又有更多的潮汕、闽南人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东被迫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等国陆续发现金矿，东南沿海地区的青壮年更是纷纷离开家乡，父子同行、兄弟携手出洋闯世界。据《汕头海关志》载，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

当时，漂洋过海的百姓，都是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美好愿望赴海外谋生的。但谈何容易，环境陌生，语言不通，前途未卜，所以，早期出洋的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壮劳力。他们在陌生的国度里，只能凭借勤俭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挖矿、割胶等苦力活儿，艰苦打拚创业。而年迈的父母和弱小的妻儿则留守在家乡，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隔洋分居的状况。

月有阴晴圆缺，相聚又在何时。隔海相望的亲人，只有在无尽的思念和苦苦的等待中煎熬。“凡远走他邦求食，来往之函最为要也，见信即见面无异”，渐渐地，一种连接海内外亲人之间的特殊纽带悄然形成。

欢喜船入港，透早就起航。悲伤来相送，送君出洋人。眼睛看海水，我君船要开。相对流目屎，何时君返归。我君到番邦，批信常寄来。日夜心焦烦，月缺何时圆。

这是福建泉州的一首民谣，唱出了国内侨眷对海外亲人的牵挂，也唱出了他们对海外来信的期盼与渴望。而独自远走他乡的海外华侨，对国内亲人的惦念则更深更切。

中国人一向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伦理，因此，华侨初抵目的地，一方面迫切想向家里报平安，另一方面，便是强烈渴望迅速寄款回家，哪怕只有一两元，哪怕是先借后还，也要恪尽自己赡养家小的义务。他们克勤克俭，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却将攒下来的血汗钱全部寄回国内。福建有一首民谣《番客歌》就唱出了华侨们的艰辛：

为着生活才出外，离父母，离某子。三年五年返一摆，做牛做马受拖磨；想着某子一大拖，勤俭用，不敢乱子花。

当时，南洋各国及国内的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所以，海外华侨向国内亲人递送“侨批”，只能借助民间应运而生的水客。

水客与侨批局

水客堪称侨批业的先行者。当年粤闽沿海一带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外国汽船，因船头被油漆刷成朱红色，故而俗称“红头船”。往返一次须经岁。早期出洋的华侨大多没读过书，想向国内亲人汇钱，却不知汇兑办法，而且国内邮局和银行又不发达，侨眷们所住的乡村甚至没有确定的门牌号码。于是，从大约17世纪初，就有一批人专门乘红头船往来于南洋和国内潮汕、闽南地区之间。他们或是到华侨集中的矿山、农场，或是以自己在国外寄宿客店为据点，向同乡宗亲收揽带给国内眷属的现款。为了便于办理，他们在收取款额时常常让委托人用片纸写明所交眷属的姓名、地址和款额数，或加上几句简短的附言，这就是最早的侨批。这些人则被称为“水客”。

写批塑像

送批塑像

拣批塑像

接批塑像

水客的活动，俗称“走水”。他们递送侨批的方式，一是将批信和批款直接送到侨眷手里；二是用批款在国外采购成货物，回家乡出售换回现款后，再按原款额交付给侨眷。侨批送抵国内侨眷后，侨眷还要写回批（即收信回执），并由水客带回南洋，交到汇款人手里。经过这样一个“往返”流程，这单生意才算完成。有时，水客也会从国内带着新人来南洋，帮助他们寻亲求职。这种兼营招工的水客被称为“客头”。

水客的酬金一般依据批额的3-10％，向托寄的华侨收取。“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港。”一年之中，水客回国一般分为6次，逢年过节的正月、五月、九月，华侨向国内汇款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被称为“走大帮”；平常日子的二月、七月、十月，所接单子少， 称为“走小帮”。“走大帮”时，因业务较多，专业水客有时会雇请伙伴来帮忙解送侨批。19世纪至20世纪初，水客业达到了鼎盛，仅广东汕头一地，水客就有近千人。

