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海外传播是《红楼梦》文本价值重构的重要途径, 也是红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通过全面梳理《红楼梦》海外译本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进而阐发《红楼梦》在译介过程中所要着力关注的三大领域, 即文化、美学、人学, 并力图以此为《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提供全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 李大博 (1981—) , 男,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及东北地方戏曲。;

《红楼梦》既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 也是世界小说史上的一大创举。迄今为止,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海外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部作品。长期以来, 《红楼梦》主要是以文本形式在海外得以传播, 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译介和大众评论这两种方式让海外读者得以了解和接受《红楼梦》。如今, 红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这与《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是分不开的, 归根结底是有大量海外译本的存在, 因此海外译本在《红楼梦》海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红楼梦》海外译本的现状、特点

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 《红楼梦》从浙江的乍浦港漂洋过海, 流传到日本的长崎。这是在现存资料中, 我们见到的《红楼梦》流传海外的最早记载。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间, 《红楼梦》不仅在朝鲜、越南、日本等亚洲国家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 而且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它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流传开来。《红楼梦》先后被译成十七种文字, 拥有千千万万的海外受众, 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受众最为广泛的中国古典小说。根据胡文彬先生的统计, 目前存在的海外译本有上百种, 主要包括摘译、节译、全译三种形式。其中全译本有二十多种, 具有代表性的全译本如松枝茂夫、伊藤漱平的日文译本;李钟泰的朝鲜文译本;武培煌等人的越南文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英文译本;帕纳休克的俄文译本;李治华、雅克林娜·阿雷扎艺恩的法文译本等。以上全译本涵盖六种文字, 十三个版本。笔者经过对比研究发现, 目前流传于海外的《红楼梦》译本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译本数量众多。目前世界上已有上百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译本, 《红楼梦》的海外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三种形式。摘译指译者挑出少量内容进行翻译, 目前的海外摘译本大约涵盖七种文字;节译指翻译大部分内容, 但删去了一些情节, 大量删去诗词, 有的将原内容进行了自行编辑。总体规模多则相当于国内一百二十回本的八十回, 少则只相当于四十至五十回, 但基本反映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现存的海外节译本大约涵盖十二种文字;全译本是指译者进行整体翻译, 目前全世界现存的全译本有二十多种, 涵盖九种文字, 大多数为日文、韩文译本。

第二, 以日韩译本居多。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 日本和韩国 (包括朝鲜) 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可能是最频繁的。由于中国、日本、韩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 同时日本与韩国又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两个国家, 这便为《红楼梦》在日、韩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根基。在《红楼梦》的对外传播史上, 根据文字记载, 日本和韩国也是《红楼梦》最早流入的两个国家。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 《红楼梦》传入日本的准确时间是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1];根据孙玉明先生的研究, 目前发现的《红楼梦》日文译本 (包括摘译、节译、全译) 大约有二十四种[2]。《红楼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 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李根亮先生认为《红楼梦》传入朝鲜的时间为1800年前后;根据李根亮的统计, 目前发现的《红楼梦》朝鲜文译本 (包括摘译、节译、全译) 大约有十五种[3]。日韩译本在《红楼梦》的海外译本中,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

第三, 翻译质量有待提高。虽然目前《红楼梦》海外译本众多, 但翻译质量有待于提高, 其传播效果也就值得我们思考了。《红楼梦》思想内涵博大精深, 其翻译难度是其他小说所难以比拟的。国内外一些红学家为将这份宝贵的遗产传播到世界各地, 往往不畏艰难, 历经十年甚至数十年之功, 方能完成对汉语文本《红楼梦》的文字转换。在《红楼梦》中, 汉语的多性特征体现得相当充分。以人物姓名为例, 英译本将平儿译为Patience (忍耐) ;将袭人译为Assails Man (袭击男人) ;将林黛玉译为Black Jade (黑色的玉) ;将鸳鸯译为Faithful Goose (忠诚的鹅) ;将司棋译为Chess (国际象棋)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译文背后隐藏的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隔阂。同时, 《红楼梦》中还包括大量的古体诗词, 这些诗词不仅仅传达的是字面意思, 往往隐喻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许多象征性的含义, 在翻译时很难把握。笔者很难想象译者将诸如“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笼人是酒香”“绕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 怎经得秋流到冬尽, 春流到夏”等诗词韵语转换成其他语言时所衍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效应。

第四, 译本传播效果有待提高。十九世纪以来, 《红楼梦》的海外译介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时有新译本出现, 但从整体上看, 《红楼梦》译本的传播效果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因为《红楼梦》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产物, 并且其诗化色彩极为浓重, 其节奏、内容、思想意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与当代西方世界越来越大, 直接影响了其受众面的扩大。例如, 贾宝玉“以情入世”的价值实现方式, 以及大观园这个意象化的女儿世界, 让许多西方学者感到不可理解。相比之下, 同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则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所接受。

