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作者 吴国盛 （本号主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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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近代西方科学我们要举两个人，一个叫笛卡儿，一个叫培根。我们要问的是近代科学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为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因而能够成为科学。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它作为近代科学有什么新的特征？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呢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两句名言里包含着近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笛卡儿讲“我思故我在”，当然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传统。但是“我”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我们刚才讲到唯人主义，其实唯人主义它不是空穴来风的。笛卡儿的这句话是一个证据。谁思？“我”思，这个“我”当然不是笛卡儿本人了，是大我。培根这句话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维度，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说科学就是力量嘛。什么意思呢？近代科学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希腊科学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沉思型的，通过思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通性。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科学理性化的一面旗帜。“我思”说的就是理性的奠基啊，就是要把一切的一切奠定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要把一切的一切全部囊括到“我思”这儿来，他把“我思”作为基础。大家要注意，今天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自然的数学化保证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界的观测都是可行有效的，但是数学化是什么？数学化为什么能成为自然构造的一个基本因素呢？是因为我思已经先行了，先行的做了理性奠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思，连我在也是通过我思来得到论证的。现代科学只有充分的数学化才能有资格称之为科学，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然界本质上是数学化的，你只有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才能把秘密勾出来。

自然界的数学化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数学化外，还有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笛卡儿也开创了科学的方法论化，并把方法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笛卡儿有个名著叫《方法谈》，他把方法问题称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这是为什么？理性化分为三步走。一步是对象的理性化，也就是自然的数学化，第二步是研究过程的理性化，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论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会建制的理性化，也就是分层分科化。什么叫方法论，方法论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方法你就一通百通了。我们经常说要授人以渔而不授人以鱼，那个渔就是方法，你知道方法了就可以事半功倍，不知道方法你是事倍功半。所谓研究的方法论化，就是使整个研究变得编程化，程序化。

至于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性质也类似。每个人不要什么都做，分门别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越做越专越做越深。那么总起来看，一个社会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之网。研究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内在要求。有些同学学管理的，学营销学的，都是在学习理性化的组织过程。理性化的组织为了什么？它的目标就是要高效率，高效率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理性化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在笛卡儿所开创的近代的合理化的科学范式里，有四个特征。有位科学社会学家叫默顿，现在还健在，他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总结为四条。第一个是普遍性，不能说在中国做的实验美国不管用，那不行，哪儿做都管用；第二个是公有性，科学嘛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它为全人类所公有；第三个是无私利性，你不能说我这个科学只能为少数人谋福利，那不对的；再就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我们会看到默顿总结的这四条精神气质，没有一条不是和自由贯通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说说培根。培根在他的《新工具》里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希腊人呢都是小孩儿，玩些游戏，不管用。希腊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了。希腊人生活的地方海边，气温也比较宜人，所以穿衣服也比较简单，拿块布一披也就差不多了。吃的东西也不怎么讲究。他们认为最高级的事情应该是思想，所以他们练出来高超的辩才。他们对于纯粹理性的爱好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培根讲呢这个不行，希腊人有问题，他说科学应当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这是他为近代科学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当他讲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讲的就是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他还有句话，他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那怎么服从自然呢？要服从自然你必须知道自然下一步要做什么，也就是说，要服从自然必先有效的预测自然，所以在培根的这句话后，蕴涵一个非常深的意思，就是预测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理想。一门学科没有预测作用那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强调预测，为什么强调预测？因为只有预测才能服从它，只有服从它才能征服它。所以预测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征服自然的理想。

