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更为根本的是文化的复兴。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考察、反思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从中找出核心价值观发展变化的顺逆之道，顺而治之而非逆而行之，对今天处在伟大复兴历史关口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可以发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 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 在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所以，马克思说: ‘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上看，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 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则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对劳动者的剥削除了通过掌握土地所有权获得地租之外，还必须借助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因此说，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建立在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这两大特征。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
中国的封建社会可分为封建领主社会( 公元前11 世纪到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六国)和封建地主社会( 公元前221 年到公元1840 年之前) 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表现出因循但递进的发展特征。
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都有一个原生点，这个原生点就是“能生长成大树的种子价值观”，亦即价值本质。中国封建领主社会价值观的本质是“以宗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着如何为宗主的利益服务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宣化教育的，最终形成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庞大意识形态系统。
西周封建领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周礼》这部著作中。《周礼》中的“礼”不仅包括仪式、礼节，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同时也是一种基本价值准则、一种行为规范、一种制度。如果说，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结合是周朝的“立国之基”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礼”则是周朝的“治国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人们把周朝的治国理念称为“礼治”思想，并把他与“法治”相对应。实际上，西周的“礼”是调节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范，而“刑”则是用来调节贵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见，西周的礼治之中是包含法治思想在内的，是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体，其核心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那么，西周的“礼”包括哪些核心内容呢?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其概括为:亲亲、尊尊、贤贤、男女之别。在以周天子( 宗主) 家族利益为价值原生点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即“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又被“周礼”这一总概念所统摄。在这些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周朝出现家国一统、王天下局面。王国维指出: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
西周之后，随着周平王的东迁，中国社会进入“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利益格局大调整、政治权力再划分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 层) 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这一局面在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营养的同时，也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广布流传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广阔的思想空间。“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地主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内涵在儒家思想之中的价值观，也逐步上升为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封建地主社会价值观的原生点是“以君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观设计都是为君主服务的。儒家的学说，强调等级观念，强调礼治，强调“三纲五常”，把本来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上层意识形态，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说到底，“五常”之中只有一常，那就是“仁”; “三纲”之中只有一纲，那就是“君为臣纲”。一言以蔽之，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以君为本”。
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只是走到了相当于中国封建领主社会阶段，因为没有系统的像儒家学说一样的价值体系的支撑，因此没有能够向封建社会更高阶段的跃升。而这却恰恰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发轫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大约出现在明中期，但是迟迟未能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处在经济与文化博弈中的时候，西欧的资本主义已经悄然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