二、海外译本与红楼文化的海外传播

周汝昌先生曾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 “《红楼梦》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伟著, 我们应当从‘文化小说’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它。”[4]就某种程度而言,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与反思。对海外读者而言,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透过红楼海外译本这个重要载体, 海外读者可以对中国传统社会贵族之家的生存环境、人物行为和器物环境产生感性的认识, 并由此引发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乃至民风民俗的认知, 最终获得对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形象而又深刻的理性认识。试看海外红学研究者及译者对《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知。日本大高岩《小说红楼梦与清朝文化》:“《红楼梦》正是乾隆文明的一大画卷, 而中国固有的文明精粹, 又孕育了《红楼梦》。”日本大高岩《红楼梦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中, 爱情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封建势力不允许青年男女之间有正当的恋爱感情。《红楼梦》的恋爱悲剧, 其重要根源即在于此。”韩国崔溶澈《清代红学研究》:“自从曹雪芹在乾隆年间创作此书以来, 《红楼梦》不仅在有清一代极为普遍流传和盛行, 而到民国以后也成为显学, 产生了极为丰富和灿烂的一种‘红楼文化’。它有坚实的生命力, 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还活着。尤其是外国人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此书成为较好的教科书, 从它不仅学了中国语言的特质, 而且可以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和各色各样的文化遗产。”俄译本《红楼梦》序言:“作者对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他坚决反对中世纪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对人格的侮辱, 揭露了逼迫正直人自杀的吃人礼教和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残酷及其道德沦丧。”在以上所引材料中, 海外红学研究者及译者均是从中国文化的高度观照《红楼梦》的文本价值的, 因此《红楼梦》海外译本无疑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吸引海外读者关注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红楼海外译本在引领海外读者整体观照中华文化的同时, 还能让海外读者体认《红楼梦》所蕴含的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姻文化 (第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礼仪文化 (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 、丧悼文化 (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祭祀文化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饮食文化 (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服饰文化 (贯穿整部小说) 等多样而具体的文化形态。日本学者合山究在《红楼梦与花》一文中, 试图从中国花文化的角度认识《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5]韩国学者李光步在《红楼梦所反映的清代社会与家庭》一文中, 以社会学视角对《红楼梦》所表现的清代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进行了透辟分析;美国学者浦安迪在《红楼梦原型和寓意》一书中试图以神话原型理论和中国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观照《红楼梦》, 同时将西方文学中的“花园”意象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进行比较, 分析“大观园”的意象。诸如此类研究视角的共同旨归在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来观照文本, 这既是海外红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也是《红楼梦》海外译本的重要传播功能。总之, 红楼海外译本为红楼文化, 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全新途径, 这种趋势随着“中国热”时代的到来会彰显出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三、海外译本与红楼美学的海外传播

众所周知, 《红楼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 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尽管语言转译的过程会在一定层面上对文本的审美表现与美学价值产生冲击, 但优秀的海外译本还是会将《红楼梦》所建构的“美的世界”及其美学价值传递给千千万万的海外受众。

(一) 《红楼梦》的诗意美

《红楼梦》是一部诗化小说, 曹雪芹是用写诗的方法来创作《红楼梦》的, 《红楼梦》也因此具有了浓重的诗意美。《红楼梦》的诗意美不仅表现在文本中所蕴含的大量古诗词, 还在于曹雪芹对梦境、仙境的营造, 对女儿世界的构建以及塑造人物时所表现出的浓重诗境。“黛玉葬花”“宝黛共读西厢”“踏雪寻梅”“梦游太虚境”“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等等, 这些让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均构成了巨大的诗境。海外译本不应满足于将这种梦境、仙境作文字层面的转换, 更应将这些奇妙境界所蕴含的巨大美学效应传递给海外受众, 并让其感受《红楼梦》特有的诗意美。以朝鲜为例, 《红楼梦》在十八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后, 出现了大量的节译本。在《红楼梦》的影响下, 朝鲜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古典小说《玉楼梦》和《九云记》。这两部小说受《红楼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诗意美的营造上, 比如《玉楼梦》对梦境的描写、对以心灵契合为旨归的爱情的描写明显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同时, 《玉楼梦》写天界诸星下凡, 经历人间诸事, 复归天界, 人间诸事犹如一梦, 与《红楼梦》中所写女娲炼石补天、太虚幻境、神瑛侍者下凡经历人间荣华富贵, 复归青埂峰的描写十分相似, 两者共同的美学追求在于凸显一种诗意美。让读者在对这种诗意美学的体认中达到对现实人生的理性而冷峻的反思。

