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故事讲述的是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 忠义救国军 ”司令 胡传魁 、参谋长 刁德一 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继续为解放江南 大好河山 奋战。
此故事原型是1939秋,新四军"江抗"北撤时留阳澄湖常熟地区刘飞,夏光,黄烽领导36位伤病员坚持当地斗争,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故事。
由于剧情需要,人物不能出现过多,所以沙家滨新四军领导只出现了一个郭建光,而当年留阳澄湖的新四军伤病员领导是刘飞,夏光,黄烽.所以说,这三位是郭建光的原型,当然,他们的职务当时都是团级,比剧中的指导员郭建光的职务要高多了,而且当年伤病员是36人而不是剧中的18人.
刘飞，36个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后因伤重转移上海治疗。刘飞原名刘松清，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江抗”东进时，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战斗中被子弹打入肺部，几乎危及心脏。上海治疗后，刘飞随谭震林再入江南东路，此后转战南北，为革命立下卓越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夏光，湖南武冈县人，1927年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两次被捕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抗战爆发后，夏光在党的召唤下加入新四军并重新入党，“江抗”东进时任五路参谋长，因病到后方医院休养。夏光领导了新“江抗”最初的斗争，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夏光改任纵队司令等职务。解放后，夏光担任过几所海军学校的负责人。1955年，夏光受到错误处理，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的错误处理给予了甄别纠正。
黄烽，福建福安人，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并入党。“江抗”东进时任“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协助夏光，领导了新“江抗”初期的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黄烽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烽少将军的回忆录记载了当年的历史:
"后方医院和三十六名伤病员
新四军六团东进后战斗频繁，作战机动范围大，伤病员也日益增多，后来就把六团的卫生队和原“民抗”伤病医院（组建于 1939 年 2 月间）合并成立“江抗”后方医院。由六团卫生队长林震兼任院长，张贤为医· 务主任。开始时医护人员中有从上海同仁医院来的张贤、大德助产学校来的庞露和原在那里工作的陈翠、陈宇、程瞒、李善娟。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从上海同仁医院来参军的王湘、赵熙、张力和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下来的王嶙、包蕴、白山、征红等。
“江杭”西撤时留在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有刘飞、夏光、黄烽、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成忠、张世万、谢钧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佐才、陶祖金、杨弟二、章立、赵阿山、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等。还有一个日本战俘叫高桥（经改造在团敌工股工作）。刘飞同志因胸部受伤受医疗条件限制，无法动手术，后通过地方党安排，到上海同仁医院治疗。
“江抗”西撤后，后方医院所处环境更加恶劣，当时医院活动在阳澄湖畔村庄和常熟梅李一带，那里是个湖叉水网地带，每移动一次，都要用小渔船和揇河泥的小船作交通工具，由于重伤病号较多，上下船都要人抬上抬下。每到一地，农民家里的客堂或柴草间就算病房，门板就是病床，东藏一个西掩一个。夜晚，不论天多么黑，．也不论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医护人员都要下到各分散点去巡诊，给伤病员换药送饭。工作十分艰苦。尤其是医疗条件特别差，医疗器械几乎没有，药品也奇缺，但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为伤病员治疗，也曾用土法制造一些代用药品以应急需。地方党的同志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去搞些药品.院长林震同志曾七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人敌占区上海，寻找各种关系，设法弄来药品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条件非常困难。我们的医护人员仍不辞劳苦、精心治疗护理伤病员，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再说，苏(州）、常（州）地区的乡亲们，他们视"江抗”留下的这批伤病员为亲骨肉，不怕冒风险把伤病员隐藏在自己家中， · 当敌 · 人下乡“扫荡”时，想方设法来掩护，宁辱自己担惊受怕，也要保护伤病员安全无事。乡亲们平时用自己的小船运送伤病员，遇到紧急转移时，更是冒着敌人的枪弹枪运伤病员。每当情况紧急、无法转移，伤病员需要分散寄养在各乡亲家中时，都受到乡亲们的悉心照料，供养和保护。尽管当时敌占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为伤病员调理饮食，还常到阳澄湖去捕虾捉蟹，给伤病员们补养身体，使伤病员尽早恢复健康.
