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说：“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抑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充分肯定了朱熹在理学和史学两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一代史学大师，朱熹对后世经史之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已经是学界共识，毋庸置疑。然而，由于朱熹既是理学家，又是史学家，就其自身来讲，理学观点和史学思想之间必然要相互影响与渗透，这种影响和渗透必然又使朱熹的史学带有自身的特点，这是我们认识朱熹史学思想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言：“谈朱熹的理学不能舍朱熹的史学，言朱熹史学必须联系朱熹的理学。”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朱熹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很多问题并未得到圆满解决。本人不揣浅陋，亦对朱熹理学与史学思想之关联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研究朱熹的理学对其史学思想的影响，首先碰到的就是朱熹对待经学与史学的态度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朱熹重经轻史，贬抑史学，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比如著名宋史学家漆侠先生就认为朱熹“数典忘祖，对史学采取了贬抑态度……甚至彻底抹煞史学的功能”。郭齐先生则认为：“朱熹从理学立场和唯心史观出发，对汉唐以来的中国历史予以全盘否定，对《左传》《史记》以下史书予以总体否定，对读史治史表现出鄙薄和反感，从而将理学学派重经轻史倾向推向了极端。”这样的看法符合不符合朱熹史学思想的实际？朱熹对待史学的态度到底如何？理学对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到底在何处？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朱熹的有些话，乍看起来似乎很轻视史学，比如他曾说：“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又说：“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但觉得闲是闲非、没要紧，不难理会。”还说：“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他对《左传》、《史记》等史书也提出过批评，“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司马)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苏辙曾评价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熹认为“最中马迁之失”。对于当时学者，比如提倡读史的吕祖谦、陈亮等事功派人物，朱熹也进行了批评，他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著眼”，“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
以上言论，常常被人们拿来批判朱熹鄙薄和反感史学。朱熹真的这么瞧不起历史研究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朱熹历来是既重经又重史的。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要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可以说，离开历史的阐释，朱熹的理气说就少了半壁江山，理学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正因为此，朱熹每每号召人们读史，“史亦不可不看”，“《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匡衡传》、司马公史论、《稽古录》、范《唐鉴》，不可不读”。朱熹甚至要求人们把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背诵下来，“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得，方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朱熹不让人读史的说法，朱熹马上予以否认，“昨日有人问看史之法，熹告以当且治经，求圣贤修己治人之要，然后可以及此。想见传闻又说不教人看史矣”。朱熹强调经的重要，同时声明并非要人不读史书。他对学生廖德明说：“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对叶贺孙说：“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总之，史不可不读。朱熹本人就是一个饱读史书的人，据有的学者统计，朱熹所阅读过的史书，仅《朱子语类》中提及者就达124种之多，包括正史、野史、史评以及宋代各帝的实录、典制、地方志等，涉及面极广。他自己就说：“向时得《徽宗实录》，连夜看，看得眼睛都疼。”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朱熹轻视史学的议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朱熹贯通天人的理论思考之中，天理是至高无上的普遍原理，它体现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其中当然包括“论古今人物”的历史研究，他说：“如读书以讲明道理，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而穷理，读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面墙而立尔”。很显然，朱熹之所以重经又重史，就是要把史学研究当作格物穷理的一种形式，他要在“史中求理”，在历史事变中体认天理，了解理欲是非的区分。在朱熹看来，六经深含“义理之精微”，而史书则记载“有国家者历年行事之迹”，“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二者都要潜心探究。“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如果不“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那么就“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学者求道明理，离不开考察历史以验时事之变的史学著作。研读史书，了解古今治乱得失，是学者求道明理的基本途径。在朱熹眼中，熟知史事对求理极为重要，“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通过看史书、了解历史事实就可以使人们心目中的义理更为深入透彻，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在朱熹这里，历史学被赋予了探求普遍的天理并为立政行事提供借鉴的崇高使命与价值，朱熹理学家的立场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忽视史学的作用，因为“天理体现在纲常礼制上，离开历史，无法证明这一点”，朱熹“不能不借助历史的说明，建构理学体系大厦”。
