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铜时代古巴文明的发展
（一）青铜时代古巴文明的性质
前已述及，古巴人与古蜀人在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文化习性上，既有共同点，相辅相成；又有不同点，相反相成。二者比较，古巴人多在方山丘陵区活动，游团迁徙性强，未能形成以中心聚落为凝聚核心的农耕定居社会生活共同体，故至今未发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渔猎经济，尤其是捕鱼生活与逐盐泉而迁居的方式，是古巴人生活方式的特点；而蜀人于岷山下迁平原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寻找和建立农业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往往变成大规模的高级耒耜农业中心聚落，即“古城”。古城是古国的前期阶段，是农耕文明出现的起点。蜀人的农耕定居社会共同体出现很早，4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蜀人很早就由产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定居，农耕经济生活是蜀人的主要特点，这是与巴人不同的地方。
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西周时代，巴人还没有进入四川盆地，其迁徙活动的地域主要集中于汉水流域（江汉平原）地带和峡江地带两大区域。这一时期巴部族活动的中心应是在峡东丹山丹阳境内。丹阳，一说在秭归县丹阳城，另一说在巫山县之南的巫山下，要之，均未出峡江以东大巫山直至江汉平原的范围。《山海经·海内南经》和《今本竹书纪年》卷三都有大禹儿子夏后启派其臣孟涂“司神于巴”和“入巴莅讼”的记载，这说明早在夏代初始，夏后启作为夏朝宗主，已将其中原国家司法诉讼和祭祀仪轨制度推行到四裔夷邦。当时的巴还没有发展到古国阶段，甚至连古城阶段也还没达到，只不过是流徙性很强的众多小部落，它们以“巴”的通称臣服于夏国家的治理，初步纳入了夏朝国家的治理体系。直到西周时，周王朝才用“封宗姬于巴”的宗法统治办法把众多分散的巴人小部族统一管理起来。当时的巴国只不过是西周分封制下，封藩建卫的71国之一，是周的“南土”之一，但相比其他属国，巴国的性质颇为特殊。《左传》记载周武王时，第一次分封“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发展到周公摄政时，分封国增加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之国达到53个。巴国是宗周下嫁其宗姬于巴部族首领。它既不是周王室的王族“兄弟之国”，又不是周王室同姓系统的“姬姓之国”，而只是“武王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通过王室婚姻关系分封“宗姬”，将西周宗法分封制植入巴族酋长体系，把异姓巴王纳入西周王室家族系统，以亲缘关系为纽带使巴与周联结起来。巴是在这种意义上被认同为“姬姓之国”的，这是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中的一种新方式。这种宗法国家关系是西周王室外加给巴部族的，巴部族本身仍然保留着其社会组织而与西周王室保持着宗姬结盟关系，其社会状况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古国阶段的国家文明程度。直到战国中后期“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仍然实行“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的制度，秦与巴是妻以秦女、盟以要约的关系，是秦王君主与夷邦附属的关系，这仍然是西周王室以血缘为纽带，用婚姻关系联合异姓蛮夷君长政策的继续，是秦在西周丰镐故地传承西周文化，将巴“染秦化”的具体方式的体现。至于秦对蜀国“染秦化”则有所不同，是直接“封王置守”。秦统治巴与蜀的治理方法迥然不同，是巴人和蜀人社会组织发展阶段不同的反映。吾师徐中舒先生曾据涪陵小田溪出土钲上的二“王”字考证，这里的巴王“仅是一个小部落的王”，“这样的小部族不在少数”，就是秦统一巴蜀后“巴部族内称王的人数”仍然很多，特别是罗家坝M33遗址出土了数粒红色玛瑙珠，这正是王族使用的特征，是众小巴王存在的一个标志，证实了徐中舒先生的论断。因为“王”作为蛮夷君长的通称，早于中原王朝，其含义也与中原王朝的“王”不同，只不过是首领的称呼，故巴人的众多小部族多王称，多刻印于巴铜钲或巴印章上，数量颇多。直到秦汉时代，“当时的巴族大姓和部族酋长都不止一人”。三国时代魏武王曹操还把巴部族的三个部落首领“巴夷王”分别封为三个巴郡的太守。