表面看来，笛卡儿与培根之间是有冲突的。笛卡儿强调理性，培根强调经验，他们开启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两个思路，一个理性论，一个经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一直是持续着的，而且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发挥着作用。一门科学能不能被承认是一种科学，爱因斯坦讲有两个条件，一个叫内在的完备，一个叫外在的证实。外在的证实强调的是经验，内部的完备讲的就是逻辑理性。类似的，我们还有重视数学的有理论科学家，重视实验的有实验科学家，重视演绎的有演绎主义者，重视归纳的有经验论者。但是我们注意到，爱因斯坦尽管强调内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都很重要，但他本人显然是一个理性论者。我们很多科学史家总是讲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基础之上，这个实验讲的是光的速度在地球运行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速度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本来是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所预言的。可是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得出的却是零结果。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个实验导致狭义相对论，可是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位科学史家问他，你在写那个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它对你有没有影响？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讲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说光线经过太阳是可以偏转的，但要验证不大容易，因为太阳太亮了。但是日全食的时候是个机会，当月球把太阳全部挡住的时候可以检验能不能看到太阳后面的星光。结果呢爱丁顿率领着考察团，去南非看日食，真的看见了。这样一来可不得了了，这么古怪的预言居然都能验证啊，光线还能弯着。爱丁顿的消息传来之后，爱因斯坦在上课。学生就问他：“爱丁顿验证了你的预言，你有什么感想啊？”爱因斯坦说我早就知道我是对的。又有一个学生问，万一爱丁顿没有发现这个偏差呢？爱因斯坦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对的。为什么呢？他相信他的内部的完备，他不在乎外部的证实。这就是强笛卡儿传统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根线上还有很多人。笛卡儿的唯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

内在传统与外在传统的冲突还表现在，自由的探索的原则那样一种只管内在的逻辑完备的原则，会越来越与力量型的学问相冲突。科学越来越深的卷入军事和商业，使自由的探究面临困难。比如核武器的研制，依赖原子物理学的成就，原子物理学的每个进展都会影响核武器的研制，当时有些有良心的物理学家很忧虑，怕法西斯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所以当时就有人希望物理学家先不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个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自由发表的原则是近代最重要的科学原则，这里面不光牵涉到优先权的问题，也牵涉到科学内在的自由精神。当时的科学家们很难办，不突破这个自由的原则可能要冒险，要冒德国人首先造出核武器的危险。后来没办法，有些物理学家只好主动的自我检查，凡是有可能泄露原子物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先就不发表。商业上这种情况更严重。今天的很多生物工程由于深深的卷入商业运作，完全破坏了无私利的原则。基因图谱的勘测都要注册专利，那它怎么能为全人类服务呢？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今天的科学已经是属于力量型的学问，因而也要服从力量的逻辑。为了达到预测和征服的目标你就必须投资，而按照商业的原则，谁投资谁获益，所以专利制度是为了保护这个原则的。所以说，今天科学越来越多的卷入军事和商业，它就很难不破坏自由探索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尽管笛卡儿和培根传统之间有冲突，但是它们也有融合之处。按照我的理解，这种融合就表现在力量与理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所谓的技术理性。这个技术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尼采讲过的。自近代以来，这个大写的人被立定在世界的中心之后，当世界都在围绕着这个人转的时候，这样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这个人的强力意志就开始支配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这个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过去我们都过着一种有限的生活，许多事情不能做，许多事情无法做。有许多敬畏，许多禁忌。不能冒犯上天，不能冒犯神灵，不能冒犯祖宗，很多不能。但是近代以后这些东西没有了，争取强力的意志倒是四处播洒。由于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今天的科学必定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有效没效，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多大效力，这是我们今天评价科学的最高标准。力量才是成为今天科学的内在逻辑。技术理性来源于权力意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技术理性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近代理性和希腊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希腊理性是有限理性，今天的理性是无限理性，允诺的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希腊人很害怕无限，无限就是无规定嘛，无规定那就没法有理性了，所以希腊人呢很不喜欢无限。他们的宇宙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欧几里得几何里有个平行公设，这个公设预示了某种无限性，因此希腊人对此很不舒服，他们尽量不用这个公设来证明定理，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觉得无限的东西有问题，他们恐惧无限。但是近代人却是欢欣鼓舞的迎接无限。昨天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的时代。无限的时代允诺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既然宇宙是无限的，那当然不能只有地球上有人，宇宙这么大怎么能设想只有地球上有人，所以外星人就成为无限宇宙中一个合理合法的推测，我们今天谈论外星人不是开玩笑，是有逻辑根据的。还有，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我们也不怎么珍惜我们的地球了。地球嘛，就不再是个“地”了，也是天体一个，无限个数的天体中的一个。过去的有限性建立在天地之间严格的区分之上。什么上天入地，什么顶天立地，都建立在天地之别之上。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脚不能离开大地，头不能离开天，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意象。孔子讲人生也直，这个直就是顶天立地。但是今天天地没有了，地是什么？地球就是太阳系里的行星三号嘛。地球是个天体，地就是天。这句话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相矛盾，就象说一个非常热的冰块，一个木制的铁器，一个圆的方，但这个矛盾可能只是字面上的，因为这种矛盾只在天地有别的情况下才成立。现在地球仅仅是一个行星三号，对人来讲也就是个宇宙飞船。我们人类不见得永远住在这儿，所以原则上地球是可以随便糟蹋的，能源用光了，垃圾全扔这儿我们就走，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宇宙飞船，所以星际移民也好，太空旅游也好，都是合乎这个时代的逻辑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希腊理性向来不是这样的，它首先服务于善的要求，不是服务于力量的要求。希腊理性呢允诺一种有限的可能性，它向来不认为你可以无限的走下去，神灵世界你是达不到的。有东西在限制着你。我们今天当然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我们怕什么呀？没有什么让我们敬让我们畏的。世界已经去魅了，世界上到处都一样，都是无关生命和价值的东西。过去你碰了一下神器，你自己害怕得要死。我小时候听说，祖坟山上的树一棵都不能砍，在那儿也不能有任何不敬的行为，什么大小便的事情那是不能干的，干了这些不敬的事情，很多人奇怪的死去都有。我相信也许有这样的现象，按照我们现在的解释，他心理压力太大最后郁郁而死，也是有可能的（笑声）。

