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程伊川“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一语传出后，古今学人对巴蜀易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或游历巴山蜀水，深入山岩水涘，希望一睹研《易》者之仙风道貌；或征文考献，穷尽金匮石室，力图明白巴蜀学人的易学业绩。由于史缺有间，文献不足，至今还缺乏对巴蜀易学的整体考察，也未出版一部内容全面的《巴蜀易学通史》。对于巴蜀易学的成就及其文献，亦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人们在传述和理解伊川先生当年这一命题时，仍然有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感觉，甚至对巴蜀易学史语焉不详、欲说还休。本文希望利用近来从事《儒藏》和《巴蜀全书》编纂调查所得资料，讨论一下巴蜀易学的流传及特色问题，以供人们在解读伊川语及讨论易学史时参考。
一、滥觞与集成：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
自孔子传《易》商瞿，商瞿五传至田何，而遇秦焚儒书，《易》以卜筮之书不焚，故传者不绝。汉初，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诸人“皆各撰《易传》数篇”（《汉书·儒林传》）。王同传《易》于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前134）征为中大夫，武帝立“五经博士”，易学博士即杨何，史称“《易》杨”，司马迁父亲太史谈曾“问《易》于杨何”（《史记·太史公自叙》），即此人也。丁宽著《易传》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又称《小章句》。宽传《易》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之学在宣帝时立为博士，又各撰《章句》2篇。同时又有京氏，自称出于孟氏，亦立为博士，有《孟氏京房》11篇、《灾异孟氏京房》66篇等书。以上皆今文易学。当时民间又有费氏、高氏，未立于学官，独以《十翼》解说上下经，为古文易学（并见《汉志》）。此西汉易学之大略也。
从易学渊源上考察，蜀中易学传授实与中原同步。商瞿是否生于瞿上，为今四川双流人（杨升庵说），乃在疑似之间，姑且无论。仅从两汉时期算起，巴蜀易学已大有传人，并且初有文献。目前有文献可考的巴蜀第一位《易》师，是汉初的胡安。陈寿《益部耆旧传》佚文载：汉初，胡安居临邛白鹤山传《易》，司马相如尝从之问学。据《史记》《汉书》，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文帝时已经知名，他从胡安受《易》，可能在文帝末年（前157）以前。汉初传《易》的始师田何，至惠帝时尚存，《高士传》谓“惠帝亲幸其庐以受业”，则胡安之在世当与田何同其时。也就是说，田何在中原传《易》时，胡安亦在蜀中传《易》矣，二人时代即或稍有前后，亦相距不远。如此看来，司马相如的时代应与中央第一个易学博士杨何大致相当。相如在他的作品《上林赋》中，有“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云云，说明他是熟读五经，当然也是关注“易道”的。
稍晚的蜀易传人则有赵宾，曾为孟喜师，见于《汉书》。《儒林传》称：“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授）孟喜，喜为名（称扬）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承认），以此不见信（伸）。……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时人颇有说赵宾从孟喜受《易》者，然视《汉书》所谓“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喜不肯仞”、“喜改师法”诸语，实为赵宾曾以巴蜀的易学授于孟喜。既然赵宾曾经传术于孟喜，他生活的时代就应当与孟喜的老师丁宽同一时期，在景帝之朝。不过，赵宾除了留下以“荄兹”说《易》“箕子”外，已别无其他《易》说可考了。
宣元时，成都《易》家则有严君平（成都人）。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埶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可见其乃一位隐于卜筮的高人。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躭于《老》《庄》”（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上），又是汉代“三玄”兼治的第一人。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家之“易占”类著录《周易骨髓诀》1卷，注曰“严遵撰”；《宋史·艺文志》“筮龟类”有《严遵卦法》1卷。兹二书并不见于汉唐之间的文献著录，疑为后世依托，但颇得其易学特征。
严遵画像
君平的弟子有扬雄，成都郫县人。雄少从君平游学，深得大《易》秘奥，后乃仿《易经》而撰《太玄》，是“太玄学”的开创者。
