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起于白山黑水，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历代皇帝对那片黑土地都充满了向往与崇拜，大清入关后，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将那里出产的人参、东珠、貂皮垄断，专供皇家享有。尤其对于人参，更是严禁汉人、朝鲜人进入产参地采挖。

产于东北的人参称为“辽参”，又称吉林参、高丽参，以野生者为贵。清入主中原后，人参既是宫廷日常使用的补品，也是赏赐大臣的重要物品。宫廷日用的人参存在内务府广储司，每逢皇帝出巡时，都会携带一定数量的人参，随时备用。使用人参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专供帝后使用。乾隆时期，五等以下人参主要用于赏赐官员、变价出卖及一般入药。

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形成了严格的“采参制”，对于立功的文臣武将，准许入山采参。顺治五年，又下令停止大臣采参。此后东北所产的人参，除了进贡皇室使用外，只有宗室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可以派人按数采挖。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有王公派人偷采人参，康熙责令严加查处，将涉案的镇国、辅国公罚俸二年，家奴宁二处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再一次明确了宗室每年可派往关外采参的数量。爵位最高的亲王，每年可派140人，采人参70斤；爵位最低的奉恩将军，可派15人，采人参7斤办。

自康熙朝以后，人参的数量大大萎缩，对于八旗贵族采参的控制也愈加严格。宗室派出的采参队伍，除非是深入千里，否则根本采不到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再次下令，八旗贵族一律停止采挖，此后只有皇室专享采参之权。

朝廷明令禁止，可还是有人冒险入山采参，为了防范私入产参区采挖，顺治朝时，开始搭建柳条篱笆墙，至康熙朝才完工。这条篱笆墙南起辽宁凤城南，经新宾东北至开原北，又向西南折向山海关，长达一千多公里。这道篱笆墙共设二十道门，派官兵守卫。如此花费巨资，只为防偷参，可见人参的珍贵程度。

乾隆中期，北京人参的市场价格极高，一两人参可售银40两，到了乾隆晚期，更是飙升到百余两。虽然人参价格居高不下，可是人参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些官僚贵族以及富商大贾们要想买到人参，还得走内务府的门路。

在人参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不顾朝廷禁令铤而走险私行采挖。清律规定，偷参队伍规模在百人以上，偷采人参在五百两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照例处罚。所带之人不满百名，所收之参不满五百两者，为首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者减一等。对于流放地还特意有规定，纠集人数在40人以上，人参50两以上，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地。

依清律，很多偷采人参情节严重者被定为死刑，但刑部在秋审时，往往会从宽处理，将其释放，康熙帝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纵容偷参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让刑部秋审时宽免的偷采人参犯人，割断脚筋。此后，刑部遵照指示，将为首者割断两脚脚筋，为从者割断一脚脚筋，使其终生残疾。

人参被皇室垄断，更加凸显其价值。对于一般官员来说，能获赐人参的机会十分渺茫，只有那些皇帝的宠臣才有机会获赐。康熙十九年（1680年），大臣魏象枢生病，康熙此给人参6两；蒋廷锡在康熙朝备受宠信，曾得到康熙钦赐的宅院，到了雍正朝，雍正帝对他更加信任，一次性就赐给他人参12斤，这是清代大臣一次性获赐人参的最高纪录。

从乾隆之后，皇帝赏赐大臣的人参数量都以“两”计，多则8两，少者4两，很少有上斤的。晚清时期，人参资源基本枯竭，皇帝宁可给大臣加官进爵、赏赐金银，也舍不得赐给人参。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个资格获赐，像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等人都先后得到过人参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