但是我们今天的技术理性服务于力量的意志，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力量和控制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刚才我们讲了有用有效有本事，为什么近代科学把预测的有效性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点并不是必然的，古代也有科学啊，欧几里得不是科学大师吗。别人问他科学有什么用，他把人家赶走了。我们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了。近代的科学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科学？原因就是求力意志和控制论。力量和控制构成了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因此自然的数学化才出来了。自然为什么要数学化？自然本来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栩栩如生的一个活的东西，颜色的变化，气味的芬芳，悦耳的声音，林间的鸟鸣声，小草上的露珠，每一个都充满了意义。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把它们全部数学化了。什么露珠啊不就是什么水经过三态的变化，什么声音都是声波不同的波长嘛，什么芬芳不芬芳都是不同的化学分子飞来飞去。为什么把它数学化呢？因为我们要控制它。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露水，要想法子把它去掉，有时候又需要很多露水，要把它收集起来，露水不是据说可以养人吗，我们开发一个露水有限公司，天然的露水不够，我们就要在实验室里制作。我们与露水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看待它对待它的方式当然也就变了。在露水公司经理眼中的露水，可跟步行在羊肠小道上牧童眼中的露水不一样了。昨天我们讲到，近代以后自然的数学化导致了一个纯量的世界。这个桌子是没有的，哪里有什么桌子，不就是一堆原子吗。这时候我一拍又疼，是因为原子在撞啊，撞了以后调动了神经等等。原子则遵从一种数学的规则。近代以后对规则的强调，对计算的强调，对数学的强调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