从治《易》特征来看，西汉博士易学（亦即官方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皆今文易学，皆数术之学；民间的费、高二氏古文易学，以《十翼》缘释经文，为义理之学，但亦不废卜筮。反观蜀中易学，诸家《易》都与道家神仙之术有关。先看蜀中第一《易》师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引常璩说：“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建白鹤台。”魏了翁《营造记》说：“临卭虞侯叔平以书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鹤。……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谏议读书之庵。’”胡安居洞授《易》，临台升仙，知其为修道成仙之人，所传易学必为道家仙学易矣。其次看赵宾：宾以术数“饰《易》文”，传孟喜，喜为之改师法，讲阴阳灾变，以传京房，遂有“孟京之学”，赵宾之《易》必为数术易。
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而且卖卜成都市，以卜筮劝善，是其易学兼道家易、数术易二术。扬雄从严遵游学，当然是严学传人；而他所撰《太玄》，张行成说他“义取于《连山》”。《连山》为夏易，传为禹所造，汉代兰台有藏，据说今西南少数民族（如羌族、彝族、水族）亦有传之者，是扬雄又传夏易《连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在其中，是《连山》亦卜筮书。
清四库馆臣述易学变迁说：“《易》本卜筮之书”，“《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胡安、严遵易学，尚近于《左传》，得《易》之“本义”。赵宾之法，则远启孟、京，为禨祥易学鼻祖。
前人又分汉代易学为四派：“训诂举大义，周、服是也”；“阴阳灾变，孟、京是也”；“章句师法，施、孟、梁丘、京，博士之学是也”；“彖、象释经，费、高是也”。放之蜀中易学，严遵《易》《老》兼治，颇近周、服；扬雄《太玄》仿古，则似费、高；赵宾数术，实启孟、京。
至于讲究“师法”“章句”的博士《易》，本为蜀人所不喜，亦为蜀人所不屑为，如李弘、扬雄皆厌弃“章句”。但是西汉蜀士之学于京师者比比，必有受其传者。如宣帝时郫人何武与成都人杨覆众等偕计前往京师，曾歌王褒《中和颂》于宣室，甚得宣帝嘉奖，“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汉书·何武传》）。何武所传者，无疑就是当时的博士易学，亦即“章句”之学，只是不知道当时所传为施氏《易》，抑梁丘《易》也?
东汉太学仍置西京“十四博士”，易学亦守西京施、孟、梁丘、京氏之传，蜀人受学，共从于京师者，自然是“博士今文《易”》；其起于本家或本乡者，则蜀学之特色固在。据《后汉书》载，谯玄、谯瑛世代传《易》，玄始于西汉哀、平之时，瑛为东汉章帝师傅，可见其易学乃其家业；但能为章帝之师，其学必与博士《易》相通，否则必被排摈。又《杨由传》说：“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段翳传》说：“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华阳国志》又载郪（三台）人冯颢，少师成都杨班、张公超及东平人虞叔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中）。杨由、段喜习《易》而尚占，特别是明于风角，是乃赵宾传统；冯颢则通《易》，兼崇黄老，则与严遵道家易为一路，皆为蜀中本有易学之固有特色。
至于《后汉书》之载任安受《孟氏易》，折象通《京氏易》，景鸾治《施氏易》，作《易》说；《华阳国志》又载成都人任熙通《京易》（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一），皆师法家法明晰，又纯然博士《易》矣。说明东汉巴蜀易学传授，仍然是本土传统与中原官学系统，方驾并驰，如日月之同辉。
东汉时，古文经学仍在民间传授，但经郑众、贾逵、马融、许慎等努力，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在学术上具有很大势力。郑玄囊括大典，兼治今古，遍注群经，已经开创了经学史上“郑学”时代。这些学术形势，对蜀中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及至三国刘表立荆州学宫，表彰古学，经师司马徽、宋衷，文士王粲、王凯等，皆活跃于其间，颇与“郑学”立异。梓潼人尹默、李仁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二人“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名徽）、宋仲子（名衷）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古文经学才正式传入蜀中，古文《易》亦然。
李仁有子李譔，也是大学者，《三国志》说他“具传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后为蜀汉太子师傅。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是蜀中第一批古文经学著作。史称譔书“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是比较纯粹的古文经学。又说他“与王氏（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因为王肃也师宋衷，他们都是荆州学派的传人，都以贾、马古文学来反对融合今古的“郑学”，自然“意归多同”了。