(二) 《红楼梦》的缺憾美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所以具有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部未完的小说。由于小说八十回之后的部分佚失了, 因此《红楼梦》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给后世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空间, 也使这部小说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灵动感和缺憾美。每一位读者会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对八十回之后巨大的意义空白进行个性化的补充, 《红楼梦》缺憾美的意义也便在于此。虽然流传于海外的部分全译本是以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为蓝本的, 但和国内红学界类似, 好多海外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并不认同程伟元和高鹗的续作。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松枝茂夫, 韩国红学家崔溶澈均对八十回以后的续作持否定态度。因此, 《红楼梦》在以译本为载体流传于海外的过程中, 既将一种中华传统文化孕育出的诗意美学带给了海外读者, 又让海外读者感受到由文本断裂而产生的缺憾美, 这种缺憾美是其他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都不具备的。引领世界范围内的红楼受众以探佚学的研究方法弥补八十回以后的意义空白, 使海外受众体悟由弥补缺憾而带来的巨大的审美愉悦, 这是《红楼梦》海外译介中的重要任务与永恒课题。

(三) 《红楼梦》的悲剧美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大团圆的结局给读者以世俗层面的欢愉感和价值满足感, 而《红楼梦》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曾指出:“吾国人之精神, 世间的也, 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 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亨, 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 《长生殿》之重圆, 其最着之一例也……《红楼梦》一书, 与一切喜剧相反, 彻头彻尾之悲剧也。”[6]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的悲剧性审美意义。从美学角度来审视《红楼梦》这部大悲剧, 其美学价值大致涵盖三个层面:其一是社会悲剧, 即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败, 走向不可救药的衰亡;其二是爱情悲剧, 即围绕着“金玉姻缘”与“木石前盟”而产生的宝、黛、钗三个之间的爱情三角关系和围绕着“金麒麟姻缘”而产生的宝玉和湘云的恋情;其三是人生悲剧, 即由大观园众女儿的离散而造成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 这是由美的幻灭而带来的人生幻灭的悲剧。《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在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在世界悲剧之林中也必然占有一席之地。以海外译本为重要媒介的《红楼梦》海外传播更应着眼于这种具有开拓意义的悲剧美学, 并力图引领海外受众在异质性文化视域下建构出《红楼梦》悲剧美学的新的价值空间。

四、海外译本与红楼人学价值的海外传播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有多大关键在于它的人学价值有多大。《红楼梦》自诞生之日起, 便以巨大的人学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广泛的受众, 换言之, 《红楼梦》巨大的人学价值促进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而以红楼译本为基础的海外传播也必然会催生海外受众对《红楼梦》人学价值的挖掘与研究。

(一) 《红楼梦》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困惑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一面精神旗帜———意淫。意淫是一种新型价值观的诗意表征, 意淫的本质在于“以情入世”, 这与传统社会所倡导的“以理 (礼) 入世”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 因此小说中的贾宝玉成了不能被世俗社会所接受的病态的怪物。其实, 情与理 (礼) 的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困惑, 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社会问题, 就本质来说, 都可以归结为情与理 (礼) 的冲突。“情”是源于个体心灵世界中的个性化体悟方式, 而理则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普适性的价值框架。着眼于个体心灵的“情”与着眼于社会机器的“理”, 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碰撞与冲突。小说中贾宝玉与贾政、宝钗和袭人等人的冲突, 无不体现了这种情与理 (礼) 的冲突。贾政力图以立身扬名、孝悌节义、光宗耀祖等普适性价值体系, 规范包括自身在内的宗族子弟, 以达到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最大认同;以宝玉为代表的叛逆者则坚持以“情”为核心的价值观, 他以心灵的满足作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 这必然会与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产生冲突。情与理的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冲突, 《红楼梦》恰恰触及了人类社会的这一重大课题。这一方面体现了曹雪芹对人类社会的深刻体认。在曹公看来, 人类社会要存在并发展, 以“理”为代表的秩序必然占主导地位, 但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又必须给“情”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 因为“情”与“理”相比, 更贴近人性, 也更具青春的活力。另一方面, 曹公对“情”与“理”的深刻体认, 也为《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因为“情”与“理”冲突既是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命题, 又是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红楼梦》借助海外译本将这一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展现在海外受众的面前, 既让海外受众感受到《红楼梦》的巨大人学价值, 又为《红楼梦》融入世界文学之林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二) 《红楼梦》触及了人类情爱世界的本质问题