无限的可能性必然导致无限的数学。我们知道希腊数学是有限数学，所谓的欧氏空间啊那是近代人发明的，19世纪才有欧氏空间的问题，欧氏空间是19世纪的发明。欧几里得本人并没有一个无限的平直的三维空间的概念，你看看那个《几何原本》里头，它都是有限的。什么是线，就是两点之间连起来的东西，实际上是线段，没有直线的概念。面就是边上一围，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面。欧氏空间实际上是19世纪非欧几何出来以后，才同时被命名出来的。希腊人没有这个无限的数学。大家注意到，近代物理学真正的奠基者牛顿同时也是无限数学的创始者。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而微积分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无限数学。而且，牛顿的微积分的发明直接服务于他的牛顿力学的建立。大家知道，牛顿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万有引力问题，就在想苹果落地而月亮却不落地的问题。牛顿当时其实想得差不多了，什么平方反比律都想出来了，但他不敢发表。为什么不敢发表，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一个球体对球外一点的引力怎么算的问题。在座的都学过高等数学，都知道用微积分一算就算出来了。用微积分可以证明，一个均匀的球体对外面一点的引力，等效于所有的质量全都集中在球心上的质点的引力。由于这一点牛顿一直没有证明出来，所以他就不敢发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只有等他的微积分发明以后他才能公布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从科学史上来看，无限的数学确实在服务于无限的力学。大家知道，牛顿力学第一定律讲什么，讲的是一个在运动的东西如果不碰它，它将永远运行下去。这个在古希腊是不可以想象的，因为你老走下去就需要一个无限的空间了。可是希腊那个时候宇宙是有限的，走不下去。所以只有打碎了希腊的天球之后，只有你展开了一个无限的空间之后，你才有可能让牛顿第一定律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说，牛顿第一定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来自于经验的，没有任何人看到过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的现象。没有东西不受到外力作用，你永远找不到不受到外力的作用的东西。所以说，牛顿第一定律首先是一种世界构造，而不是观测世界的结果。有了牛顿第一定律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无限的平直的。大家注意空间的概念古代是没有的，希腊人没有space这个词，但希腊人有sky，天空，有heaven，天堂，但是没有space。Space是个近代的概念。昨天我们讲航空和航天的区别的时候，航空讲的是sky，讲的是这个大气层之内的，航天讲的是space，那是古代不可以设想的。没有哥白尼革命，人类的劲儿再大，也是不会往那方面使的。昨天我还讲到，航空事业也是由强力意志作为支撑，没有这个求力意志，人类伟大的智力活动，伟大的体力活动，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希腊人有劲没有？有劲，玩那个奥林匹克去了。希腊人的智力高不高超啊，高超啊，他不走你今天的这个脑子。欧洲的航空事业在18世纪末期，就是做滑翔机啊，风靡一时，就像我们今天的发烧友攒计算机似的。很多人去玩那个滑翔机，当然由于那些人不懂得空气动力学所以航空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滑翔机所用的那些材料并不是新鲜的，无非就是帆布啊木板这些东西，古代也有的，可古代就是没有人干这个事儿。也就是说，时代精神规定了你要把你的力量用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人类自认为有力量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所以他敢于玩上天的游戏。航天也是一样的，没有哥白尼革命你怎么可能有space的概念呢，你怎么还能够设想有天呢？还有什么大气层之外？都不知道的。古希腊人认为天嘛，月亮以下是一块地方，月亮以上又是另外一块地方，上面每一个行星都嵌在一个水晶天球上。天体本身是走不动的，是它所在球带着它转。所以哥白尼那本书不能翻译成《天体运行论》的，应该翻成《论天球的旋转》，或者《天球运动论》。今天我们把它译成《天体运行论》，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所以就说是天体在转，但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眼光。天球一个套一个，那里有什么无限的虚空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儿传统和培根传统之间有一定的融合。力量的要求和控制的要求，集中在对数学化的要求上，这样，主张数学化的笛卡儿，与主张力量化的培根之间就通了。笛卡儿讲了数学和无限，培根讲了力量和控制，这四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所谓的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有许多表现。第一个是科技乐观主义。人们常说，有问题要靠科学来解决，由科学带来的问题也还是要靠科学自身来解决，反正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类的一切问题最终都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人们敢于这样想呢？因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允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家都很熟悉社会进步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简单到精致复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种观点也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性也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它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科技的发展是这样一种螺旋式上升中最强劲的动力。所以，大家都相信有科技做后盾，我们什么都不怕，这就是科技乐观主义。