汉代巴蜀易学家多隐居，盖得“遯世无闷”之旨。他们研究《易经》主于应用、卜筮，不在著述，更不在自炫。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国难而毁，良可嘅叹!”所说虽然主要是南宋时的情况，但对于整个巴蜀历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东汉时代，蜀《易》传授与博士《易》、古文《易》结合，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易学著作，史书也才有如前述景鸾之《易》说、冯颢之《易章句》、李譔之《古文易指归》等文献的著录。
自是之后，巴蜀易学代有传人，易学文献也时有其书。不过，巴蜀易学的隐者特征和应用目的，却始终传而未改。西晋末年，青城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撰《周易注》10卷，文句与王弼本颇有不同；其书流行于南朝，由于其著作时不具真名，只署“蜀才”，“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也不言其姓名，只题“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都号称“读数千卷书”，却怀疑是谯周所作。幸赖颜之推据陈寿《李蜀书》（一名《汉之书》）所载“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才将蜀才《周易注》的真实作者考证清楚（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崔鸿《十六国春秋》载：“城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遵养之志。（李）雄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李雄称帝，长生乃为其丞相，尊曰“范贤”。史称“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其隐者身份和善筮特长，都与西汉严遵相同。
至于三国郪（三台）人王长文、北周蜀郡人卫元嵩，又远袭扬雄故智，依仿圣人以造经典。王长文系蜀汉犍为太守王颙之子，他仿《论语》作《无名子》12篇，又仿《周易》作《通玄经》4篇。其《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以卜筮，时人比之于《太玄》。卫元嵩“好言将来事”，“天和中（566—571），遂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周书·艺术传》）。元嵩亦仿扬雄《太玄》之为，著《元苞》5卷，颇多奇字奥义，张行成谓其“取义于《归藏》”。蜀人仿经、善筮的特点，在王、卫二人身上仍然得到保留。蜀学的这一传统甚至还影响到外地入蜀的人士，如隋末河汾大儒王通，曾为蜀王侍读、蜀司户参军，后来也曾仿蜀儒故智，遍拟群经及《论语》，作有《续六经》及《中说》。
蜀才《易》今已亡佚，不过其遗说在陆德明《释文》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多有引录，清人张澍、马国翰、孙堂、张惠言、黄奭并有辑本。王长文书则佚而无存，幸而卫氏书还原书俱在，尚可考见其内容和特点。此外，阮孝绪《七录》著录“齐安参军费元珪著《周易》九卷”，《隋志》有转录；《经义考》引陆德明说是“蜀人”。人亡书佚，不可得而详。
隋唐时期，巴蜀易学著作颇有存者，佚文遗说多有可考。隋何妥（郫县人）通易学，官国子博士、祭酒，撰《周易讲疏》13卷（已佚，马国翰有辑本1卷），借易象以阐易理。袁天罡（成都人）撰《易镜元要》1卷，赵蕤（盐亭人）撰《注关子明易传》1卷，又以数术讲明易道。至于阴颢、阴弘道父子以及李鼎祚诸人，又发凡起例，汇辑汉魏诸家注解以成新著。
阴氏书久佚，据《崇文总目》载：“《周易新论疏》十卷，唐阴弘道撰。弘道仕为临涣令。世其父颢之学，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于《易》家有助云。”其书“《中兴》、井氏皆无之，岂轶于兵间邪”?然而观其“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则为集解性质的易学著作无疑。
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则是现存最早的集解型《易》书。原书17卷，今存10卷。共录子夏、孟喜以迄何妥、孔颖达35家《易》说，“刊辅嗣之野文，辅康成之逸象”，于王弼玄学《易》外，保存汉《易》资料犹夥。《隋志》共著录汉魏南北朝《易》类文献69部；南北宋之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这一时期《易》书才有5部而已，其中关朗《易注》不载于《隋志》，《乾凿度》又是纬书，焦赣《易林》也属卜筮，《子夏传》或云“张弧伪人”。这样一来，《隋志》所录诸书，除王弼《注》之外，都已散佚了。所幸他们的遗说，得到李鼎祚《集解》的保存，诸家之学乃可考知一二，其保存文献的功劳是非常巨大的!蜀学的“杂采”与“共录”亦即包容之功，亦由此可见一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