可见巴人巴部族的国家治理文明始终还没有发展起来，始终带有分散游团的性质，这是巴地没有发现大规模中心聚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古遗址的发现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小三峡中的巫山县双堰塘西周遗址，是巴人较进步的以农业定居为主的遗址，但这种遗址发现甚少，只分布于河间小平坝区域。绝大多数遗址是水居渔猎经济类型，多分布于山谷河畔旷野中。它说明古巴人在西周及西周以前居于峡东山地时期还没有发展成规模的“古国”即中心聚落阶段。他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进入四川盆地，才迎来了古巴人自己的青铜时代的，故林向先生有一个著名论点：“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有蜀无巴’。”他认为：“四川盆地在夏商、西周时代只有蜀国而无巴国。”所以，“三峡西部考古至今没有发现大家期待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巴文化’和‘巴墟’”，“‘巴文化’至今没有找到如三星堆遗存群这样高级别的中心遗存，没有找到巨大的文化辐射中心”。他认为四川盆地的巴国文化，是巴人西进蜀地后与土著结合形成的产物：“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人’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在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向西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原是蜀地的一些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
古巴青铜文明遗存主要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盆东平行岭谷区域、盆中丘陵区域。盆东平行岭谷区主要遗址有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武隆土坎遗址、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巫山双堰塘遗址等古巴青铜器时代遗存。盆中丘陵区主要遗址有阆中坪上遗址、渠县城厢遗址、广元宝轮院船棺葬墓群、巴县冬笋坝（今重庆九龙坡区）船棺葬墓群、荥经县南罗坝同心村墓地、犍为战国墓群和宣汉后河罗家坝遗址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大区域的文化遗址地层遗存时代不少是连续相接的，从新石器时代起，直到西周、商、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地区遗物地层还到了秦汉时代。要准确认定和理清这些遗址都属于“古巴文化”发展系列，现在还有困难，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脉络和特点，特别是东周时期与巴文化有关，或已可明显看到巴文化从东向西传播并已立足发展的问题。
（二）盆东平行峡谷区古巴青铜文化
盆东平行岭谷区即今渝东区域，包括从渝东北至东南两大块地域。属于渝东北峡江区域的遗址有涪陵小田溪和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忠县渰井沟遗址群（含哨棚群、中坝、瓦渣地遗址）、万县中坝子遗址等。属于渝东南乌江水系和酉水水系流域的遗存，主要在三峡考古中发现了一批遗址。
其中“东周时期遗存主要集中在乌江下游，文化面貌主要是以晚期巴文化墓葬为主”，其重点遗址有武隆土坎战国至汉代墓葬群，酉阳清源商周遗址和邹家坝西周至战国遗址。这些遗址“代表了该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渝东（包括渝东北和渝东南）的青铜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是在当地峡西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总的看来，渝东这些遗址“普遍具有文化堆积较薄，遗迹现象简单，遗迹不甚丰富等特点”。这说明活动在江汉平原和清江流域的古巴人在东周时期通过峡江向渝东区域发展时候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这些遗存多属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类型，更说明这一区域蜀文化影响还大于巴文化影响，以蜀青铜文化为主。不过从其复杂的文化内涵看，其中巴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兵器、錞于、编钟的巴特色已经显露出来。其中还有些特色显出巴文化与楚文化混交的情况，说明渝东南巴、蜀、楚三支文化是复杂交会的。这些情况说明巴文化是来源多样，特点鲜明的地方文化，同时又是兼容性、开放性、善于吸收其它地方文化的包容开放体系的文化。
