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福利

《赤坎文史》第八辑已于本年一月首发，本号陆续转载其中五篇精选文章，欢迎读者留言评论。我们将根据评论内容和点赞数，择优向六位读者赠阅《赤坎文史》壹本。获赠名单和邮寄方式将在系列推送结束之后公布，在此感谢赤坎区政协及编者谭启滔先生对本活动的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南路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于1928年在广州湾法租界赤坎设立南路特委领导机关，组织和指挥革命武装暴动，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暴动中，中共南路特委军委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积极策动国民党军队兵变，特别是国民党十一军驻高州、雷州的军队兵变。兵变动摇统治阶级之南路政权，鼓动党员的勇气，激发了农民的斗争情绪。兵变规模虽然不大，时间不长，并且失败了，但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对此，广东省委高度评价。

一

中共南路特委和兵委在广州湾赤坎成立

1927年4月，蒋介石、李济深分别在上海、广州发动了“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接着，国民党南路行政视察员沈崧、高雷党务视察员林云陔等闻风而动，在高州加紧策划和组织高雷地区的暴力“清党”。因此，从4月中旬开始，驻高州的中共南路地方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国共合作组织），以及各县的农会、工会、妇女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相继被反动军警包围查封，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缉捕、杀害。至此，南路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在白色恐怖笼罩、革命形势骤然逆转的严峻形势下，南路地区各县的中共地方组织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极端被动的处境中寻找对策，勇敢地高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革命旗帜。1927年夏秋间，遂溪、海康、廉江、吴川等县的工农革命武装，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高压统治，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行动，曾取得了局部的、短暂的胜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在此期间，党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接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派彭中英返回南路组建中共南路特委，同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署。其后，中共南路各县市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广东省委制定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等，准备进一步举行革命武装起义，“实现土地革命”[1]。

1928年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等决议案，决定“积极的计划如何进行破坏反革命军队，及建立工农武装”，并提出“加紧布置西江、北江、南路的暴动，扩大深入土地革命”的口号[2]。

为了执行省委这个决定，中共南路特委于4月15日[3]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成立南路特委和南路特委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或兵委）。南委之组织已经推定人选正式成立，委员共七人，杨△△[4]、周△△、卢△△、黄△△（C.Y.巡视员）、李△△、吴△△、梁△△，而以杨△△为书记，周△△、梁△△为常务委员，组织委员。秘书处亦组成以徐△为秘书，易△为组织科（兼会计），邱△△为宣传科（兼印刷、分配），李△为交通科。特委下设军委，以王△△为主任，黄△、薛某为委员，即日开始工作。南特设广州湾赤坑（坎）内地，等到相当地点才搬去。南路特通讯处暂由“琼委驻广州湾交通局转张奎收”[5]。同时军委具体负责兵运及军事工作，并制订了兵士运动大纲，以指导南路兵运工作[6]。

二

省委、南路特委、南路军委对兵变的领导

1928年5月15目，中共广东省委审查了南路特委兵委的兵士运动大纲要点，认为南路特委“未能抓住兵运中心工作”，致信南路特委：“你们目前重要的在十一军的兵士运动与民团团丁工作。这两种工作要用全力去计划。有组织的送工农及同志去活动，至于下级军官运动、警察、县兵、土匪这些工作，有可能便去进行，不可用大的力量去干，以免妨碍了重要兵运工作。[7]”

对于如何开展对十一军的兵士运动问题，省委除在五月二十日制订的《各地兵委组织法》作了明确规定之外，在六月中旬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省委认为：“南路目前是陈铭枢欲夺归己有之区域，为将来蒋、桂系冲突的根据地。……陈铭枢积极在南路扩充军额，四出招兵，近更毅然南上，检阅其部队，盘马弯弓之情状可以概见。但陈之部队实力并不强大，我们工作亦颇有基础（详细面告颂年），所以瓦解敌军夺取南路为我们的割据，客观事实是有可能。[8]”

因此，省委要求南路特委要明确在南路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在组织南路“夏收总暴动”中，“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鼓动各地之兵变”。在发动兵变的指导方针上，要坚决贯彻“以破坏反革命武装为主要目的”的原则，“不必一定与工农暴动相结合，不必一定要想将敌人之雇用军队通变成红军，只要有引起兵士对长官之仇恨，发动兵士之经济斗争，便可不犹豫兵变。[9]”

