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读史可以明智，但怎么个明智法？我的理解是，读史首要的目的是在古人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因为社会和人生是无法实验的，那么过去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很好的榜样，算是古人为我们做的无偿实验。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和人生尽量少犯错误。
历史中的明史，在现在也算显学了。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拉开全民读明史的序幕，到《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又让《万历十五年》火了一把，明史在民间的关注度，可能远远超过其他的断代史。
如果参杂了某些情怀，那么读到明末历史，肯定是处处虐心的。一个偌大的帝国，逐渐败坏，最后分崩离析，灰飞烟灭，让不少人扼腕叹息，愤愤不平。
但历史就是历史，可以假设，不可重来。后世有不少学者研究明朝崩坏的原因，从经济，文化，气候，人物等等方面罗列了不少因素。但这些都是观点，而不是深深掩埋的历史本身，因为我们不可能挖掘出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关键点，只有从现存的史料中梳理出大致的脉络，这些东西到底和历史真实有多少差距，只有天知道。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对历史的评价，很多时候只是妄谈，我今天所说的，也不例外。
在明末的历史中，杨嗣昌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我认为称其为明廷中最后一个战略家并不为过。在明末纷纷扰扰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中，杨嗣昌显示出了高超的统观全局的能力，提出了相对正确的战略方针，在一堆空谈义理，而不知钱谷甲兵的士大夫中，绝对算得上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的人物。
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为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等职。天启年间，因受阉党排挤，称病归里，魏忠贤倒台后，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后因父亲与继母相继离世，遂在家丁忧守孝。
崇祯九年，满清集结兵力入塞大肆劫掠，兵部尚书张凤翼身负督师之责，却畏敌不敢出战。满清退兵后，张凤翼怕朝廷怪罪，服用大黄自杀。
张凤翼死后，崇祯帝环顾廷臣，无一人知兵，可堪大任，这时候想起了丁忧在家的杨嗣昌。崇祯帝在没有登基之前，就读过杨嗣昌以户部财政管理经历所编纂的《地官集》，颇为欣赏他的才能。
崇祯帝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崇祯帝在中极殿召见杨嗣昌，君臣几番彻谈，十分投机，以至每次见面都超过了规定时间。《明史》中这样记载：“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恨用卿晚”几个字，充分表现了崇祯发现人才的喜悦之情。这也印证了一句话“机会永远留给有所准备的人。”杨嗣昌丁忧在家的几年，并没有闲着，而是一直在充电学习。他涉猎广泛，对前朝掌故，了如指掌，而且杨嗣昌一向工于文笔，富有辩才，极具学识涵养。在和崇祯的交流中，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前几任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模样完全不同。难怪被老板崇祯一见倾心，拜为兵部尚书，之后入阁成为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从此走进帝国的权力中枢，迈向人生巅峰。
崇祯和杨嗣昌这对君臣，就像现在流行歌曲唱的那样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崇祯对杨嗣昌，始终充满了信任和袒护，哪怕杨嗣昌遭受了一连的失败的挫折，也从没有失去对他的器重。
崇祯十二年，受熊文灿招抚的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论罪下狱。最后不得不由杨嗣昌以辅臣身份督师出征替熊文灿擦屁股。临出征前，崇祯亲自为他酌酒饯行，并赐诗一首令其朗诵：“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杨嗣昌念罢，崇祯微笑着说，“朕为卿赠行”。这首诗巧用典故，将杨嗣昌比作周代的方叔和汉代的周亚夫，这两人都是征战的功臣，盐梅是国家栋梁的意思，常用来赞誉宰相。杨嗣昌受此礼遇，唯有感激涕零，俯首跪拜。
崇祯十三年，杨嗣昌手下将领左良玉大败张献忠，崇祯得到捷报后欣喜万分，论功行赏之余还忍不住给远在千里的杨嗣昌发了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在这封手谕里，崇祯用到“无日不悬朕念”，连头发白了这类琐事都如此上心，可谓是饱含真情，这如同亲人般的关怀，是崇祯对任何臣子都没有过的。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此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有人要追究杨嗣昌调度失宜的责任。叔父被杀，崇祯悲痛之余，还不忘为杨嗣昌开脱：“督师去河南数千里，如何照管得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你们亦要设身处地。偌凭爱憎之见，便不是了。”
