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放，福建永定人。1935年入东京日本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回国。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春调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历任敌工科长、对吴化文工作团主任、鲁南区党委秘书主任、鲁南军区联络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曾在1946年夏单独进入克州与国民党军长吴化文秘密谈判，建立关系，草签待机起义的协定，后吴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建国后评大校军衔,曾任驻捷克大使馆参赞、驻伊拉克大使、驻智利大使等职.
对于做吴化文工作,胡成放回忆:
"1948年 9 月的“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中将军长吴化文，信守“兖州协议”，率所部二万余人战场起义，为济南的解放作出贡献。中共中央贺电指出，这一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朱总司令指出：“吴化文部的起义，对我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需要这样的起义”。吴化文的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阶段的首次起义。济南的解放，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化文将军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在人民一边，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是我军长期坚持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的结果。对吴化文的政治争取工作，早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就开始了，那时，吴化文投降了日寇，任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总兵力达万余人，分布在山东沂鲁山区一带，占据各山头要崮，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并时常协同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制造“无人区”，充当了“曲线救国”的走卒。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壮丁被抓，田园荒芜，卖儿卖女和逃难者比比皆是，在其统治下，不少人民惨遭杀害。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为了解救群众疾苦，收复沂鲁山区战略支撑点，扩大杭日根据地，打通和改善沂蒙与泰山及清河各战略区联系，必须打击吴化文的反动气焰，以促使他脱离反动营垒.1943年3月至1944年4月,我鲁中军区遵照山东分局书记、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同志的指示,先后发动三次讨伐吴化文的战役。战役前除进行军事准备外,还加强了政治攻势，成立了对吴化文大股伪军工作团，我被任命为该工作团主任 ,工作团率领以优秀连排干部组成的数十人的武工队，进驻边沿地区，深入吴伪占区进行艰苦细致的开辟工作，昼伏夜出，依靠群对伪军家属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并通过他们把我军对伪军的政策宣传到吴伪军中去，以动摇其军心，并在基层建立了不少关系，为我军收集敌人的情报。当时，我们送到敌据点的宣传品、劝降书和通行证，起了相当作用，有的还寄回收条，有的投奔我军。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吴化文部进一步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战前，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战中，根据吴化文部队的情况编印了战场喊话提纲；战后，对战斗中俘虏和投诚的伪军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工作团认真贯彻对俘虏、投诚人员的政策，不辱不骂，不搜腰包，生活上给予优待，伤病者给予治疗，愿回原籍的发给路条路费．愿回吴化文部队的我们欢送。为使内线工作扎根基层，我们选择起内线作用的官兵，一并释回吴部，并对俘虏的师参谋主任等，有重点进行工作，给予长期埋伏任务。有意思的是，在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俘虏的三百多名军官和一千多名士兵中，大部分都了解我军政策，有的说．“起义是上策，投降是中策，为鬼子卖命是下策。”有的说：“战场喊话动摇军心，威力很大．”有的说：“释放俘虏办法好，利用俘虏劝降办法更好。”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敌军工作的成效。
