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的一天，美国女探险家、作家、女权运动领袖西登夫人（Grace Gallatin Thompson Seton）在上海登陆，开始为期约一年对中国的访问。在沪期间，她采访了许多进步女性，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形象留下了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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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上海开埠后不久就迎来了第一批美国女性访客，但她们基本上都是传教士夫人或女传教士。彼时，即使在美国本土，社会主流思想还是提倡“纯正的妇女意识”（True Womanhood）——虔诚（piety）、纯洁（purity）、服从（submissiveness）和爱家（domesticity）。

早期的美国在华女传教士，工作表现虽然并不亚于男传教士，却还是受到了重重阻力。比如，欲突破性别限制、争取更大自主权的费理雅（Lydia Mary Fay, 1804-1878）和孙玛丽（Mary C. Nelson, 1856-?）都遭受到了男性传教士的打压，后者更是被迫离开自己在上海辛劳经营的文记女学，返回美国。即使多年后，孙玛丽重新向教会申请返回上海传教，还是遭到了拒绝。

到了西登夫人（1872-1969）生活的年代，女性渐渐走出厨房与客厅的方寸之间，开始进入职场，争取女子投票权的运动也方兴未艾。但美国社会对精英女性形象的主流期待，依然没有超出“纯正的妇女意识”太远。

1912年，美国顶级妇女杂志《好主妇》（Good Housekeeping）上专文讲述西登夫人的故事，尽管事由是向读者介绍西登夫人等人领导的争取女子政治投票权的运动，但杂志标题与重点依然是夸耀她是一名精于厨艺、擅长家事的女主人。而实际上，西登夫人鲜少表露对厨艺家政的爱好。

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富裕家庭的西登夫人不是一个只满足于锦衣玉食、闺阁情趣的小女人。她的丈夫厄内斯特·汤普森·西登（Ernest Thompson Seton）是美国探险文学的代表作家，以描写野生动物而出名。1900年，西登夫人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旅行书，《女子探险者》（A Woman Tender Foot）。

但她不愿一直生活在丈夫的荫庇和阴影下，而是渴望展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于是，从1921年至1931年，她通常只雇佣一个当地向导，在尼罗河、印度等地旅行、采访。中国也是她这个旅行计划中的一部分，她想了解女性在这个国家中的角色，为中国的女子立传，而这也是一次让西登夫人坚定自我信念的旅程。

1924年西登夫人著作《中国灯笼》英文版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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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西登夫人访华的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宣统皇帝将在12月1日举行婚礼。她很好奇，已经失权的宣统和他的皇后在新旧社会的碰撞之中会走向何方。

为了观礼，她设法拜访了北京的达贵显要，也顺便了解他们对于妻子角色的看法。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官员们称赞西登夫人是“文明的西方女人”，但是多数却不愿意自己的妻子女儿像她一样四处抛头露面。

家庭关系的变革是西登夫人观察中国的切入点。实际上，来到中国前，她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丈夫不满她久不归家、出行耗资靡费，并与柔顺听话的已婚女秘书眉来眼去。或许，西登夫人在向受访者提出“如果你与丈夫有不同意见将如何做？你如何看待女子参政？”之类的问题时，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答案——女性究竟应当如何确立和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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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中国并没有让她失望，尤其是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会面。

此次会面，宋庆龄坦言，自己的思想受丈夫孙中山影响很大。不过她对丈夫的追随，不是传统对父权的盲信，而是对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国家的信仰。

“我同意他的观点——除非在民主政权之下，否则中国真正的革命就是空谈。假以时日，这样的政权一定能够胜利。对于此，我尤为渴盼，因为我的丈夫和我都相信，提升女性地位，扩大她们受教育和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机会，国家和公众生活才能得到发展。”

“我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学到了一些我正努力在中国实现的事情，如果我可以通过你，向美国女子传达信息，那就是这些：一个快乐的中国女子正致力于中华民国的成功。”

“一个快乐的中国女子”的自称，让西登夫人印象深刻。的确，年轻的宣统皇帝和皇后，更像是任由封建礼教和贵族意愿摆布的傀儡，但是宋庆龄，是以“快乐”这样一个只关乎个人感情，无关乎社会身份的词汇为自己做定语。

西登夫人拍摄的宋庆龄

更令她倍感吃惊和欣慰的是，第二次访问上海时，宋庆龄邀请她为上海五个女性组织——上海女子俱乐部、女权运动、选举协会、商界女子俱乐部、基督教女青年会做演讲，介绍世界其他国家妇女是如何争取政治和社会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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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停留时日越长，西登夫人结识了越来越多上海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她们大多都具有留美经历。美国所学所闻启迪她们思考，要成为什么样的现代女性，回国后她们积极投身于争取女性权利的实践中。

西登夫人的采访对象包括20岁的上海姑娘邱丽华，她已经继承父业，成为可以养活一家五口的广告代理商；还包括有着美国留学经历的胡彬夏，她主持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宣传“妇女自立”和“改良家庭”的思想，将美国儿童教育理念介绍到了中国；1896年毕业于密执安（Michigan）大学的石美玉，1920年在上海创办了伯特利医院（九院前身）……还有一些精英女性投身到为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女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事业中。

左为胡彬夏，右为石美玉

西登夫人觉得自己与中国的隔阂在逐渐缩小，甚至感到两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开始同步了。

“接触到这些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与我差异巨大的女子，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在我看来，她们有尊严、有能力而又稳重踏实，与外在的温柔谦和、华丽的珠宝服饰、从小培养的礼貌结合到一起，令我格外敬佩。之前，我对中国人的印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苦力们，此时我意识到，这些先入为主的印象使我的认识有了偏差，中国人并不都是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中低等的‘中国佬’、洗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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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登夫人将在中国所见所闻集结成书，取名《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灯笼是西登夫人踏上中国土地后见到最具代表性的物件。选择灯笼作为标题，取指路、走向光明之意。

“我把这些灯笼置于公众的注视之下，尽管在这个美丽的国度，无数美好向我洒落，而我只能浅陋地呈现其皮毛。我的目的是展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新时期中国女性这样一个少有人知的黑暗角落。如此，倘我能显出一些亲切、同情和礼貌，就像我这样一个独自旅行的女人所接受到的那些美好，那么，评论家和书商们的名单上将会多一本书，人类知识的粮仓也将多一颗稻谷。”

 记录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女子生活与思想状态的西登夫人，离开中国之后，继续着她的探索之旅。1935年，她与丈夫离婚。经过数十年在世界各地的走访，撰写各国社会政治生活，或许她也从中得到鼓励，确立了自己独立的社会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