技术理性既是一种理性，而且是一种无限理性，所以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理性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不受外部的制约。我们说科学无禁区，实际上是强调了理性的这个方面，强调了科学的非功利性。但是近代科学变成了力量型科学，无禁区的探索就会出问题。比如说克隆人，要不要搞？按照技术的逻辑，克隆人当然要搞了，凡是技术上可能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做出来。谁会忍受这样巨大的诱惑而不干呢？我离克隆技术的最高峰就差这么一步。人类是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所以克隆人是克隆技术的最高阶段，就差这么一步，就不搞了吗？这不符合技术的逻辑啊。所以，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自由的精神在今天的力量型科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我认为很多有良心的科学家都觉得十分的麻烦。核物理学家是非常典型的，他从事的学问是自由的学问，就是为了发现原子的秘密，结果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结果核威胁成了今天全人类一个很大的包袱。如果这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当然你为了好奇，为了求知，可以随便自由地打开。但是，今天科学家手上拿着的差不多都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就有麻烦的。怎么办？

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与合一

我们来讲一讲近代人文与科学的分裂问题。表面上看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科学与技术的学科日益分化，日益扩张，而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过去我们都是学哲学的，哲学是万学之祖，而今天哲学在大学里是个小系科。但是你要注意，博士学位都还叫PHD，哲学博士，因为历史就这么叫。这个习惯叫法，反映了哲学的地盘在萎缩。第二点，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和功利化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使人文学科地位进一步下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社科也很牛，经济学自己设了诺贝尔奖，法学、政治学都很热，文史哲就差一些。第三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与隔绝。过去老说要培养专才，不要学那么多的东西，好好学你们的专业，要有专业思想，结果人为造成了疏远。应该讲过去半个世纪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弊病。我记得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在二战之后，被盟军强制改造成一个综合大学，要把人文精神引进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国家与此差不多同时，把许多综合大学改造成各种专科的工业大学，这应该说是个失误。第四点，自然科学自诩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英国皇家学会的学会章程里就说，我们不关注伦理道德这些东西，我们只讲事实。在科学界有一种潜意识，原子弹你让我造我就造，反正扔不扔我是管不着的，我只管造不管扔（笑声）。反正谁扔谁负责。枪炮我都造，毒气室焚化炉我也可以造，只要我不亲自开毒气室那个开关，不按那个开关我就不负责任。究竟科学家应该不应该负责任，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应该讲，在这四个层面上，近代的科学人文是有分裂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表面的分裂背后也有合流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分裂？很显然根源在专科化。为什么要专科化？因为科学的逻辑本身就要求专科化。你不是要效率吗？流水线被证明是有效率的，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表现的那个场景，那个流水线作业是有效率的，每个人都只做其中的一点点。过去的手工作坊一个人从头做到尾，手工艺品一辈子也做不了几个，现在这个流水线生产做的又快又好，精度很高。但是过去做事情，大家一块做，有说有笑的做，做的很愉快。工作本来就是社交活动。但今天，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不能混在一起，这是高度理性化的劳动组织方式。专科化有利于效率，它其实也根源于技术理性，来自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力量型的科学本质上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希腊理性要求的是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它是理解型的科学，所以希腊时代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领悟的关系，不是一种征服和支配的关系，所以他的学问是纯粹的理性，是自由的学问。我们今天要求的是一种控制和力量型的学问，所以我们的时代，自由的问题开始模糊了。所以，刚才那些表面上的分裂，实际上显示了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之间有一个合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相信力量的乐观主义。