此次战役，使吴伪损兵折将，消灭其少将以下官兵 4200 多人，使其兵力减少五分之二，武器减少三分之二，而我则收复了鲁山广大地区，解放村庄一千多个，控制了鲁山。给日伪吴以惨重打击，粉碎了其企图伪化和统治山东的阴谋。吴伪部军心更加动摇，惶惶不可终日，只好依仗日军负隅苟延。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吴化文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党新编第五路军，吴化文任总司令兼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南下徐州、蚌埠一带驻防。当时，为跟踪吴化文，鲁南军区党委书记兼八师政委王麓水同志要求山东军区政治部肖华主任，把我从鲁中军区调往鲁南军区工作，其后任军区联络部部长，负责徐州及外围的敌军工作，并继续担负吴化文部的争取工作。 1945年10月，吴化文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开赴山东充州、泰安、大仗口一带，以掩护其主力李延年部北进。当吴部的第六军进至滕县与邹县之间的界河地域时，遇我鲁南军区主力第八师伏击，此役，全歼吴化文部于怀安的第六军共四千余人，击毙四十六师师长许树声。界河战役后，吴化文部进驻充州，我鲁南军区将所俘人员经过教育大部释归吴化文部，其中有些人不愿回去，参加了我军，被俘的第六军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是吴化文的亲信，我们有意识、有计划的先留下，作为重点进行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配合在政治上争取，以便继续做吴化文部的工作．我在同于怀安、靳文元相处的日子里，推心置腹，晓以大义，赤诚相待，他俩曾向我表示：愿尽力去做吴化文的争取工作，以自己现身说法规劝吴化文投向人民，走光明的道路．我们先让于怀安给吴化文写信，陈述吴化文部队被俘宫兵在鲁南军区受到优待的情况，再由靳文元往返曲阜 ― 竞州之间，作为沟通我军和吴化文双方的联络员，及时交换双方意见。经过于怀安的两次通信和靳文元的多次联系，使吴化文对我军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对待起义、投诚、被俘人员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明确表示愿意同我鲁南军区建立正式联系。
争取吴化文，解放充州，创造战场是我军的战略决策，为了完成领导赋予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认真分析了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及各种困难。有利条件是：（一）吴部处于被我军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战争形势对我有利；（二）经过我军教育训练，释放过大量俘虏官兵回到吴部，他们对我军对俘虏，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有切身体会和较深刻认识，在吴部中产生了影响并可能成为吴部起义的内线骨干力量：（三）被俘将领于怀安、靳文元均系吴化文的亲信。经过重点教育，为我军政策所感化，积极对吴说服，作用较大，有利千争取吴投奔光明。但这项工作存在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也较大：（一）吴化文出身军阀，善于应付，具有反复无常的本性。他在鲁中地区制造过“无人区"罪恶深重；（二）鲁南的“界河战役”中，我军一举歼灭其主力第六军，对我军存有敌意，对我军的政策亦存有疑虑．（三）蒋介石视吴部为异己杂牌．派有特务人员对吴严密监视，且蒋介石正加紧部署发动全面内战，吴处在观望中。我对这项工作是从好的方面争取，从坏的方面设想的，我把自已的想法向鲁南军区傅秋涛政委作了汇报，建议由我直接打进充州做吴化文的争取工作．傅秋涛政委衡量了利弊，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下了决心，采纳了我的意见。在决定行动之前，我抱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把我的一块怀表、团以上干部保健费四元、一支钢笔交给组织上，作为我一旦牺牲后的党费。
1946年7月，我以军区代表的身份进入充州，在吴化文下属的独立师部住了三天，对吴化文进行了面对面的争取说服工作。我对吴化文除了阐明形势，讲明政策，晓以大义，还以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杂牌，枪毙韩复渠为例，希望吴化文为自身利益考虑，不要做蒋介石的牺牲品。同时，我还向他指出：充州已在我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应该选条光明出路。吴化文感到我讲的话很恳切，很有道理，他也比较坦诚地同我商讨今后的出路问题，我按已定方针，先后排出三个方案：（一）立即率部起义，既往不咎，待遇不变；（二）撤出充州防地，使我军打通津浦线，我军可帮助解决给养．（三）正式建立关系，保持秘密联系，待时机成熟，即率部起义，目前必须约束部队，不要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商量，吴化文的意见是；马上起义有困难，内部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况且起义需要有相当长的准备时间,约束部队不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可以做到，恳求贵军划出一定地区补充给养；同意建立关系，待时机成熟，相机起义；除专人秘密联系外，双方还确定建立专门电台，用密码联系。我们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便根据上述主要内容草签了双方建立秘密关系，待时机成熟，吴即率部起义的“充州协议”。
这当中还有一段插曲：叫做“一场虚惊”。我原来决定在吴部停留一天．可第二天，从南京方向飞到说兖州的一架飞机，在充州降落后又飞回南京，而我又未能按时归队，可把军区首长们急坏了，他们心情沉重地议论着：“坏了!胡成放同志可能被吴化文出卖了，用飞机押送南京去了!”当我第三天晚上安然返回曲阜时，大家都喜出望外，当我汇报到吴化文为了回避蒋特耳目，延误了时间，第二天晚上没能见面，第三天吴化文才从地道中出来谈判草签了“兖州协议”时，首长们听了后都非常高兴。傅秋涛政委立即向陈毅司令员作了详细的汇报，陈司令也很高兴并派中共华东局国军部副部长兼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刘贯一同志来曲阜，在我周密安排下刘贯一同志秘密进入兖州和吴化文会晤，在我草签的“兖州协议”基础上，代表陈毅司令员同吴化文正式签订了“充州协议” .