为了加强对十一军兵运的领导，省委还决定派△△[10]同志到南路主持兵运工作[11]。

6月23日，兵委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认为，陈部二十四师内甚腐败，兵额不足（如驻吴川之七十一团第三营仅有二连），枪械缺坏（大约有四分之一无枪，且枪是旧汉阳的多，枪托多已包修过，刺刀拉杂。不过子弹充足，这是驻梅、吴川的队伍情形；防共的纪律甚严。士兵不准出街（只有少数的老兵稍松一点），出街或如厕都有班长跟，排长、班长自己监督守卫，兵士一点自由都没有。前几天有一个兵士太苦了，走又走不出，于是上吊，但未死而被人救下。兵士有逃去的事。据说十一军已三个多月没有关饷了，兵士很苦。会议决定发出传单两种：（1）关于十一军用兵士联合会名义，煽动闹饷兵变。（2）对于何春帆[12]部则鼓动兵士起来闹饷及反对改编，亦是用兵士联合会名义[13]。

随后，南路特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对策动兵变问题作出了多项工作提纲：

 A、兵变之主要地点：在南路兵变集中地方之目标，应分为高州雷州两方面，而兵变重心的趋向，好似尤在雷州，因为高州、雷州两地兵变的特性不同。高州是南路政治中心的地点，但党的组织太薄弱，兵变后的群众发动似无把握。雷州有些基础，群众也经过斗争，而且社会条件较佳，兵变后的群众发动比较有把握。在十一军我们有组织的队伍也大部分已调到雷州。所以在高州兵变后，在雷州应该马上发动一个更大的兵变。其他如北海都是重要的地方，应加以注意。

B、组织问题：在高州、雷州两方面，都有马上组织指挥机关——革命兵士委员会有指挥兵变的必要。在高州，革命兵士委员会决定以三人组织之，昌荣、何瑞两同志应参加这个委员会，其余一人由兵士参加。委员会应受当地党指挥，但对外则用广东革命兵士联合会名义。在雷州的革命委员会决定以五人组织之，公维、枝水、昌荣三同志应该参加，其余由兵士找出来。此委员会直接受南兵委的指挥，仍须用广东革命兵士委员会名义。南兵委马上移到雷州去，以指挥雷州更大的兵变。

C、宣传煽动问题：

对于十一军全部，我们要有普遍煽动兵变的方法。

兵变时，无论对于已经受了我们的影响或者未受我们影响的兵士群众，都应有普遍宣传，尤其是要注意作战中对敌兵士之宣传。

对民众之宣传必须普遍，所以应有多量的标语、传单、宣言张贴和散发。

各地党部于兵变中，应该负担一部分宣传责任，要有大多数宣传队的组织。

对于兵士群众的煽动，必须提出几个重要而切实的口号，如杀官长发洋财番〔返〕家乡等。

D、兵变中之布置问题：

当地党部的联络。在兵变中负责兵运的同志应极力设法与当地党部发生密切关系，以便利我们一部分工作进行。

兵变中之行动：杀官长，对兵士的宣传，对群众的宣传，破交通，烧文件，放犯人，破统治机关，获子弹，收钱粮，杀豪绅，工农兵大会（按区域）就此产生苏维埃。离开旧地，应定集合地点，我们负责人的演说。

军事行动：指挥信号，兵士的分配，总发动地点，向导，侦探，战术，信差，宿营。

兵变后的行动：对内外的宣传，所经地方，杀反动派，缴民团械，对内部的注意。

E、兵变后发展方向问题：在高州兵变后向化县发展，打入梅，再占水东；在雷州兵变后，一部分留雷州，图与琼崖发生军事联络，一部向遂溪、（廉）江方面发展，再由廉江向廉州、北海发展，完成南路的割据。

F、兵变与群众发动问题：工农群众在兵变中仍居主体地位，故我们在兵变中应极力发动斗争。我们可扩大宣传，影响群众斗争起来。

G、交通问题：在南城应设由高州至化县、梅的交通站，在公馆金塘应设一个由梅菉至水东、茂名的交通站。

H、土匪问题：

土匪虽似不大靠得住，但在兵变中亦可作一时的利用，但其势力须在我们支配；

东海岛，廉江五、六区，徐闻山，广西的土匪，应该分别派人前往领导，以响应我们兵变而牵制敌军，完成南路各县的割据。

I、经济问题：

要调查当地富户、豪绅等财产，及市集、圩场、当铺，鼓动兵变去抢。

二十四师师部的款，如真能取得时，以一部分分给变动的兵士，以一部分留为兵运用，以一部分做群众运动，同时解一部分到省委去[14]。

但是，正在草拟这一计划时，突接报告，高州的兵变提前爆发了，因此，南路特委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三、