因为我们有技术理性，我们就有唯人主义，我们有唯人主义，我们就必定要采用技术理性。它们两个是相互确认相互加强。技术使人自命不凡，我们的技术保证我们挺立在地球的表面，傲视所有的物种。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畜生也是个生命，要爱惜它，如今我们会说，爱惜什么？不行就杀了，然后换一个。这个物种不行，也可以改良它，基因改造等等。我们是很不得了的，技术使人自命不凡。因此，对人的自我崇拜自然就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相反也是一样的，对技术的崇拜自然就会产生对人的崇拜。但是这里边有个巨大的怪圈。对技术的崇拜我们就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我们改变了白天黑夜的节律，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水果平时只有收获季节才可以吃到，但现在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各种水果，通过大棚技术，所以自然的节律，自然的逻辑开始让位于技术的逻辑，让位于技术的节律，让位于人工的人造的世界的逻辑。这个人工的人造的世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自然的节律慢慢在退隐。但是，就在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就在我们蔑视自然以技术自傲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要求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本质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你没法儿改变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当你要求自然屈从技术的时候，你同时也在要求人类屈从技术，这种屈从是什么，就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类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本来技术理性是用来加强唯人主义的，是用来加强人类的自我认同的，使人类自命不凡的。但是，当我们把技术放到一个更高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实际上在贬低人类自己。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刚才我们讲到流水线作业，卓别林演的那个角色因此而疯了。从前的劳动，首先是人性的外化，首先是表达自己的存在。劳动创造人本身，说的就是人类通过劳动获得自身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工业社会，近代社会，劳动是异化的，劳动不让人快乐，让人很烦，不舒服。劳动无乐趣可言，因此我们今天的劳动必定要辅之以休闲。休闲从而构成一个新产业，因为没有休闲劳动不下去。这也是理性化筹划的产物，因为休闲搞好了可以更好的劳动。除了劳动没有乐趣之外，技术发达了人类还丧失了劳动的权力。机器多了，就不要你人来干。机器又省钱，干得又好，所以机器导致技术失业。欧洲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路德派捣毁机器就很有名。每一样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摧毁一个传统产业，那传统产业所携带的一套价值观念、价值体系顿时就灰飞烟灭了。还有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这里的问题当然更多，今天我们不能多讲。我们今天知道的越多，却感到越来越没意思。生命是什么？生物学家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可生物学家说的生命就是指实验室那些试管里的切片啊，就是一些分子啊，各种链啊。如果生命就是大分子的话，那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人终有一死的话，我们为什么非要活着而不是死了算了呢？（笑声）存在是什么意思？活着与不活着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对这些个问题，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反而更加困惑了。

弘扬科学精神

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讲到，由于近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或者是偏离了希腊人那样一种自由的精神，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之中，但是有一点很显然，正是自由精神的丧失使得科学将丧失原动力。我们经常感叹希腊人真是不得了，没有希腊人研究的那个圆锥曲线，开普勒如何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我们知道，椭圆、抛物线、双曲线都是所谓的圆锥曲线，希腊人阿波罗尼早就在研究，他大概是欧几里得的同时代人。他的研究，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自然界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意儿，没人见过椭圆抛物线这样的东西，但是他的成果帮助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都是圆锥曲线。这就是自由科学的奥妙。自由的科学永远是张开一个广阔的空间，它是无用之大用。还可以举个非欧几何的例子。非欧几何认为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做不出来平行线，或者可以做无穷多条平行线，这看起来怪不可思议的，但是不久就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用了。所以某些观念总是在先的，某些自由的理念总是先导性的引导着我们的科学的发展。那样一些实用的科学，空间是很小的。科学满足了某项需要，这门学问就发展到头。我们中国古代聪明智慧的人当然很多，但是由于科学的实用特征，发展的空间就不大。皇宫建完了，皇宫的有些建造技术就失传了。比如故宫里的金砖，据说到现在也造不出来。因为这个技术是专门为皇家使用的，别人不能使用这个砖，所以就容易失传。一个实用理性或者实用主义的知识，不可能走得很远。

我们谈一谈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时代的最强音。今天不少人都在说弘扬科学精神。我的看法，弘扬科学精神基本上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想把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而且把科学方法普遍化，推而广之。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当然有它的合理之处。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对科学方法普遍很陌生的情况下，大家讲一讲很好，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思路或者唯一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科学的方法有没有普遍有效性？先不要说把科学的方法使用到非科学的领域，就是在科学领域，究竟有没有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都是成问题的。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科学哲学成就就是，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依赖于context的，所以出现了所谓的contextualism，所谓境域主义，就是依赖于情境，依赖于场域。不同的情况适用于不同的方法，没有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如果说在科学发展的内部我们都不能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科学方法，那么把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方法推广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更成问题了。按照我的定义，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很大的毛病。首先一个，它只强调了效率的方案，没有顾及别的方案。刚才我们举了焚化炉和毒气室的例子，如何造得有效率是一个问题，你要不要造是另一个问题，科学主义用前一个问题掩盖了后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效率的方案要服从伦理和人性的方案。单纯的讲科学方法的推广是有问题的，这里我引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说，你们光关心科学是不够的，要关心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有，人类真正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依赖像布兰戴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布兰戴斯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大法官。爱因斯坦甚至认为，科学家在历史上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这话听起来很反动啊（笑声）。他居然认为这些宗教领袖比我们科学家都伟大，可是这话就是爱因斯坦本人说的。爱因斯坦当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了，他却认为科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为人类造福，怎么样给人类带来尊严。

