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在冈山六高读书，趁着暑假，特意到东京来探望生病的友人。在圣路加医院，他见到了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圣洁的光芒，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了。
不久，陈龙骥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再次见到了让他一见难忘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为郭沫若友人之死，流下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是多么善良、美丽、善解人意的女孩啊，让他感受着一种无比的甜蜜，对他怀着对爱的神秘、朦胧的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隔了一个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跳荡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郭沫若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重为要。安娜这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求爱决定。
当时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一见钟情，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是特别浪漫的性格。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同时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说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这一路径。这也是巧了，佐藤富子也是反抗包办婚姻叛逃到东京在这医院当护士的，这就更容易唤起心灵上的对等感应，油然而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己感。
原来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中学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接着从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书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几十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而安娜呢，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才逐渐的升级，逐渐超越了兄妹。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道：“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这样写：“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们便秘密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处，他们对彼此的事业、理想、家庭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爱的心潮也由微澜推进到狂涛。月夜，郭沫若获得了那长长的、甜甜的一吻，后面几天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时时重温在清馨草坪上的爱的境界，他献给富子一首题为《Venus》的情诗：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
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她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对对方回避的态度很难过，她心酸地说：“我走------”
安娜的禀性是大度的，能够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在痛苦万分中离开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谅了郭沫若，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她在日本继续含辛茹苦地抚养五个孩子，无怨无悔。
建国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郭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们回国，定居于大连。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难以自己了。
安娜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但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回日本总只在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安娜如是说。在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政府。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