高雷兵变经过

1928年4月，蒋桂军阀矛盾加剧。李济深为了巩固桂军控制广东的局势，便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八路总指挥的头衔，将广东划分为四个善后区，委陈铭枢为高雷钦廉琼崖地方善后委员，将十一军从惠阳调到南路，以便置于桂系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

5月上旬，陈铭枢指挥十一军二十四师开到南路，73团驻北海，70团驻高州、71团驻雷州。即在高州设立司令部，由师部特务营担任警卫。后又成立一学兵营，直属师部领导，也驻扎于高州。

高州国民党兵变部队驻地旧址

二十四师进驻南路后，陈铭枢为了巩固地盘，实行军阀割据，一方面勾结旧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的残余势力，抽丁勒税，搜刮民财，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另一面，则勾结买办商人和地主豪绅，对城市恢复反动商团散工会，镇压所有罢工；对乡村，则极力扶助地主民团，解散一切农会，焚毁农会所在的乡村，镇压农民暴动，给南路人民和革命斗争带来极大的灾难。同时，数年的战祸，也给十一军广大兵士带来极大的痛苦。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我党发动兵运，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是有利时机。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十一军是在北伐战争中诞生的，在新军阀叛变革命之前，是一支革命力量，并在我党领导之下，参加了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新军阀叛变革命之后，这支军队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屠杀工农的工具。然而，在该军的士兵中和中下级军官中，尽管经过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但还有不少我们的工农同志，这些同志大都是叶挺的部下，他们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厌恶军阀战争，向往土地革命，拥护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十四师特务营，下辖四个连队，共有二百多人（军额不足），武器装备较好，有一定的战斗力。该营的官兵除有一小部分是由土匪改编的外，大部分是来自工农。其中有一些老兵，是上海暴动的工人和东江农民自卫队员，因暴动失败，生活没有出路，被迫到军队里当兵谋生的。这些工农青年进了军阀部队后，经常受到官长的打骂虐待，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异常痛苦。特别是经过粤桂军阀混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为军阀卖命是没有前途的，渴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此，当该营进驻高州后，原在部队中进行地下活动的邓施公同志，即派进步青年聂都山、谭天秘密同南路特委取得联系，表示可以发动特营兵变，至少可以拉出两连上山。并说，如果工作做得好，还可以把学兵营也拉出来。

南路特委听了聂都山和谭天的报告后，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如果能争取特务营和学兵营在高州同时兵变，动摇南路反革命统治的政治中心，将会给南路的革命斗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为了促进特务营和学兵营的兵变，特委一方面指示负责募兵工作的何光，从茂名、吴川招募了数十名进步的农民青年。加以训练，安插到特务营和学兵营里面去，以作兵变时的基干力量；另一方面又派龚昌荣、何瑞两同志到高州，吸收特务营一名士兵参加，成立革命兵士委员会（对外叫“广东革命兵士联合会”），以加强对特务营和学兵营兵变的领导。

7月中旬，正当三、四连的士兵加紧酝酿准备发动兵变的时候，突然传来七十二团九连在灵山发动兵变的消息，它像一针兴奋剂，大大鼓舞了三、四连士兵的信心。有些士兵兴奋地说：“要想有钱花，就得走九连弟兄们的路，上山去，打土豪，发洋财。”

7月29日，特务营三、四连的士兵因为已有三四个月没有发饷了，他们正准备派代表向营长请愿要求发放薪饷。这时，传来消息：师部存有10多万元的军饷，是长官们扣着不发。士兵们知道后，气得忍无可忍，官兵矛盾激发。在这情况下，邓施公等决定立即进行暴动。29日下午，三、四连士兵140多人，在邓施公、聂都山、谭天的指挥下，分两路进攻：一连冲进特务营营部枪杀了反动营长；另一连冲入二十四师司令部，枪杀了克扣军饷的师参谋长，没收了师部所存的10多万元军饷。接着包围学兵营，缴获步枪400余支，机关枪两挺，驳壳4支，左轮2支，子弹甚多[15]。

特务营第三、第四连兵变后，面对敌人包围进剿，邓施公即率队迅速撤离高州城，开往茂东农村。30日，国民党二十四师从梅菉、化县调集两个营的兵力，开往茂东追击兵变部队。此时，邓施公即派聂都山和谭天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报告兵变情况和部队去向，请南路特委指示和支援；为了避免与敌人接触，邓施公率兵变部队在茂东农村活动了几天，收缴了民团的枪支，没收了一些土豪劣绅的钱粮，筹集到8万元的军饷，然后撤离茂名县。