随后，张献忠奇袭襄阳，又杀了襄王朱翊铭，这下可要了杨嗣昌的命。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驻有重兵，这个责任是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其实，早在崇祯十三年底，杨嗣昌已经罹患重病，他在崇祯十四年初向崇祯报告军情时就说：“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字里行间，有一种“千劫如花付流水”的哀痛。杨嗣昌领兵奔走，屡战不功，以至忧积成疾，最后完全是出于对崇祯的责任，而凭借一口气硬撑。听闻福王，襄王被杀的消息，杨嗣昌被彻底击垮了，感到有负皇帝的重托，悲痛的说：“无脸再见皇上！”从此心如死灰，饮食不进，不久就撒手人寰。
杨嗣昌死后，崇祯叹息不已，“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宜用辅臣礼归葬。”并亲自为他编写祭文。但朝中大臣纷纷弹劾杨嗣昌，追究他的失职之罪，甚至有人要求对其开棺戮尸，崇祯统统不予理睬，最后仍然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崇祯对杨嗣昌的眷顾之情如此深厚，而且始终如一，在整个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是绝无仅有的。是什么让“苛察自用”，素以猜忌、多疑著称的崇祯对杨嗣昌如此信任呢？
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杨嗣昌目光卓绝。
明末时期明朝统治者面对两大敌手，其一是虎踞关外的满清，其二是内部久扑不灭的农民起义军，使明廷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顾这头顾不了那头，处处被动挨打。杨嗣昌明确的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建议暂时对满清和议，全力以赴对付起义军，以缓解财政压力。这站在明廷的角度，确实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的满清，除了劫掠，尚不敢有吞并大明的野心，而且满清的日子也不好过，亦有议和之心，只要操作得当，就有获得战略喘息的机会。
事实上，明朝最终还是亡于起义军，这证明杨嗣昌的判断是正确的。起义军对明王朝的破坏与威胁，是大于满清的。如果能真正的解决了义军的问题，满清可能根本啃不下来明朝。杨嗣昌不希望在与满清的作战中消耗精锐部队，从而保存实力，解决内忧。这是卢象升这种一腔热血，只求精忠报国的将领不能领悟的，也是他们的矛盾所在。战术能力杨不如卢，但在战略的高度上，杨嗣昌是远远超越卢象升的。卢象升虽然最终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成就万世美名，但他没有能力挽救大明。脱离战略指导的战术只能是盲目的，不能成就大事。
对付农民起义军，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谋划，这是一个天才般的构想，完全针对义军流窜作战的特点，而且差点就成功了。在战略实施约一年的时间内，义军被各个击破，无处藏身。张献忠，罗汝才兵败投降，李自成全军覆没，丢妻弃女，只余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如果不是因为满清第四次入关，朝廷不能坚持杨嗣昌的战略方针，抽调精锐部队北上勤王，起义军就没有喘息的机会，很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杨嗣昌在下一盘大棋，但就算他的知己崇祯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而杨嗣昌既不依附阉党，也不属于东林，孤立无援。他的整体战略谋划过于精细，宏大，在明末那个对满清华夷之辨喧嚣，对义军剿抚之争不定，纷纷扰扰的环境中几乎很难贯彻，执行下去。当崇祯调兵北上，张献忠复叛，杨嗣昌不得不亲自领兵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他是一个战略大师，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
2.杨嗣昌不避嫌怨。
"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自从岳飞和秦桧成为一种经典形象之后，后世对于“议和”两个字就讳莫如深。在明末道学家竭力鼓吹华夷之辨的环境下，敢妄谈“议和”的，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自己竖起靶子等着挨打，甚至连自身内心都有罪恶感。
在崇祯帝给大臣们出的策题“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讨论怎么兼顾安内与攘外时，杨嗣昌当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天变破题，先后举了汉朝，唐朝，宋朝的例子，最后借北宋名臣张奇贤之口说出“圣人举动出于万全，必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
杨嗣昌此论一出，举朝哗然，他承受的炮火可想而知，但其实杨嗣昌的理论正中崇祯的下怀。不过崇祯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他虽然和杨嗣昌心有灵犀，却因为自己的身份，不便表态。但在对杨嗣昌的维护上，崇祯还是情不自禁，甚至为了杨嗣昌不惜和道学先生黄道周展开辩论。黄道周是理学巨子，性情迂执，和皇上唇枪舌剑，毫不相让，以至崇祯最后愤怒的斥责黄道周：“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还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佞口！”
清兵入关，崇祯任命卢象升总督勤王兵马，在召见时，崇祯问其有何御敌方略，卢象升回答的干脆而理直气壮，说：“命臣督师，臣主战！”明显羞辱一旁的杨嗣昌，崇祯虽然很不高兴，但也只能说：“朝廷原未说抚（议和），所说抚，乃外廷议。”
在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下，连刚愎自用的崇祯也不得不妥协，以至最后感慨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整个朝廷，恐怕唯有崇祯能理解杨嗣昌老成谋国的苦心，能和崇祯心心相映的，也唯有杨嗣昌。