这里以代表性的遗存涪陵小田溪墓群为例。其出土的代表性遗物有错金编钟14件（套）、错银铜壶铜钲、虎钮錞于、“二十六年蜀守武造”铜戈、带王字徽记的铜器、各种巴式剑矛、玉具剑、龙行玉佩等珍稀文物。从这些遗物可以看出它是以青铜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为主，同时出土有玉器、金银器、但数量很少。这个遗址“代表了该地区战国晚期巴文化的面貌”，但又确实深深受到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响，“属于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峡江地方类型——石地坝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类似的，还有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和忠县渰井沟遗址群。它们的文化面貌既有十二桥文化的特点，又在兵器和錞于上显出巴文化独到的特色。这一文化现象说明，巴人由江汉平原向西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时就已与蜀人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相遇，并彼此融汇的情况。同时它自身在兼容蜀青铜文化基础上，又创造出了古巴青铜时代的以巴式剑、虎錞为主导面貌的巴特色文化。
（三）盆中丘陵区古巴青铜器文化
盆中丘陵区，即今重庆以西部分至四川省以东部分，以嘉陵江、渠江、涪江为中心的区域，大体可分为渝西和川东两大地块的考古文化。一是在今渝西地块，通过三峡考古主要有下列一些重要发现，如重庆江津区花圃村王爷庙遗址、重庆合川沙梁子遗址，其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就有，但主要是商周时期的，属于十二桥文化石地坝文化类型。重庆江津荔枝下坝遗址则是东周遗存，属于麻柳沱文化忠县中坝遗址东周遗存，这是渝西地区首次发现。其他如合川的猴青庙遗址、唐家坝遗址、菜蔬排遗址，这三处遗址均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地层上商周直至战国的文化层，属于十二桥文化石地坝类型。但总的来看，这些文化层，主要还属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林向先生将其命名为“峡江类型”，说明这个地区主要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影响的传播的区域，而古巴人西进发展的影响在这一地域还不鲜明。直到战国时期这一区域才逐渐显出巴人西进文化的特色来。
二是在今川东地块，包括川东北和川东南，则主要有阆中坝上遗址、渠县城厢遗址、广元宝轮院船棺葬墓群、巴县（今重庆市九龙坡区）冬笋坝船棺葬墓群、荥经县南罗坝和同心村墓地、犍为战国墓群、宣汉后河罗家坝遗址等，主要分布在嘉陵江和渠江流域。这一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属于巴人和蜀人犬牙交错地带，又加上楚文化的影响，故其文化面貌已显出巴文化为主体，楚蜀文化交会的特色，也反映出巴与蜀紧密结合为文化共同体的统一进程的快速化。所以，四川省内发现的巴文化遗存，主要是在战国时期，而战国时期以前的巴文化遗存则主要发现于湖北省西部和重庆市。
川东区域巴文化发掘最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宣汉县罗家坝遗址。该遗址从1999年至今，经过了4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厘清了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演变序列，初步摸清了该遗址距今5300—3000年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确认该遗址是巴文化的中心遗址之一。该遗址是古巴人东兴西进历程，由古文化发展到古城古国文明，再到文明繁盛时期最要的文化地标，不仅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演进序列和格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长江上游直至中国西南和南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也提供了值得探索的特异因素，对长江中上游区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交流与族群迁移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
