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日记》是近年我们从事《巴蜀全书》编纂和研究时发现的近人孙培吉所撰日记。孙培吉是晚清成都士绅，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孙治（1811—1876）字理亭，号琴泉，少时随“以砚田刑名为业”的父兄入川，道光丁酉年（1837年）举人，戊戌年（1838年）二甲第二十名进士，与曾国藩同年，官至三品直隶按察使，以二品光禄大夫、阿克苏布政使衔，卒于督办贵州捐粮任上，可谓仕宦名族。只是传到孙培吉时家道已走向没落，但依然诗书传家，忠孝继世，保持文化世家的身份。
孙培吉（1868—1942），字抱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举人，曾任荣昌县教谕；由清及民国，先后执教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川中初级师范学校、成都县中学堂、成都南城小学堂等校，教授国文、历史、伦理学及修身，并在家开课收入室弟子；工书法、国画，精版本鉴赏及岐黄之术；教授之余，毕生以藏书、读书、著书为是。著作颇丰，据其子祥瑜《孙抱和先生遗书目录》，培吉著作涉及文集、诗词、经史、理学、编纂、杂记、纪事等诸多门类，其中“纪事类”就包括《默室日记》89卷、《默室日记》序卷3卷，《双江重梦》《双江梦痕》2卷，共94卷。
日记分装94册，主要记载了他从18岁（1885年）到74岁（1942年）57年间各类事宜，有家族人士的往来，有个人参加科举和工作中的各类情形，有对当时发生大事件的评论探讨，也有作为晚清士绅对于文化的关怀。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成都乃至四川近代社会的一个侧面，特别是所反映的近代蜀学发展情况，对正统国史和方志文献都不记载的蜀学人物之活动，尤多鲜活的记录；尤其是与其有联姻之谊的双流刘氏，许多重要人物在其中都有颇多记述。所有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近代蜀学的认知和了解。
近代的孙氏家族，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作为曾经出过举人、进士、州官、师爷的家族，仍然维持着较高的门风和品第，成为当时成都的名家大族之一，故孙培吉纵然科举失意，宦途无着，仍然与当时成都上层社会接触较多，甚至联姻结亲，为师为友，其所记载颇能反映当时成都上流社会实情。加之孙培吉写日记出于个人喜好，“故而更具有真实性与人文亲情的立体感，于不经意间就较详尽地记录了一个宦官士绅豪门之家，百余年来由中兴、鼎盛、到分崩离析、寂寥的全过程；以及清末民初成都几大官宦、士绅、学人联姻家族——孙（琴泉）、杨（遇春）、顾（复初）、马（绍相）、刘（楚英）、伍（肇龄）、刘（豫波）、龚（道耕）、庄（裕菘）……等人文史话”。《默室日记》为代表的孙氏家族文献，“堪称不可再得、足以供当代与后来学人研究、采信的宝贵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珍贵文献”。
本文在整理校点孙氏日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孙氏文献”，证以当时新闻报刊、档案资料，以及口述史料，对当时蜀学巨擘、槐轩学派代表人物，如刘沅、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等人事迹，进行大致梳理，以增加近代蜀学的研究史料，突显槐轩学派在近代巴蜀地区的影响和地位。
一、关于刘梖文
刘梖文，字子维，刘沅的第六子，是刘门教第二代教主，刘沅教业的真正继承者。刘梖文将刘门教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实践层面。他的主要实践活动有三种：“一是以讲学形式传授气功，二是大规模地实行类似道教的斋醮活动，三是发展慈善事业。”
刘梖文画像
1.传授气功
为门人传授气功奥义是刘门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有关学习气功的活动在孙培吉日记中记载非常多。孙家的许多人都前往刘家学习气功，“二弟率三弟往刘子维处贽见，予春间亦有此意，后复终止。”“二弟屡劝予学静功，日前往刘子维先生处，为予言之，今日复来言，约二十三日也。”“到刘子维先生处学静功。二弟同往。”“予言及已学静功，刘夫子所教如何如何，洪夫子言往年所教者皆不如此，近来新有更改，二弟前往学时犹未尝改也。似不为旧法之善，因以旧法告予，诚较此为简要，二弟日前同往归来，亦但言其稍有不同耳。”“初八日，晴。到万子安太亲翁处拜生，惟见绍程。到刘夫子处，大姐欲学静功，而不便往拜门。予言试问刘夫子可否转述，夫子许可也。仍以夫子为师，予不敢也。所设尚多，兹不悉记。到郑星槎八叔处，未见七兄，予尚不知其字。”“十二日，暮晴，夜有月。及五弟到刘夫子处，为大姊领静功。”“自十三日，为大姊抄《学圣人局量》及静功各戒条，复又附录数页，今日尚未毕，明日当可完矣。因刘夫子言及‘大柔和心’等条宜看，大姊前见五弟所抄，亦曾有意抄之，予故为之抄也。”据学者研究，入门刘家学习气功的戒条，有五条、十五戒，“五条是：孝善为首、尊师重道、谨言慎行、见恒勤笃、勿许哄泄。十五戒是戒杀生、戒妄语等道德规范。”只有能够遵守这五条十五戒的人才能够被刘家传授丹法。在孙氏日记的记载中，家中有许多人前往刘梖文处学习气功，女眷不便前往的便让男眷前往学习，再回来转教。通过练习气功，凝神打坐，在应对当时成都混乱局势时能够保持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
2.诊病求方