朱熹重视史学，目的是要把历史研究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为建立理学思想体系服务。由于有这样的考虑，在经史之间，朱熹又往往把经放在首位，主张先悟透经书义理，使自己心中有一个合乎天理的尺度，然后再阅读史书，研究历史。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纷繁复杂的史事所迷惑。这同样体现出理学对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
正因为此，朱熹主张读书要“先经后史”，“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在朱熹看来，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订，全是天理，而史书
是三代以下文字，其中包含天理而非全是天理，经史都要学习，但必须有个先后次序，要先经后史，通过读经先求得“义理之要”，掌握一个权衡事物的尺度，然后再去评判历史现象，所谓“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熹还形象地以陂塘溉田为喻来说明这一问题：“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立而待也。”在这里，朱熹指出，明义理与读史书二者不可偏废。如果胸中义理已明，而不去考察古今治乱和典章制度，则义理仅仅是停留于口头而不得其用，就像徒有满塘之水而不以之灌溉田地。相反，如果胸中义理未精、标准未明而遽然先看史书，则不仅不能通过史事来体会天理，相反还有可能被史事所迷惑。因此，看史书、考治乱，必须是在心中义理融会贯通、尺度分明的基础上进行。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出于构建理学体系的需要，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重经而弃史，二是重史而废经。因为史学是格物穷理的一种途径，是构建理学体系的半壁江山，所以史不可轻。同样，因为经书中的义理是人们判断历史事物是非得失的标准和尺度，故而又绝不能重史而废经。明乎此，也就明乎朱熹对前代史书及当代学人的评价了。他贬抑《左传》，关键就是“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没有按照义理的标准评价史事。他评价司马迁也是这样，“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所谓“粗率”，就是没有体会义理精微。他批评吕祖谦、陈亮等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治学中往往过多地由史出发论世变、言制度，没有把经放在首位，所谓“近日又有一般学问，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业，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读书，则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又说：“大抵日前为学，只是读史传，说世变，其治经亦不过是记诵编节，向外意多，而未尝反躬内省以究义理之归。”他说“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以及“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都是在批评吕祖谦等人重史而轻经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其意在贬抑吕氏，而不在鄙薄史学。
那么，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朱熹心目中的经史之学的精髓是什么呢？答曰：“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机，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很明显，朱熹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理阐史、以史证理、天理与史事相发明并用之于现实社会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不可武断地把朱熹的“先经后史”推演成“重经轻史”。
二
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所以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就成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理学集大成人物的朱熹，自然也要对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评价历史人物的独特的视角，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朱熹是理学家，重理气、心性等哲学命题的探讨，其论历史人物，时时可见理学的影响，取径与历史学家很不相同。他并不完全把得失成败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而是特别强调义理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体现，并把这一点放在历史人物评价的首位。
朱熹评价历史人物，兼顾“资质”——先天禀赋和“本领”——后天作为这两个方面，在“本领”这个方面，朱熹又坚持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并把道德判断的标准——“义理”放在首位，事实判断的标准——“功业”紧随其后。
所谓“资质”，依据理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解释为人所禀阴阳五行之气聚集而成的一定品质，由于所禀之气有清、正、浊、偏等的区别，人也就会有贤、智、愚、不肖等先天上的不同。朱熹品藻人物，特别重视“资质”，这实际上是义理观念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体现。在理学家看来，圣人是义理的完整体现，气象宏大纯粹，如同天地，覆载一切。其他所有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气象资质。程颐评价孔子、颜渊和孟子，认为“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颜子尤温纯渊懿，于道得之更渊粹，近圣人气象”。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资质。朱熹继承发展二程的看法，更是注意对历史人物资质的探究，比如他指出：“仲弓资质温粹，颜子资质刚明。……颜子如创业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颜子如汉高祖，仲弓如汉文帝。”他评价董仲舒，认为“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著”。他评价张良，认为“为君报仇，此是他资质好处。后来事业则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来缘饰遮盖，则其纵横诡谲，殆与陈平辈一律耳”。评价诸葛亮：“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于粗疏”，“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于公”，“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凡此种种，都提到历史人物的资质，并把资质当作认识历史人物的重要一环。在朱熹看来，资质是人的天资禀赋，与生俱来，凡人皆有。历史人物本身的风采、才情，是人之为人的初始状态，人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的本性，在历史活动中必然有所表露。朱熹留意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心性哲学在人物评价中的影响。在他看来，人应该是“天理”的展现，仁义礼智的化身，纯粹至善，毫无邪恶，资质高、本领强，如果不能达到这些，就要“变化气质”，通过格物穷理达到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境地。