龚昌荣回到广州湾后，向南路特委详细汇报了高州兵变的情况。8月3日，聂都山、谭天两人也到达广州湾，向特委报告了兵变的过程。特委根据龚昌荣、聂都山的汇报，当即决定：

1、马上令在雷州攻打徐闻山土匪之部队暴变后即向遂溪进攻，以牵制敌军。

2、廉江五、六区刘之华部队千余人与我们有联络，已有同志去指挥，即令其进攻廉江城。

3、在高州变出来的云南普山部队[16]，令其转守为攻，折回沙田向化县进展。

4、马上印简单传单，写标语散发，以扩大宣传。南委对这次十一军部队兵变准备发的宣言有以下几种：

    （1）南委为十一军兵变宣言；

    （2）十一军革命兵士委员会号召全军兵士兄弟举行兵变反对军阀宣言；

    （3）十一军革命兵士委员会举行兵变暴动敬告工农贫民兄弟书；

    （4）中华全国总工会南路特派员办事处，广东省农会南路办事处为十一军兵变告全南路工农贫农群众书；

    （5）南路临时苏维埃政府为十一军兵变宣言。[17]

大约八月四、五日，聂都山和谭天接受任务离开广州湾，在返回部队的途中，不幸被国民党追剿部队捕杀，英勇牺牲。

聂都山和谭天牺牲后，中共南路特委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奋斗精神，用“兵变仔”的名义，在高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吊高州变兵聂都山、谭天等”的吊唁诗。

你们的发声，

爆开了军阀统治的裂痕！

你们的发声

唤醒了大梦沉沉的士兵！

你们开始了奴隶及主义的斗争，

你们是军阀的致命创伤的病菌。

你们踏着广州暴动兵士们的后尘！

用军阀杀人的工具还击军阀的本身。

今（天）呀！你们是在反军阀的战斗中牺牲了，

但是，从你们热血红流的潮中，动员了不少的后备军。

“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

是你们临刑时的悲壮呼声哟！

将永远地使统治魔王发抖！

迅速地使工农兄弟们兴奋！[18]

兵变部队因聂都山和谭天不幸牺牲，即与南路特委失掉了联系。邓施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于八月中旬带领部队转移到电白、阳江交界的双母岭。当时，在这座大山上有一股经济土匪，共一百多人，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上山为匪的，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经常下山“杀富济贫”。兵变部队拉上山后，邓施公即与这股土匪的首领联系，经过协商，决定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两支队伍合并后，共有三百多人，六百支枪，八万余元军饷，实力大大增强。[19]

嗣后，邓施公又派人同灵山的变兵七十三团九连取得联系，该连已建有党组织，但有否拉上双得岭同高州变兵相结合，尚无材料证实。

高州兵变后，中共广东省委也非常重视。八月二日，省委即派史书元前来南路，负责指挥高州的变兵。因史原是叶挺同志部下之团长，变兵多系他的旧属，容易“镇慑小的领袖”[20]。史到南路后，因未能同变兵部队取上联系，就参加了南路特委兵委的工作。

八月十二日，省委听取了△△△同志（高州兵变的实际指挥者）到香港向省委汇报，认为“该部军队是有变成红军之可能的”，马上写信给南路特委，要求南路特委加强对高州变兵的指挥。[21]

八月二十二日，省委又致信南路特委，要求南路特委按照省委以前决定的原则，切实整理、保存好高州变兵这支队伍。省委在信中指出：“对队伍的保存整理，应加意的注意，决不能因只有数百人，便忽略处置下去了。我们要知道，帮助农军镇压亲绅的工具，可以说南路一点也没有，这个队伍的保存，不只南路工作有莫大的益处，而且可以使日后的变兵得有归宿的地方。”[22]

南路特委接到省委这两封信后，曾两次派人去寻找这支队伍，因为国民党军阀部队的封锁，始终没有接上头。此后，这支变兵队伍是上山为匪，还是解散归田，抑或被军阀招抚收编，就不知下落了。

邝惠安（化名龚昌荣）

高州兵变不久，南路特委根据龚昌荣在高州、雷州同时发动兵变的计划，提出了又在雷州发动兵变的决定，且决定再派龚昌荣到雷州发动兵变。龚昌荣根据特委指示，到雷州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兵变，对外仍用“革命士兵联合会”的名义，龚昌荣、公维、杨枝水为成员，其余两名委员计划由士兵选出。南路特委又决定南路军（兵）委也移至雷州，以发动领导更大的兵变。但“雷州因高州兵变后警戒甚严，七十团、七十一团组织训练甚幼稚”，因而“目前工作只能加紧斗争训练发展组织……暂时不（兵）变”[23]。