早期的水客因为都是熟人乡亲，所以恪守信用。但随着国内出洋人数的增多，水客逐渐满足不了华侨们的需求，需要临时雇人做帮手，造成了人员良莠不齐。有的临时水客行踪不定、人品不佳，不仅损害了水客的名誉，更让华侨们心存疑虑。于是，一些托寄大宗批额的华侨便自己雇专人递送。有时，他们也把同乡亲友的批款集中起来，统一由专人携带回乡。渐渐地，承办这种业务的生意量越来越大，于是，他们索性成立了海内外相连的侨批经营网络私人金融机构——侨批局，专事投款托书的侨批业务。

侨批局有银信局、侨信局、信局、批馆、汇兑庄等多种称谓，发展迅速，成为侨批业的主力。侨批局多以瑞、丰、安、昌、盛、兴等吉祥兴隆的字词作店号，并设有连接国内外业务的严密组织。其运转流程为：收集信款、头寸调拨、承转、派送解付4个环节。笔者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侨批文物馆展厅，看到一组4尊雕像，分别是写批、拣批、送批、接批，形象地再现了侨批传递的过程。

批脚的三件宝——批袋、竹篮、雨伞

早期到海外谋生的华侨，尽管多数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但他们牵挂国内亲人，思乡之情浓重，所以写信频率仍然很高。他们先是请识文断字的老先生代写批信，然后通过侨批局带回国内。家乡的侨批局接到侨批后，按照不同的收信地进行分拣，再由“批脚”（即侨批送递员）跋山涉水递送到分散在各个村子里的侨眷家里。侨眷们接到批信和批款，自然是喜不自禁。见字如面，他们仿佛看到了海外的亲人。同时，批款更是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被称为“批脚”的送批者，都有很强的职业责任感。他们经年累月在外奔波，风餐露宿，风雨无阻，批袋、竹篮、雨伞就是他们永不离身的三件宝。批脚们的诚信，更是令侨眷啧啧称赞。福建侨乡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脚，途中遭遇台风，他与随身携带的侨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乡救起，捡回一条命。但他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解送侨批款项，他回乡后变卖田产，兑换银元，并凭借记忆，将款额一一赔偿给侨眷。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银行业的发展，一些银行也开始介入侨批经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加强了对侨汇业经营的规范化管理，至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正式归口银行统一办理。这标志着自清代以来，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发展演变的侨批业，完成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

侨批背后的故事

作为民间私人书信，侨批的数量蔚为大观。粤闽两地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时，报送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侨批就多达16余万件，其中又以广东省侨批保存量最多，约15万件。

侨批分为华侨寄回国内的“来批”，和侨眷寄给华侨的“回批”。“来批”主要寄自华侨比较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和北美洲的不同国家，所以，款额所涉及的币种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红条封

侨批的外观无异于今天的信封，所不同的是，正面除了写明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和寄信人的姓名外，还要注明汇寄的款额和简短的寄语。批封设计独具匠心，一般都是在象征吉祥平安的“红条封”背景上，套印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表达长寿、富贵、亲情等各种吉祥意境的山水花草和动物图案，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意蕴。侨批大多为手写，右上角或左下角，还会盖有如意、吉祥、竹报平安等内容的“压角印”。所以，批封上会留存诸如字体风格、书写习惯、异国邮票、私家印鉴、列字编号等许多历史标记。

侨批局成立后，批封背面又增加了批局的印戳、宣传广告等内容。华商以“信”“义”为立业之本，这也是侨批业的经营理念，一些侨批局甚至直接在印制的信封上，盖上“信”“义”的印戳，还有的信封上直白地印着“送到批家，概分大银，无取酒资”等信用戳记。当时批局的宣传广告，也大多以“信用卓著，汇价公平，递送快捷”吸引顾客。一家批局在泰国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专收闽台各地侨批，价格便宜，回批快捷，诸君惠顾，无任欢迎。”一家兼营侨批业的茶庄广告是：“汇价公平，信用稳固，手续简便，迅速达到。”

