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是战后著名的知识分子，到今天，他的思想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成名背后离不开一个叫亨利·哈迪（Henry Hardy）的文学编辑。而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寻找以赛亚·伯林》中被讲述。
撰文 | 徐悦东
以赛亚·伯林是战后英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的盛名也不是一蹴而就。他曾经历过一个不为人知的转折点。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伯林其实只写了三本书，编辑一本书。
以赛亚·伯林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当伯林的文学编辑亨利·哈迪（Henry Hardy）第一次走进伯林的酒窖，找到那些未发表的手稿时，感到非常惊讶。哈迪如考古学家发现了宝藏一般，他看见伯林的书架上堆满了杂乱的纸张和书籍，哈迪回忆道：“我双手颤抖，粗略地浏览着它们——那些几十年未发表的文章，除了伯林之外没有人读过的文章。”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哈迪编辑这些材料，并将它们编辑成十几本书出版，他一手改变了伯林的声誉。可以说没有亨利·哈迪，伯林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这些经历在《寻找以赛亚·伯林》（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里有记载。此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哈迪如何遇见伯林，并讲述哈迪如何将伯林未发表的广播演讲、讲座、文章和手稿整理发表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记录哈迪和伯林的哲学交流，特别关注人性、多元主义和宗教等主题。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最有趣的。在1972年，哈迪和伯林第一次见面，伯林当时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院长，而哈迪那时作为本科生正在沃尔夫森学院学习哲学。
当时伯林已经六十多岁了，1909年，他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并在牛津大学学习和任教，曾为美国和英国政府工作。伯林在1957年被封为爵士，1971年被授予荣誉勋章。1957年到1967年期间，他是牛津大学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尽管他以这些荣誉和他的思想出名，但是伯林低估了自己作品的价值。哈迪在书里写道：“他对他的作品有着病态般的犹豫。”
哈迪从伯林散乱的文章和手稿中重新创造秩序，这花了哈迪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工作听起来很复杂，实际上更加复杂。哈迪主要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他得收集很多伯林的讲座、广播录音和文章，然后将其编辑成广受好评的书，其中包括《俄国思想家》《反潮流》《现实感》和《自由及其背叛》。编辑工作包括要去图书馆查找参考资料，去纠正伯林不准确的脚注和引用，破译一些潦草的手稿，以及对讲座和广播录音进行听写。有一次，哈迪向伯林询问一个参考出处，伯林对哈迪说：“你现在肯定不会对我的完全不准确、含糊不清和引语错误感到惊讶……我当然没有参考了。”
其次，当哈迪整理完这些手稿，他还得对付伯林的自我怀疑，去说服伯林同意出版他整理出来的书，这才是哈迪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他也经常失败。比如，他无法说服伯林将其1979年在耶路撒冷获奖的演讲收录进一本书中，他只好等伯林去世后才出版了那篇演讲稿。
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
作者：Henry Hardy
版本：I.B.Tauris 2018年9月
《寻找以赛亚·伯林》涵盖了伯林生命中的25年。据他发表的信件表明，即使在创作和思考的全盛时期，伯林对别人对他的批评还是很敏感，也很不愿意发表他最好的作品。因此，伯林不断地拒绝哈迪——尽管哈迪帮他整理的书都获得了盛赞。为什么伯林有着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为什么更喜欢讲座、广播和演讲？他从未想出版过他著名的《浪漫主义的根源》，那是他的讲座，也是他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寻找以赛亚·伯林》里，哈迪和其他合作者都极大地改变普通读者对伯林的印象，呈现出这位思想家更加复杂的形象。
《剑桥以赛亚·伯林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saiah Berlin）则更加学术。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认为，这本书里面有两篇很好的总结以赛亚·伯林的文章，一篇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写的，一篇是哈迪和约瑟华·车尼斯（Joshua Cherniss）写的。奥兹写的那篇仅仅两页纸，主要抓住伯林的犹太人和俄罗斯的背景。而《剑桥以赛亚·伯林指南》里的其余文章，很多都是来自耶鲁大学2017年开的会议，包括伯林的哲学、人文科学和政治理论，伯林对历史和政治的观点。
《剑桥以赛亚·伯林指南》主要抓住伯林作品的主题范围来写，从他早期写分析哲学和卡尔·马克思到他写俄罗斯思想家、启蒙运动、反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再到他关于民族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探讨。这些文章使伯林成为了冷战中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这本书的重点展现了伯林从自由主义者到多元主义者的转变。他写“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使他成了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后面更去考察价值的不同，这使得他更关心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斯密什（Steven Smith）曾质疑伯林：伯林对启蒙运动的描述是否过于单一？启蒙思想家就像伯林所描述的那样吗？伯林为什么要解决他们之间如此多的分歧？哈迪和车尼斯则接受了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伯林的批评：为什么伯林描写的思想家，比如赫尔岑和维柯，往往好像伯林在写自己？在音乐、文学和哲学方面，伯林是很博学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伯林还是有所欠缺，比如科学和经济学。伯林热爱俄罗斯文学，但像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这样的俄罗斯大文豪也被他所忽略。
伯林为启蒙运动、反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运动重新描绘了“地图”，并为18和19世纪的思想提供了更细致的画面。伯林更强调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是个人天才。此外，伯林几乎没怎么提及的重要批评家还有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波考克和邓恩，还有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关于启蒙运动的三部曲。
《剑桥以赛亚·伯林指南》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显示着伯林研究的中心变化：从牛津转移到美国，里面的许多年轻的文章作者都来自美国的大学。在伯林去世后继续研究伯林的牛津学人除了哈迪、阿兰·瑞安（Alan Ryan）和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之外似乎越来越少。这也是为什么哈迪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让伯林又重新“活”了过来。
本文所编译的资料，来源于David Herman的Isaiah Berlin and the man who saved him from obscurity一文，见New Statesman America网站。作者：徐悦东；编辑：安也。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