虽然朱熹屡屡提到“资质”，但他评论历史人物的重心并不在这里，而在“本领”。所谓“本领”，就是后天的作为。钱穆先生说：“朱子论人物，先论其本领。本领在其心术，即其学问所在，即在其知有义与否，与其所知义理之大小深浅也。”任何一个人物，不可能只依恃先天的禀赋，主要还要靠后天的努力。评价人物，先天禀赋固然应该了解，但却难以进一步讨论，而人的后天作为，则可以深入分析，细加检讨，这自然就成为朱熹论历史人物的主要内容。
从“本领”的角度考察历史人物，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必不可少。朱熹是理学家，二者之间更重视道德判断，即把义理当作论人之准绳。“本领”有两层含义，一是心术，即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是否合乎义理，二是事功，即历史人物的功业。二者都要考虑，但前者更为重要。如朱熹评三国时期诸葛亮、曹操、孙权三人，从“兴复汉室”与否着眼，凡能为复兴汉室出力者均符合义理，反之则否。他赞扬诸葛亮，贬斥曹操、孙权为“汉贼”，实际就是基于理学之正统论观点的。再如朱熹认为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公、私界限必须分明。他评周武王，“纣之时，天下大乱，得武王仗仁义、诛残贼，天下遂大治”，武王能“仗仁义、诛残贼”，为天下黎民百姓计，以天下为“公”，值得肯定。他评诸葛亮，“武侯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者，非独建立事功为然也”。诸葛亮能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是“公”，必须肯定。对于周世宗柴荣，朱熹也给予极高评价，指出：“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从“以公天下言之”这句话可以看出朱熹评价周世宗的立足点是义理，因为五代乱世一直是朱熹批评的对象，而后周太祖郭威与周世宗柴荣能以公天下为己任，拨乱反正，是值得肯定的。
与之相对应，依照本领在于心术，心术根据义理的原则，对于春秋五霸，朱熹从天理的角度评价他们是“窃仁义之号以令诸侯”，不是真为周王室着想，故不是为“公”而是为“私”，值得肯定之处不多。对于汉、唐间帝王将相，朱熹有很多批评，主要也是认为圣学不传，私欲流行。陈亮曾概括朱熹的意思说：“秘书(指朱熹)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朱熹自己也说汉、唐之时，“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朱子的意思是汉、唐豪杰尽管天资很高，但不守“田地根本”，私欲极重，所作所为，一以为己，不合乎义理，虽然有些事功，皆属心术不正，故而不能称之为有本领。
从天理、人欲以及伦理道德出发，朱熹不主张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这也是他和陈亮激烈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他评论汉高祖和唐太宗，指出：“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无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志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很显然，朱熹评价汉高祖和唐太宗，就是看其功业是否符合义理，两位帝王虽建功立业，但“出于人欲”，以私乱公，得之不正，功业上的成就就要大打折扣。朱熹强调公私之别和上下之分这些道德价值，就是怕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失却标准，败坏人心风俗。
那么，朱熹是不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注意事功呢？当然不是。朱熹论人物，重视义理，甚至于重视行为的动机。但这并不表示朱熹论历史人物只作道德评判而不及其他，相反，朱子认识到完全依凭道德评判是无法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故而他也非常重视功业，他只是不同意脱离义理而专言事功的评价方法。在朱熹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要体现在功业与成就方面，“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是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人总是在建立功业，也就是在“做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对此，朱熹当然重视。比如朱熹在和陈亮辩论时，从义理上否定汉高祖、唐太宗，但同时又从事功上充分肯定唐太宗的“济世安民之志”，认为其中“意思又却多”。他们得天下不合乎义理，但实绩是要肯定的。同样，他猛烈批评秦王朝的暴政，但同时又肯定秦始皇的统一功业，“当时六国如此强盛，各自抬举得个身已如此大了……看来六国若不是秦始皇出来从头打叠一番，做甚合杀”。在论述历史人物的功业时，朱熹往往把事功与道德分开，认为一个人的事功不应该由于操守德行上的缺点而全部抹杀。朱熹评价管仲等人说：“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以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在朱熹看来，如果一个人“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也就是只要按义理做事，就会事功日隆，但管仲等人不是这样，他们的功业不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而是来自于资禀极高、天资之美，虽美中不足，但功罪必须分开，英雄豪杰的事业成就，不可抹煞。所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这个功业，然谓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总之，朱熹论历史人物，既讲本领，又讲资质，重义理，亦重功业，兼顾治经之本原与治史之原则，把理学的观念与史学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从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入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评论历史人物的理论。钱穆先生说：“朱子竭意要标出一番至善极好的道理来衡评历史，亦是要指示出一番最高理想来诱导历史向此途前进。”朱子无非是要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评论，阐明事理，扬善去恶，引领人们达于至善的理想境界。
三