侨批的行文，新中国成立之前多用浅显的文言文，新中国成立后，用简洁的白话文居多。为了便于在邮寄、中转、投递过程中具体细致地管理侨批，侨批局还对批封进行列字、编号，用《千字文》中文字的先后顺序，标明侨批帮次的先后顺序。

一封侨批，就是一个精彩故事。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侨批发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数量可观，记载翔实，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世情、国情，小到乡情、亲情，既反映了华侨们在海外谋生的酸甜苦辣，又记录了华侨家庭的生活、生产、迁徙、发展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漫长的岁月中，侨批就像一根红丝线，联结着海内外亲人之间的血脉亲情。华侨们在外艰苦打拚，目的就是要恪尽赡亲养家之责。所以侨批的内容，尽管有时代风云和异域风情，但永远不变的是情真意切的子孝母慈。所以，“平安批”“赡养批”很多，几乎每一封侨批都表露了华侨对家人的思念牵挂，并向家人报送平安，请家人放心。同时，也有华侨对自己未能在家中侍老养小的愧疚。一封侨批这样写道：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自别家庭，一路平安到步，不用介意矣。惟望大人玉体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舒可少慰不念。

一封抗战时期的侨批这样写道：

男在外身子粗安，切勿介意耳。遥想大人年迈以及家庭一切全赖吾母维持，男未能在家奉侍，老迈受苦，为儿子者罪职重重。时时念之，为之一叹。此时中日战事潮汕一带有何影响，见信之后须欲示明为要，方免男在外经朝愁叹。经封叻轮归国之便，付批局带呈一信外并国币十元，至时查收，以应家中之用。

此外，侨批中还有父亲为刚出生却未曾谋面的孩子取名的；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也有国内侨眷惦念海外亲人，终日以泪洗面、望眼欲穿盼儿早日回归的……

一封封侨批，浸透着海外华侨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纸短情长，薄薄一纸信笺，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

侨批中也常常会有对侨居国社会百态的简单描述，以及介绍当地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和行为理念等内容，或是推荐侨居国的民间建筑式样和居住环境，特别是国内亲属欲盖楼时，华侨们都会寄来侨居国的建筑图样，或直接绘制“屋宇改格图示”，供家乡亲人参考选用。所以，在闽粤一带的侨乡，至今仍能看到很多散落在稻田之间中西合璧各种式样的碉楼。

壮劳力都漂洋过海下南洋了，留守在家乡的老老小小侨眷们度日更加艰辛，唯有依靠从海外寄来的“批款”生活。广东台山侨乡有这样一首民谣：

爸爸去金山，平安多寄银。有钱快快寄，全家靠着你。

据《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侨批之挹注。”

据资料显示，1930年仅从泰国汇入潮汕地区的侨汇就达4000万人民币。20世纪30年代，侨汇几乎占福建华侨家庭收入的80%，通过侨批汇来的这些款额，甚至是许多侨眷家庭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

所以，华侨们在海外日夜劳作，节衣缩食努力攒钱，只要有机会，就要通过侨批局将钱寄回家中。有时侨批局统一汇款时，有的华工尚未发薪，他们只要告知要汇的款额，侨批局就会先垫付寄出，待华工发薪后再还，既不需要担保也不需要抵押，充分体现了“信”。

汇款主要用于抚养家小，孝敬老人，接济亲属，子女读书，偿还债务等。但批款寄回国，寄给谁，分给谁，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批信一定要注明接批人，以及根据亲疏之别确定的分赠对象及分赠款额。接批人一般是所赡养和照顾的一家之长，或家中的至尊。比如，若祖母在，侨批就不能直接寄给母亲收；若母亲在，妻子就只能是分款对象。但儿子比母亲重要，排名要在母亲之前享受批款。