那时敌人频繁地下乡“扫荡”，搜索我“江抗”留下的人员。我后方医院虽不断转移，仍不免遭到敌人的袭击。最严重的一次是 1939 年 12 月 26 日拂晓，遭到乘汽艇下乡“扫荡"的敌人包围。因为医院驻地人家分散，有些人撤离了，有些人被当地群众及时隐蔽起来，但其中来不及撤离和隐蔽的伤员及医护人员数十人全被敌人抓走关进牢房受尽折磨。有的已壮烈牺牲。高桥原是日本商人，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虏后，受到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提高了一觉悟，改变了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当时的军部敌工部干事陈超寰是日本留学生，后来被派到六团政治处敌工股任股长。高桥也从军部敌工部分配到六团敌工股做敌军工作。高桥在跟随部队行动的过程中，也亲身耳闻目睹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认识有进一步提高。后来，高桥也跟随六团东进，因病也住到后方医院。那天，当日军发现高桥是日本人，就要他做翻译，要他当场在被抓的人群中辨认出我方人员。据说高桥当时对我方人员能掩盖的尽力掩盖过去。当我方被俘人员被押送昆山城后，高桥还到监狱为狱中的女同志送日用品，并暗示她们要设法出钱保释。
当时领导指定林震同志去设法营救被俘人员，又派包蕴同志回去与各个家长联系，通过各种关系出钱保释。后来这些被俘的女同志都被保释出来了。其中许多人都一如既往，有坚定的抗日救国意志和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大部分都回到我们部队来工作了。
不幸的是其中身着军服的章立等 8 名伤病员，被押解到昆山城后，全部被日军杀害了。临刑时，章立同志在刑场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不屈不挠，慷慨就义。
这 36 个伤病员，大多是闽东红军老战士，经历过许许多多战斗和艰苦环境的锻炼，是一批坚强的骨干力量。新“江抗”和以后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就是在这几十个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江抗”的成立
1939 年 10 月下旬，杨浩庐同志奉命回到东路地区，他到达常熟后，先后与在阳澄湖畔休养的刘飞、夏光和在东塘市一带坚持斗争的张英、李建模、任天石等会面，传达上级指示。之后，东路特委在东塘市附近召开部队和地方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分析了东路形势，讨论了重建部队计划，对继续坚持东路斗争作了具体布置，并对工作做了明确分工。
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员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新“江抗”的诞生表明“江抗”仍在东路坚持抗战。
不久，“民抗”（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也开展扩军工作，任天石任司令，薛思民任参谋长，李建模兼政治处主任。新“江抗”宣布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没有人，二没有枪，怎么办？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中有 10 多名干部战士已基本痊愈，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排，番号叫“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特务连”。原“江抗”五路二 支队支队长周嘉禄拿出了轻机枪一挺、步枪 10 余支装备了特务连。其实“江抗”东路司令部当时所指挥的部队就是一个特务连，人和枪都不足一个排的实力。
后来， 从上海下乡到东路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不断增加，除了补充特务连外，又组建了一个数十人的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处领导。那时，我曾一度兼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副团长吴中，最早从上海下来参军的团员有陈本奎、丁毕克、载昭、陈光、陶群等。战地服务团的任务是：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有时给部队或地方群众演出节目；战时还帮助医务人员做救护伤员工作。洋沟楼战斗那天，战地服务团原准备在春节军民联欢会上演出节目，后来仗打起来了，戏也演不成了，就参加战场救护工作。
1939 年 12 月，常熟新“民抗”从地方常备队中挑选组建了一个连，这个连后来编为新“江抗”一连。 1940 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被日军击溃。郭曦晨、李超同志收集该团溃散人员和枪枝，由新“江抗”帮助整顿后，编为新“江抗”的另一个连。这样新“江抗”就有了 3 个战斗连队。随后，成立了新“江抗”第一个支队（相当营）番号叫二支队。这时新四军六团的一营原营长陈挺同志在延安学习后被派到东路来工作，就由他担任支队长。我这时也下到第二支队负责党政工作。那时部队已有 4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