朱熹编纂过多种史学著作，人们熟知的就有《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在朱熹的历史编纂中，处处渗透着理学的思想观念，吴怀祺先生在分析两宋史书编纂时就说：“理学不只是在历史认识上对史学浸透，而且也通过一定的史书编纂形式，转化理学于史学之中。”所论极是。就朱熹的历史著作来讲，《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的开山之作，“此书为理学的开创及传衍确立了历史统绪，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史所作的一次总结”。目的是为了确立程朱理学“在孔孟之道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其编纂精神、编纂旨趣都适应了理学发展的要求。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资治通鉴纲目》，更是在正统论和书法义例上体现出理学的意旨。
《资治通鉴纲目》是最能反映朱熹理学对历史编纂学产生直接影响的著作，李方子在为《资治通鉴纲目》所写的后序中说该书“义正而法严，辞和而旨深，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指出这是一部用天理标准陶钅容历史，统率历史的著作。邱汉生先生说《通鉴纲目》“不只是一部历史书，而更重要的是一部政治教科书”。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朱熹之所以要撰写《通鉴纲目》，主要是因为对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不满。在朱熹看来，《资治通鉴》在正统问题和纲常伦理等问题上把关不严，没能把“天理”贯穿于史书的全过程中。他曾说：“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认为司马光在正名分、守纲常方面做得很不够。朱熹还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这就明确地表明了朱熹撰写《通鉴纲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序正统、正名分。
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朱熹把《通鉴纲目》编纂的目标定为明正统、正纲常，通过书法义例来达到这一目的。对于明正统，朱熹阐述得很清楚，“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
朱熹有着较为系统的正统理论，在他看来，天下一统，政权归一，就是正统王朝，“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以此为标准，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是正统，其余均不得列入。对于正统王朝，朱熹又分为“正统之始”和“正统之余”两种。“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正统之余”。前者如秦，初不是正统，秦始皇并天下后方得正统；如隋，灭陈后方得正统。后者如蜀汉、如东晋都是“正统之余”。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无统”，“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可见，朱熹判断王朝正统的基点就是国家是否一统，政权是否归一。
在正统论思想的支配下，朱熹根据“正统”、“无统”的情况确定书法的区别。比如年号的记载，正统王朝书写年号不成问题，但“无统”时代应该怎么书写呢？像三国南北朝时代，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无所统属，“不相主客”，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光的做法是以一方为主，书“帝”，帝死后书“崩”，其余各方书“主”，主死书“殂”。朱熹不同意这种书法，认为应该“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至宋、后魏诸国，则两朝平书之，不主一边。年号只书甲子”。基于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历史事实，朱熹主张采用甲子纪年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这要比那种在分裂时各割据政权自命正统的观点要合理进步得多。
朱熹在阐述自己撰写《通鉴纲目》的旨意时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朱熹从“天理”这一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历史编纂的重要，要以岁周而天道明、统正而人道定的正统论观点，用史书的形式辨正闰、明顺逆、褒忠贤、严篡弑，宣扬专制社会伦理纲常的合理性，达到昭鉴戒和明人事的目的。
理学对朱熹历史编纂学的渗透，还表现在《通鉴纲目》重视书法义例方面。对于《春秋》褒贬笔法，朱熹是否认的。他认为《春秋》根本就没有“一字褒贬”这一套，“《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类似这样的话，《朱子语类》中尚有许多。但是，朱熹在编纂历史时又很重视书法义例。他在给刘子澄的信中谈到《通鉴纲目》时说：“《纲目》亦修得二十许卷，义例益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对于《通鉴》书法及《纲目》书法，朱熹都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在写给尤袤的信中说：“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诸如此类的书法问题，“当时极费区处，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否”。从此可以看出，朱熹确实讲究义例，以严格的史例来编纂史书，行赏罚褒贬，诛乱臣贼子。从“据实直书”的角度，朱熹认为《春秋》是史书，就是记载当时之事，没有褒贬笔法，但是，朱熹是理学家，他要把史学当作求理的手段之一，史书仅仅“直载当时事”是远远不能充分表达天理支配历史的观点的。理学的观念使他不得不制定一套书法义例，通过书法求得行诛乱臣贼子的大经大法。
扶植纲常名教是理学家的本色，朱熹把伦理道德原则通过书法义例贯注于社会政治历史，使《通鉴纲目》在扶纲常、植名教方面发挥了政治伦理教科书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朱熹通过修撰史书、论述史事将自身的爱憎忧惧注入其中，并使之“会归一理之纯粹”，从而达到经天纬地，振起纲常，励行风教的目的。
（本文选自《朱子学刊》2006年总第十六辑）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年生，河南范县人，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古籍所，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欧阳修研究会理事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已在《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清史研究》、《文献》等发表论文近100篇，其中近30篇论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登。出版学术著作3部，分别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钱大昕得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与王立群教授、耿明斋教授等十人获得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人物。2013年获得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