史书元等给省委的报告也认为：“雷州因监视太严，恐兵变不能（产）生影响，甚至变不起来，暂时只能鼓动斗争，不必兵变”[24]。

龚昌荣及杨枝水等人只好撤回广州湾。

1928年9月，龚昌荣、杨枝水及中共海康临时县委书记薛文藻在广州湾被法国警察逮捕。省委为营救这些同志采取了有效措施，还准备动用大洋将他们救出。后经与法警察交涉，11月龚昌荣等被营救出狱，龚由于暴露了身份而撤离广州湾。

四、

兵变的政治影响

高州兵变，是在我党领导之下，在国民党十一军中组织发动的一次重要兵变。在军阀的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达到了南路特委所制定的任务：瓦解敌人之武装；动摇统治阶级之南路政权，和破坏其政治组织；在此兵士壮烈暴变中，冲破工农群众沉寂空气，而进行于活跃的革命的新局面；在此兵士壮烈暴变中，打破党员惧怯的心理，鼓动党员的勇气，以改造西路党的新生命；此次兵变系受广州及海陆丰、琼崖……等土地革命的影响，直接起来抵抗敌人的行动，须尽可能扩大其影响，使工农兵及贫民群众的意识更加深入于土地革命；牵制敌军，减轻对琼崖的压力；此次兵变，系有计划的，有规模的兵变的开始，须使其影响于全部分。[25]

中共广东省委对此次兵变却作了肯定的评价：“省委认为此次高州兵变，证明省委兵运政策以破坏反革命军队为主要目的，这是正确有效力的办法。”[26]

省委又说：“在高州兵变以后，党内同志的确奋兴得多了，党外的农民群众的确从事实上知道敌人的力量动摇，减少了怕兵的心理，知道土地革命的可能了，知道C.P.的工作及力量，对于农会也不与以前那样畏缩不敢加入，对于豪绅地主也不像以前那样畏缩而不敢打杀。总而言之，农民的斗争情绪的确是高了。”[27]

从省委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州兵变的规模虽然不大，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诚然，此次高州兵变，由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暴动前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周密计划，暴动后又未能及时对兵变部队加强领导，任其自流。加上当时党内存在单纯的“军事投机”思想，不认真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互相配合，因而招致了这次兵变失败。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注释

[1] 《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1927年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2] 《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及其决议要点（1928年4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7页。

[3]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1983年版，第228页。以下引文出自该书不再详细标注。

[4] 原文如此，疑是杨石魂。

[5]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第230页。

[6]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第233页。

[7]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四号）》（1928年5月15日），第345-348页。

[8]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五号）》（1928年6月11日）第228页。

[9]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五号）》（1928年6月11日）第234页。

[10] 原文如此。

[11]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五号）》（1928年6月11日）第235页。

[12] 何春帆，1924年起任广州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广东省财政厅秘书、教育厅秘书。百度百科。

[13]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报告（南字第七号）》（1928年6月26日），第339页、340页。

[14]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八号报告》（1928年7月31日），第345-348页。

[15]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八号报告》（1928年7月31日），第349页。

[16] 原文如此。

[17]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八号报告》（1928年7月31日），第349-351页。

[18] 《茂名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共茂名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第169页。

[19]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并转兵运同志信（南字第九号）》（1928年8月12日），第140页。

[20]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八号）》（1928年8月2日），第4页。

[21] 《中共广东省致路特委并转兵运同志信（南字第九号）》（1928年8月12日），第139页。

[22]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及兵运计同志信（南字第九号）》（1928年8月22日），第212页。

[23] 《中共南路特委兵委报告》（1928年8月7日），第354页。

[24] 《史书元、石达峰报告》（1928年8月7日），第355页。

[25]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报告（第八号）》（1928年7月31日），第334页、335页。

[26]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字第八号）》（1928年8月2日），第1页。

[27] 《中共广东省委致南路特委信（南路第十一号）》，（1928年8月26日），第221页。

本文选自《赤坎文史》第八辑

作者何杰，单位系湛江日报社

重磅

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拟于2019年12月上旬在广东省湛江市举行“第二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公开征稿。凡有意参会者，敬请填妥回执，连同符合议题的论文提要（300字内）于2019年3月30日前发送至研讨会邮箱（gzw201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