侨批的抢救与保护

都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由此可以想见，原本散落在潮汕及闽南等地的民间侨批数量，以千百万计都不为过。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侨批业中止经营，加上无以克服的天灾人祸，大部分侨批都遭到销毁的厄运，即便侥幸存留，也因保存不当而破损、烂掉。有鉴于此，对侨批的抢救迫在眉睫。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是专事潮汕文化研究的民间机构，但他们的资料库里，具有浓郁潮汕特色的侨批尚是缺憾。1994年4月，工作人员听说澄海邮电局一位员工手里存有近万封的侨批件，非常兴奋，“若能征集成功，岂不是填补了研究中心资料库的空白！”于是，几位有责任感的文化老人，启动了艰巨的“侨批文化工程”。

文化工程的第一步是打开征集大门。为此，研究中心领导亲自上门拜访那位员工。双方经过协商，那位员工同意复印一批侨批封，无偿捐赠。就这样，第一批3028页、6210件侨批影本，在研究中心资料库落户。

2000年11月，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应邀到研究中心授课，谈到侨批，他说：“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历史一过就很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

这是专家对侨批价值的明确肯定，坚定了研究中心征集侨批的信心。他们制订方案，迅速出击，一面联络侨联发出征集通告，一面派人到侨乡摸底寻访，力求征集到侨批的原件。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终于得到了首批1090封侨批原件。

2002年，研究中心通过多次协商，将汕头市一位收藏家手里3万多封侨批原件，整理、扫描、刻录光碟，并说服他捐赠给研究中心保存，由此成就了研究中心最大一笔捐赠。

作为民间机构，开展文化活动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2003年3月，利用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传播中心荣誉会长陈伟南先生到汕头之际，研究中心领导详细汇报了侨批文化工程进展情况，并恳请陈先生率先捐资，支援侨批工程。陈伟南慷慨认捐50万元人民币，随后泰国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汉士又捐资20万元人民币，侨批文化工程终于可以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他们举办了一次侨批收藏者座谈会，提出“有偿转让”“无偿捐赠”“联合出版”三种方式，没想到，短短几天，征集收购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中心共收获侨批原件23000封。

山水封

饶宗颐先生闻讯，致电研究中心，盛赞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建议成立侨批文物馆。而此时，一些海外华侨又不断送来捐款，侨批专项资金募集总数达到139万元。万事具备，2004年4月，由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先生、饶宗颐教授宣导的汕头侨批文物馆在汕头市落成揭幕，并举办了“潮汕侨批文化图片展”，成为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2013年7月28日，新侨批文物馆又在汕头开埠发源地外马路18号开馆。

收集侨批，“藏”并不是目的，修文存史，嘉惠后人才是目标。研究中心的创业者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挽救并为后辈留下这笔灿烂的文化遗产。笔者在采访研究中心时，深深被那些志愿老人所感动。他们都是一些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年纪最大的已有80多岁，60多岁还算“年轻力壮”。为了潮汕文化的传承，为了侨批的存留，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常常自嘲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打工者。2005年，研究中心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将分期出版体量恢宏的《潮汕侨批集成》。要将杂乱如麻的十余万份侨批，按地域、村镇、收件人逐一进行分拣，绝非易事，更何况参与整理的都是古稀花甲老人。而限于经费，研究中心能够发给他们的“福利”，也只有眼药水和放大镜。这批可敬的文化老人孜孜以求，不断总结经验，寻找技巧，鸿篇巨著《潮汕侨批集成》如今已出版了3辑108册。 他们还创办了学术刊物《侨批文化》，以此搭建研究侨批的平台。

经过多年的努力，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特点的侨批，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10年4月，侨批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价中称，侨批“对于研究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2012年，侨批再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6月，侨批申遗成功，跨入《世界记忆名录》行列。

在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16万件侨批档案中，广东侨批有15万件之多，其中约5万件由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公立机构保存，约10万件由社会组织或私人博物馆保存。而由公有机构保管的侨批档案中，仍有一部分属于私人托管性质。为了加强对15万件侨批档案的规范保管，2018年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正式颁布，这是国内首个颁布的对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遗产进行保护管理的政府规章。

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敦煌文书”的侨批，又被国学大师饶宗颐盛赞为“海邦剩馥”“媲美徽学”。毋容置疑，未来，这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百年跨国两地书，将会更加凸显其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中国档案》杂志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