第一种思路强调了效率的方案，以科学方法代替科学精神，有问题。为了减少中国人口有没有好办法？有啊，在人口稠密地区放几颗原子弹不就行了吗？那行不行？这个例子当然太荒谬了。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些存在论基础之上。比如，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没有个性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才能把它们量化，才能定量分析。这是保证科学方法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这种本体论前提用在教育学上就有问题。我们讲教育要因材施教，我们是假定每个个体都不一样。当然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本质上还是一种科学的教育体制，都是大家坐在一起听啊，一起参加考试，都是标准化作业。因为没有办法，时代的要求，工厂是这么干的，你学校也必须这么干。工厂搞流水线学校也是流水线，工厂有作息表，学校也有作息表。学校也就是培养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技术员，都是熟练工人的培养者。不光是学工的如此，其他学科都一样。我以前不理解作息制度从哪里开始的，后来发现是从工厂开始的。所以，光讲科学方法是有问题的，还要注意它背后支撑着它的前提的限度。

现在我讲讲第二种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很简单，我想引用我们中国科学界的老前辈竺可桢先生的一句话。他在三十年代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方法还要认清科学的目标。他一开始就区别了方法和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他说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但是这个科学目标也就是蕲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怎么样弘扬科学精神呢？怎么样追求真理呢？竺可桢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个说法当然需要做一些新的解释，但基本思路是我赞成的。今天我们过于急功近利，忘记了科学在本原处它所应有的最高力量，即那个自由的精神。所以，第二种思路的意思就是要再一次强调，弘扬科学精神首先要弘扬自由的精神，这个自由的精神就是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的精神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就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我得强调，不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

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之前，我想讲一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我们知道，阿基米德是希腊化时期一个伟大的人物。希腊化时期和希腊古典时期不一样，它是把希腊的科学与东方的实用精神结合起来的一个时期。作为一个希腊化的科学家，阿基米德一方面是一位很高超的数学家，是希腊时期三大数学家之一，其他两个是阿波罗尼和欧基里德。但另一方面，阿基米德又是很神的，是古代世界罕见的力量型科学家。他用杠杆原理可以把一艘军舰拉起来，他利用光学的会聚原理将罗马人的军舰烧毁，他可以利用力学原理造出一种投石机，很有威力的。他还动手做了一个螺旋提水机，据说埃及人现在还在用呢。所以阿基米德既是一个力量型的学者，又是一个沉思型的学者。我们知道，阿基米德是因为沉思而被罗马人杀死的。罗马人攻打阿基米德的祖国时，阿基米德指挥全城人马对付罗马人。罗马人根本就没办法。他制造的投石机很有劲，一下子可以把石头投的很远。他做的那个大吊车把罗马的军舰都提起来了，让老人妇女儿童用反光镜把他们的军舰都烧掉了。所以当时罗马的统帅马塞拉斯说这场战争打什么呀？整个是我们一个军团和阿基米德一个人打。但是后来他那个城市内部有内奸，里应外合就把那个城市给攻破了。当时马塞拉斯下令不许伤害阿基米德，可惜这个命令还没有下到，城市就已经攻破了。一个士兵杀红了眼，跑到阿基米德的屋子里，他当时正在沙堆上运算一个数学题，罗马士兵拿着刀子进去了。老头儿，叫了他一声，干什么的？阿基米德沉思嘛，希腊人高尚的沉思行为，坐在那里还在想。罗马士兵一看不吭声，胆子那么大，上去一刀就要刺他。阿基米德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他就在沙堆上被罗马人刺死了。阿基米德既有力量又会沉思，他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今天，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一个方面，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形象。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2002年1月6日在东南大学的讲演。选自《反思科学》，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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