罗家坝遗址位于大巴山南麓渠江流域，其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商周、春秋战国和西汉，地层关系明确，堆积得最多的遗存是战国时期，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包括罗家坝内、外坝和张家坝。该遗址共清理墓葬39座，灰坑50个，柱洞31个，房屋遗址1处，灶坑3处，出土铜、陶、玉、石、骨、铁器近700件，残器1000多件，同时还勘明了2万多平方米的遗址的墓葬区。出土文物大致分为四期：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陶、石、骨器。二期为商周时期，以生活用陶器为主，典型器物有卷沿罐、釜、尖底盏、圜底豆。三期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巴人墓葬区，出土铜器、陶器、玉石骨器以及铁器。其中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陶器以夹细砂和泥质陶为主，陶色以灰陶为主，红褐陶次之。典型器形以侈口圜底罐、矮圈足豆为主，甑、盘、钵、釜、纺轮也较多。出土的铜器主要出自墓葬，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其中以兵器为主。
39座墓葬中，以M33大型墓最有价值，可能属于王侯级别的墓葬，出土有青铜兵器、礼器、彩绘陶器和印章等珍贵文物200余件。由此可见，此墓器物有中原和楚式风格，又有巴蜀文化器物，既反映战国巴人与楚人密切交往的影响，又反映巴人和蜀人亲缘交往融会的关系。此期墓葬多为竖穴土坑葬，仰身直肢葬，人骨有被青铜器砍伤现象。四期为汉代及汉代以后的遗存。出土器物主要为汉代筒瓦、板瓦花纹砖等。
该遗址出土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年代上与其相近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成都羊子山172蜀侯墓、新都马家蜀王大墓等王侯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组合类似，证明渝东峡江区域、渝西和川东渠江和嘉陵江流域直至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已经互相影响融会，同属一个巴蜀文化区域。它也说明战国时期这个区域已经成为以巴文化为主导，又已与蜀文化为亲缘关系的文化，同时又与相邻的东楚、北秦互相影响。这种复杂的关系，正好说明巴文化是以巴人为主体，以巴蜀结为亲缘，形态多样，立体多样，巴蜀秦楚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的特色，它是整体巴蜀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特色的系统体系和重要组成部分。
（四）古巴青铜时代文化的总特征
上述两个巴文化区域，即盆东平行岭谷区和盆中方山丘陵区有关遗址和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古巴青铜时代这一大片区域的巴、蜀、秦、楚多种地域文化元素立体交叉的形态多样化的完整图景。巴文化的个性特点及其与蜀文化的亲缘共同体关系，就是在巴人东兴西进的复杂流迁过程中和地域文化多元复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大片区域内即已如漫天星斗一样出现了具有巴特点的文化遗存，但比较分散、单薄不成体系。直到夏、商、周时期，巴人的活动主要还不在四川盆地东部这块区域，而是在陕南汉水到鄂西江汉平原再到湘西清江流域、武落钟离山五溪蛮这条沿盆地东缘的弧形地带上，这是巴人部落的起源区。其部族主系有两支，一支廪君蛮，“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从夷水至盐阳”“君乎夷城”。这些地方正是廪君蛮起源和活动的区域，即清江流域、武陵山区域，古称“黔中”，最早叫“巴黔中”，即巴人活动的腹心地带称“中”。后来受楚逼迫，逐步西迁向四川盆地东部，此地被楚统治，就叫“楚黔中”。以白虎为魂，崇拜白虎是这个部族的主要特征，这个信仰在巴人后裔土家族里变成“坐堂白虎”的习俗。大约在春秋时代廪君已分为巴、樊、瞫、相、郑五姓，即巴人已集合为五个大部族，而以巴姓作为统治部族。也许“巴人”的称呼即首先从这里开始。这支主系从清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盆地东部，曾在春秋时期，公元前611年与秦楚联合灭掉渝东的庸部，即峡江区域的巴人，这一支“直到战国晚期秦汉初期还强大”。另一支是板盾蛮，有“七姓”，即七个小邦国部族，在其发展初期为次于廪君蛮的支系，以射白虎为业，这个习俗在巴人后裔土家族里演变为“过堂白虎”之风，被称为“白虎复夷”或“弜头虎子”，曾参与汉高祖伐项羽之战，保留着随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巴渝舞习俗，受到汉的优待，被称为“賨人”。賨人在秦汉之际崛起，逐步占据今川东区域，其势力强过廪君蛮，占到巴地的主导地位，所以今川东北区域又被称为賨人文化区域。