孙家人不仅同去刘夫子处练习气功，家中有人生病也前往刘家求助诊病：“日久事多记不真，盖此两日犹有乱言，大姑母今早许为放焰口，晚即召文殊院僧放之，自焰口后果觉平静，然病尤重矣，二弟亦记得是如此也。二弟今日到刘夫子处请方不得，但云念《金刚经》《三元经》各一百遍，二弟遂已请人念矣，明日起经十二日毕，十三日而妇亡矣，予犹斋五日也，且云药方以清脾胃为主。”其实刘梖文在为人诊病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遵循医理药理，在这些方面他也并不精通，只是将宗教仪式加入其中，对于病人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日记中提到的“焰口”是一种饿鬼名，而放焰口是一种佛教仪式，意在用法食令其饱满，有一种超度意味。孙培吉的大姑母在被施与这种法事后觉得心情平静、病情缓解，便是刘梖文通过宗教仪式对于病人进行心理暗示的作用；而通过斋戒念经则是起到对病人肠胃积食进行清理的作用。这些方法在当时成都社会中十分盛行。“日前在刘夫子处，夫子与二弟言及《同善录》，二弟欲买未果，予见街经堂有一部旧者，今日二弟过之，议未成，予买素书一本，钱八文，家中旧有此书，庚寅岁杂破书中卖去，记前本无注也。”《同善录》是道家的重要著作，刘沅在重刻善本《同善录》时将《经验良方》整理刊行，并著有《医理大概约说》。刘梖文也著有《圣余医案》。孙氏日记的这些记载足以体现出槐轩学派发展到第三代时，刘沅所创立的中医火神派医学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为时人诊脉看病已经成为了槐轩学派发展壮大、扩大影响的助推力。
3.相关著作
在孙培吉的日记中，还有关于刘门族人或门人删节注书等内容的记载，如其门人刘恒典所注解的《庄子》：“予又于志古堂购《古文词略》一部，又同到守经堂买《庄子约解》及《棱严经注》。日前，闻五弟言，《庄子》乃一门内人所注，刻于威远。今守经堂有其书，系与守经堂易书者。来书无多，万幼程已买之，尚有一部，不记何名，即《楞严》也。此经予已买有旧者，今复买之，即此板也。在铺中，遇癸卯二弟同船之刘养堂举人亦至，甚觉面熟，问之果其人也。而注《庄子》者，即养堂令祖，若不遇，则不知矣，亦刘夫子族人也。予又为诸女买《孝经直解》五本、六侄女《四书》正文一部（志古堂），予买《官商便览一千种》一本（印书馆）。”“刘夫子处送国史馆撰《太夫子列传》刻本一卷。”还有刘梖文删节的《大洞经》读本：“昨在习吾处见无注《大洞经》单本，云系三巷子刘家送二百本，嘱寄陕者，予带十本归。其序言来自海外残本，予以注本校之，果无后半。今日问第春，盖刘夫子所删也。”“今日，见颜雍耆在京购《性命圭旨》一部，旧板也。书系方形，字外无边，价银四两。颜云本买二部，回川以一部赠刘夫子。又云太夫子所批即此本也。予云此书可添刻矣，颜谓昔曾提议，他日必有此举也。”
由此可见，在注解传播经典方面，槐轩学派的主要人物和门人都多有创见，除《槐轩全书》中所收录的经学类著作“四子六经”：《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礼记恒解》《周易恒解》《孝经恒解》；理学著作：《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正讹》《拾余四种》《俗言》；文史著作：《史存》《明良志略》《槐轩杂著》《壎篪集》；医学著作：《医理大概约说》；教育著作：《蒙训》《下学梯航》等外，另有未收入《槐轩全书》的《寻常语》《保身立命要言》《槐轩要语》《法言会纂》《经忏集成》《性命微言》《感应篇注释》《三圣句解》《省抄古文》《医理大概约说》《槐轩杂著外编》《遗训存略》。还有据孙培吉日记记载的诸如《庄子》《楞严经》和一些传统经书的门人注解本，多涉及道教思想类著作。发展至刘梖文时期的槐轩学派，其学术思想已经在蜀中影响深远。
4.中风去世
1913年，刘夫子患中风不久便离世，“刘夫子数日前在室中跌于地，近尚未出也。”“是日便道问刘夫子疾，其仆云未愈也。”“到刘夫子处问疾，见其仆，云稍好，然上下床犹须人抬也，盖跌后有似中风之状。”“十一日，上半日晴，未申间略雷雨，而阴晦异常。二弟来，既去。予又到南大街寓，及二弟到刘夫子处，夫子已仙逝，惟手足皆尚有脉，故门人等犹扶之坐几上也。”“到南大街寓，及二、五弟到刘夫子处吊，今日家成服，予等非为成服也，因外成服尚早，先送纸往吊叩头也。遇王养初在焉，来省已三月矣。”刘夫子去世后，与之交好的各家族族人都十分悲痛，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写送刘夫子祭幛，痛切山颓，予及诸弟、彭习吾公送。又写送张少坡太姻丈祭幛。”“十三日，晴。晨，及二弟到刘夫子处，吊开奠也。洪厚培来，亦吊刘夫子，便来也。十四日，晴。晨，及二弟送刘夫子殡，殡须由本街口过，予即于履谦门外待之，送至打金街口而归，弟送至东门也。葬双流县彭家场中元寺侧，太夫子墓在此也。遇熟人甚多，叶草如、胡鲁瞻，皆久不见者也。”孙氏日记对这些情景的详细记载，可以充分体现出刘梖文在蜀中名望之盛和影响之大。
刘梖文夫子作为接替其兄长刘松文的槐轩派第二代负责人，在他负责时期，刘门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基于“天之贵生曰德”的理论基础，强调人性本善，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时地方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经济凋敝、社会乱象丛生的年代，使一部分流离失所的民众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救助。不过，这却与辛亥革命刚结束不久的革新倾向背道而驰，成为保守的传统文化守卫者心中的一处荫蔽。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尤潇潇，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来自于《文史杂志》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