此后，我们对吴化文还进行了一次实际的“演练”。吴化文部驻大坟口的赵广兴团，被我军包围数月，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但我亦久攻未克。我军要求吴化文将赵团撤离大仪口，傅秋涛政委令我再次进入充州，和吴化文谈判商定，只要赵团撤出大汶口据点，我军可以让路，保证其安全撤回竞州。但吴化文担心部队撤出坚固工事后被我消灭，提出让我帮助把赵团带回兖州。为解除吴化文的疑虑，组织上同意我在其参谋长董子才的陪同下亲自引路。我协同野战部队做了周密的布置。当时为了麻痹蒋介石及其特务们，赵广兴团拂晓前假装突围的徉子，一边撤，一边放枪，还电告南京，要求空军支援。在赵广兴团撤到安全地区后，我军对大佼口也进行了佯攻及“炮火追击”。途中，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到天放亮后却来了两架国民党野马式战斗机猛向赵团扫射，当即有十几人被打倒。董子才立即叫他们的部队拿出陆空联络符号（即出示一幅白布），飞机就停止扫射向南飞走了。这就是 1946 年秋，国民党新闻机构如 《 山东日报 》 、 《 青年报 》 等报纸所宣传的“赵广兴铁团，以寡敌众，被包围数月后胜利突围 … … ”的大闹剧。赵广兴团的安全撤回竞州，对吴化文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实际教育，使他亲自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宽阔胸襟和信守诺言的磊落态度，他表示非常感谢! 这一行动也是“兖州协议”精神的具体体现，不仅对当时创造战场、为我军机动作战有现实意义，也为后来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毅然率部起义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依靠兖州周围的群众和民兵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及大力配合，使我们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顺利进行，他们的功劳将永远载入史册。
从 1947年3月至 1948年9月，我军对吴化文部一方面给予军事上的打击，另一方面继续不断地进行争取瓦解工作。 1947年秋，华东军区指示：“对吴化文的争取，要从战略观点出发，抓住不放。
1948年初，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刘贯一部长特派敌工干部李勇烈同志任联络员，在我鲁南军区联络部的安排下打入敌区，和王道、孙玉辉、秦洪勋、刘子衡、夏舍鼎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并在膝县城内建立联络点，指定鲁南二军分区滕县情报站徐元湖、刘国章同志为交通员。并派李勇烈以军区特派员身份打入济南、充州，长期坚持对吴化文不断地进行政治争取，直至“济南战役”发起前夕，吴化文从当时处境和前途着想，再次要求找陈毅将军接洽，执行“竞州协议”，联系起义。后来终于在我军军事打击下，几经曲折反复，在我方方面面推动催促下，吴化文毅然率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二万余人实行战场起义，走上了光明道路。这也就是我军坚持长期对吴化文做争取工作，最后实现了兖州谈判制订的 《兖州协议 》 中“待机起义”的诺言。当时,我前线高级指挥员和新华社社论都指出，吴化文的起义和济南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内部时动摇、影响，将产生连锁反应；对我军战略的反攻和取得战略决战胜利，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