巴人先后在这一区域内建有“五都”：江州、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今阆中）、枳（今涪陵），枳又是巴王祖先陵寝区，这是巴文化进入中心聚落阶段即古城阶段的标志。但巴人跟蜀人不一样，始终没有发展为统一的成体系的文明，没有形成文明凝聚和辐射的中心，没有形成统一的“古国”。所以，直到战国时代巴人活动的区域内还有四个“巴国”：廪君之巴、宗姬之巴、賨人之巴和枳巴，实际上就是四个大部落“族邦”，还处于古文化到古城阶段，到战国时期才发展到古国，但始终未形成巴人单独的大方囯，而是被蜀统一为一个大方囯。战国后期，秦国灭蜀颇费了一番离间巴与蜀兄弟关系的战略策划，而灭巴只是灭蜀后顺道动作而已，没费多大的军事行动，这与巴人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实力有关，而蜀国不仅是统一的，并且已形成大方国。
总起来看，古巴青铜时代的文明有下列特征：
1.青铜时代的巴人始终处于分散部族时代，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固的部族联盟。
分散的众多部族酋长各自称王，巴氏作为“蛮夷君长”是竞比出来的，也是周秦外封的。换句话说，从国家文明形成的三部曲看，巴人比蜀人滞后，长时期处于“古文化”到“古城”阶段，直到战国时期进入四川盆地后才进入“古国”阶段，但没能达到统一的“大方国”阶段。从巴部族的社会生产方式看，直到秦汉时代，也“还停留在水居射猎阶段，农业并不发达”。川东山区丘陵的农业发展原本就比川西成都平原滞后，蜀王杜宇先教蜀人农耕，然后才教巴人农耕，巴人的锄耕农业是晚于蜀人的。正因为社会生活长于渔猎，部族为适应环境而随处迁徙于险峭山区峡谷之间，故其民性尚武，刚直勇悍、重鬼尚巫是巴人的集体文化性格特征。
2.巴人是逐盐泉迁徙水居的部族，这是巴文化独到的特色。
有廪君射盐神的传说。说的是廪君乘土船从夷水迁到盐阳。盐水边的女神对廪君说：“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愿意，盐神就晚上来与廪君共眠，天亮后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为之晦暗，长达十几天之久。廪君即用计将挽好的青丝一束使人送给盐神，答应执此物共生子就留在这里。盐神果然中计，接受青丝束，廪君站在露天的阳石上，看清青丝束所在即箭射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在夷城即位为君长。这个盐水女神的故事很美，将这个故事同巴地的盐泉考古遗址结合起来，正可看出巴人不习惯长居于一地而是逐盐泉开采迁居的习性，又是喜水居的部族，故巴地多鱼复、盐阳之称。
3.居干栏、吊脚楼，是巴人巢居文化的产物。
直到唐代杜甫看到巴人巢居建筑还称赞其“殊俗状巢居”。由此可见，巢居文化是巴人特殊的建筑习俗。
4.巴人青铜器遗存中以兵器为最多，柳叶形剑和戈、矛、戢、镞、弩机，是巴人墓葬中常见之物，体现巴人尚武习性。
这种习性与蜀人的重文习性正相反对，也正好形成为相辅相成的巴蜀文化的集体性格（即“集体无意识”）。
5.以虎为祖先信仰物，因虎崇拜而多虎钮錞于与兵器上的虎纹形象，巴印章上的虎形纹和“王”字纹（即虎额上的王字纹）也是来自于虎崇拜。
錞于本是中原兵器，巴人的青铜錞于是从中原传入的，但中原錞于无虎钮，唯巴人的錞于才有虎钮。涪陵小田溪、开州区、万州市直到湖北西部以及湘西地区均有虎钮錞于出土。虎钮錞于应是巴文化尚虎特性的象征，文献上又称为“虎錞”，更为形象和明确。
6.鱼崇拜。
从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墓葬中，发现墓主人遗骨旁有鱼陪同殉葬，这是巴人尚鱼的象征。巴地多“鱼”为名，如鱼复、鱼妇等，蜀人有祖先名鱼凫，看来巴、蜀都曾有着渔猎时代，故留下了对鱼和渔的尊崇习俗。那么，是巴习俗影响于蜀，还是蜀习俗影响于巴，尚待研究，学者意见也甚分歧。
7.从考古发现看，制漆、炼丹砂与巴乡清酒工艺，是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史记》记载，巴寡妇清是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以表彰其炼丹砂而致富，有助于囯的成就。
除上述七个特征外，最重要的特征是巴人心向中原文化凝聚，很早也象蜀人一样，同中原炎黄族发生了关系。从文献记载看，传说巴人为人皇九囿之一，相当于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皇之后是伏羲，生后照，始为巴人。在黃帝族的降居若水的高阳氏颛顼集团和降居江水的高辛氏帝嚳集团两大系统中，巴人是属于高辛氏帝喾系，而蜀人是属于高阳氏颛顼系，这相当于5000年前五帝时代。这可以说明，巴文化从一开始出现，就在江水区域同中原文明发生了关系，以后服从于中原夏代的国家治理，参加武王伐纣，参加汉高袓统一全囯的战争，秦汉时代“染秦化”，促使秦巴文化向心于中原文化，可以说每个历史时期巴人都一直认同于以中原文化为正统核心凝聚的中华大一统文明。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