3.杨嗣昌有实干精神。
道理人人都会讲，但真正做到去贯彻落实的，就少之又少了。在明末廷臣那个空谈成风的氛围下，所谓安内攘外，足食足兵，在杨嗣昌之前，也有不少人讲，但都不能提出靠谱的实施方案。谁都知道当兵的一天不吃饭就会挨饿，就会闹事，但特么去哪里搞钱啊？要这些大臣、士大夫、地主土豪们捐输？门都没有！以至于崇祯有一次发牢骚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崇祯啊，人家可不蠢，精着呢！国家是你崇祯的，但银子是我自己的，老板倒台了破产了，再换个老板就是了，跟谁混不是混？
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布局，不仅仅是构想，还做了具体的项目规划。说白了，就是“搞钱”。既然士大夫们不出血，工商税又迫于东林党的压力停了，那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搞钱，这就是广为后世诟病的“剿饷”。谁都知道这是个脏活，必招人唾骂，但杨嗣昌不干，就没人干。
之前已经有了用于辽东战事的“辽饷”，加上这次的“剿饷”，还有一年后又加上的“练饷”，三饷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很多农民往往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最后只能被逼跟着义军造反，明帝国陷入一边剿匪一边造匪的死循环。
“剿饷”就像“七伤拳”，能用来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也伤害自己，是一招无可奈何的险棋。别以为崇祯和杨嗣昌不懂其中的凶险。在批准这个方案之前，崇祯曾多次召开廷议和大臣们商量，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最后实在没法，还得从百姓身上搞钱，崇祯深思良久，只能叹气说：“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结果不是“暂累”，一年后，又加上练饷，至明王朝寿终正寝，也没能取消。崇祯最终就死在这三大饷上。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哪怕是皇帝也不行，崇祯帝用家国生命来检验了这句话。
其实杨嗣昌的战略布局，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概括起来就是“开源节流”，加征“剿饷”是开源，缩减边塞战事的开支是“节流”。帝国财政根本负担不起两线作战，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暂时摆脱边事的拖累，还是有希望成功的。“剿饷”是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服务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和满清暂时和议的基础上的，如果和议不成，就根本没有兵力实施“十面张网”的规划，那“剿饷”的积极意义就不存在了，甚至会因为伤民而反噬自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杨嗣昌想起自己呕心沥血的规划最终演变成一项苟且的恶政，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轻叹一口气，随它去罢。
4.杨嗣昌忠心耿耿。
李自成在《登极诏》中说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大致意思是：崇祯不算太昏暗，但被奸臣孤立蒙蔽，大臣们都忙着结党营私，真正忠心耿耿的人很少。
都说崇祯帝不知恤民，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等等。反正大事没成，亡了国了，也只能任人作贱。其实这些问题放在老祖宗那里都不是事，比刻薄寡恩，比疑心，比严厉，比刚愎自用，还有谁能比得过朱洪武？
朱由检这位十六岁就干翻了老狐狸魏忠贤的少年天子真的没有本事？诸位想想，咱们十六岁的时候都在干啥？
清顺治帝对崇祯就异常尊崇，曾经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甚至引为异世知己。
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吏治败坏，人心离德，非有天纵奇才不能挽此危局。崇祯是励精图治的明君，但不是天才，杨嗣昌是勇于做事，敢于担当，忠心耿耿的能吏，但也不是天才。明末困局，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的。
崇祯纵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或者判断力不够英明，但有的人他待之并不刻薄，甚至无比的宽厚仁爱。很多人都不明白杨嗣昌到底给崇祯灌了什么迷魂汤，其实唯八个字“为国尽忠，不谋私利”而已，不仅不谋钱财，甚至不谋自己的名声。杨嗣昌纵然不是道德完人，也算不上旷世英才，但仍然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大明帝国耗尽最后一滴心血。
张岱曾这样评价崇祯：“思宗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还这样说：“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至“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
崇祯曾哀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那么其实是说：“能为朕分忧宣力的，唯有杨嗣昌。”
崇祯和杨嗣昌都是孤独的人，都是欲做事而处处受掣肘的人 。他们最大的敌手，恐怕不是满清，也不是农民军，而是遍布朝野贪得无厌的官僚士大夫，空谈义理而百无一用的道学先生。
他们的惺惺相惜与功败垂成，是日薄西山的大明最后的余晖也是最后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