在华夏文明史上, 《红楼梦》是以“爱”的光辉照耀人们心灵的伟大经典著作, 是“爱”的伟大光辉净洁人们灵魂的伟大文学作品, 因此, “情爱”是《红楼梦》的一个核心语汇。曹公以“意淫”这把武器对“情爱”的本质作了深刻反思。何为“意淫”?“意淫”是与单纯强调肉欲的“皮肤滥淫”相对立的一个命题。在笔者看来, 所谓意淫“不是一个完全排斥‘肌肤之亲’或‘性’而孤立强调精神恋爱的命题, 它是以感官的愉悦为出发点的‘情痴情种’的个性”。[7]换言之, “意淫”不排斥“肉欲”, 但更追求心灵的契合。在《红楼梦》中, 意淫表征着一种新型的情爱观。在曹公看来, 首先, 爱的本质在于付出、给予, 而不在于占有、获得。小说中的贾宝玉对女儿总是关心、体贴、劳心、用情, 而并不以占有女儿的肉体为终极目标, 这正体现了“意淫”的本质。其次, 人类的爱欲模式应该由单维走向多元, 即由“男女两性”的单维模式走向“融通两性”的多元化模式。小说中曹公并没有回避对“同性爱恋”的描写, 贾宝玉、秦钟、柳湘莲、北静王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同性性行为, 同时曹公又通过“意淫”对“同性爱恋”这个传统道德视域下的否定性命题进行了革命性的扬弃:“同性爱恋”并不应该一概否认, 只要双方秉持着“意淫”这样一面精神旗帜, 即超越肉体的局限而追求心灵的契合, 那么这种被世俗价值观视为“另类”的恋情也是值得肯定的。显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建构了一种既富于现代色彩又贴近人性的新型的情爱观。这种新型的情爱观正触及了人类社会关于情爱世界中的付出与占有、单维与多维、同性与异性的长久论争, 优秀的译者如果能将曹雪芹的这种对情爱世界的深刻体认与《红楼梦》中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情节一并传递给千千万万的海外受众, 那么《红楼梦》在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将被重新改写, 海外受众更会将《红楼梦》由爱情小说的层面提升到人性小说的高度。

(三) 《红楼梦》涉及了女性解放的重大课题

《红楼梦》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 贾宝玉曾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曹雪芹是肯定女儿、推崇女儿的, 在曹公笔下, 女儿是纯洁理想的象征, 女儿的能力是那些“须眉浊物”难以企及的。虽然《红楼梦》中的女儿并不等于女性, 在笔者看来, “女儿”是一种独特的生命格调与价值观的表征, 而并非一种简单的性别界限, 具有“女儿”气质的男性也在女儿之列, [8]贾宝玉、北静王、蒋玉菡、秦钟等人都在女儿之列。有一点毋庸置疑, 曹雪芹所建构的“女儿”世界的主体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有性情、有胆识的女性。她们追求美, 肯定情, “眼泪还债”“黛玉葬花”正演绎着她们对情与美的诉求;她们巾帼不让须眉, 才干压倒男性,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兴利除弊探春理家”“判决冤狱平儿行权”, 这一切让传统女性由家庭走向了社会。让女性冲出传统家族文化的牢笼, 将视野投向广阔的外在世界, 这恰恰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前提。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就触及到了女性解放的重大课题, 这种超前意识让后人惊叹, 而这也是《红楼梦》人学价值的重要表现。

情与理的冲突、多元化爱欲模式的建构、女性解放, 这是人类社会重大、永恒的课题, 它不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形态, 是基于人性层面的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海外译本在用非汉语文本演绎红楼故事的同时, 也必然将《红楼梦》所蕴含的巨大人学价值带给海外受众, 让其思考红楼故事所蕴含的全人类的永恒课题。如何将《红楼梦》的人学价值更好地传播给海外受众, 这主要取决于译者对《红楼梦》文本价值的深刻体认与在文字转换时对文本意义空白的理性填补。

《红楼梦》问世仅二百多年, 它凭借其巨大的艺术魅力, 逾越了国别文化的局限, 不断被海外的文化学者所喜爱并争相翻译, 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千千万万读者的钟爱, 被誉为“世界文坛的一块丰碑”。可以说, 《红楼梦》在海外读者中与研究者视域下的价值建构得力于大量海外译本的存在, 因此《红楼梦》海外译本的出现、增多与优化, 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和保证。优秀的海外译本, 为了有效和准确地向海外读者传达《红楼梦》文本的真实意义, 必须着眼于中西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并努力使两种文化相互交融,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海外读者接受、理解《红楼梦》的难度, 追求形似与神似兼顾, 产生最广泛、最优化的传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