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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白银时代”的形成、发展绵延8个多世纪。其中，明初“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和延续，使长久以来传统政府运转较为成熟的主导型货币——纸钞和铜钱——在制度基础和信用供给等层面，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明代货币体系从此发生整体转向。贡赋体制改革用银的推广与基层社会广泛用银的趋势不断增强，最终白银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本文出自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作者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金融学博士后。

2018年12月23日

出版时间  2018年12月

明代货币白银化是一个有着深刻历史基础、各种线索交错的复杂演变过程，涉及钱、钞、银等货币的运动和变位，呈现了自宋以降中国货币体系内在变动的长期趋势。本书从元明变迁角度论及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宏观背景和历史基础：其一，从货币体系内在变动角度看，白银历经宋金元时期的发展不仅完成了货币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且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南宋与金时期开启了铜钱价值基准陵夷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纸钞虽逐渐迎来全盛时期，然其背后的价值基准逐步转移至白银上。白银通过纸钞这种符号货币，析分其称量单位标准，进一步稳固其记账单位职能，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展开提供重要历史前提。其二，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变迁角度看，明初国家对于元朝诸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承继与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商业市场发展态势，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失去良性发育土壤而演化成型的“洪武货币秩序”，激烈冲击着历久以来国家主导型货币铜钱、纸钞的制度基础和信用内核，货币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失范、失序，随着明中叶市场力量的兴起，货币流通表现出明显的紧缩与混乱现象，继而引发货币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称量银的崛起提供重要历史契机和制度背景。

一  时代背景：

元明变迁与货币体系的变动

在金代前期，随着金廷储有铜钱政策的不断失效，铜钱作为价值基准的地位遭遇严峻挑战，政府转而发行以铜钱为基准的交钞。在金朝政府的强力助推下，交钞日益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然财政危机使交钞发行逐步脱离控制，钞法危机日益显现。铜钱式微，钞法阻滞，使金朝政府转而引入更为复合的货币体系来维持财政运转，于是金银、丝绢等物逐步被引入流通领域，与钞兼行。不过，金元交替之际，银钞兼行转向“银钞相权”的趋势越发明显，纸钞的价值基准从铜钱开始转向白银。白银在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仅越来越重要，事实上也成为动乱之际北地广泛流通的货币。金朝货币体系的演进与白银作用的凸显为元代纸钞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元初，以银为本的单一纸钞制度被强制推广至全国，白银的作用及其参与货币制度构建的深度前所未有。不过，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作为一种民间通货，称量银所具有的难以计数、不利操控的特性很难为需急速财政集权的专制政府所长期倚重，相比之下，纸钞制度更利于专制集权体制的开展。元朝政府在借鉴历朝纸钞制度运行的经验上，不断改革并完善纸钞的发行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依托国家强大的财政循环渠道，保证了单一纸钞制度在初期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国纸钞的极盛时期已然到来，其流通范围空前扩大，行实一体，甚至辐射海外，远播后世，很能说明此点。不过，元统治者后来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子母相权理论，不仅忽视铸行铜钱，且元钞逐渐脱离价值基准白银。整合南宋旧地货币体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财政原因导致的元钞发行量急剧上升、钞本金银逐步被挪为他用等，使元钞稳定的制度内核被抽空，日益沦为名目空心化的不兑换纸钞。

▲大明通行宝钞，来自雅昌收藏。

明初统治者推行的纸钞制度勉强接续宋金元以来的“纸钞时代”，就财政集权和政权均一化这个目的而言，两者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但明太祖发行的纸钞确实开创了中国“纸钞时代”的新类型（与元后期的纸钞存在不少的相似性）。大明宝钞与其说是一种货币，不如说是一种流于法令统摄市场、从属于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政治性符号，毫无制度上的建树可言。明初统治者力推的单一宝钞体制不仅抛弃了历代积累下来的纸钞发行经验和配套措施，且在管理层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致使纸钞体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问题。综合观之，明初形成的货币体制更像是一种刚性的“货币秩序”。隐藏于这个秩序背后的是大变局时代下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的“洪武型”政治经济体制的逐步成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宝钞制度很难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必须从复合性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尤其要注意它所隐含的深刻政治背景。“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深深烙下元明社会变迁的印记，货币失去了良性发育的土壤。宝钞以极其简单的方式被投放出来，酿成急速贬值的后果，后来又被以极其强制的方式来增税回笼。明前期政府试图以法令来缝合货币与财政的脱节，超规模地平衡宝钞收支，强力挽救并疏通钞法，但成效甚微且恶果明显。纸钞通胀所造成的恶果先期被实物劳役型的财政体制所消融，不过却给明代货币体系的演进投下了长久的阴影。到了洪宣时期，多种实物货币充斥民间交易市场，明初商业经济和货币市场遭受挫伤，即是对这个状况一定程度的反馈。“洪武货币秩序”的存在和延续，使长久以来传统政府运转较为成熟的主导型货币——纸钞和铜钱——在制度基础和信用供给等层面，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酿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构成了明代货币体系整体转向民间称量银力量积蓄的起点。

二  转型过程：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

实际上，白银问题贯穿朱明王朝始终。在明初，白银就已在财政体制领域和民间交易场合中显现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其意义可说是十分有限。在财政领域，白银不时被作为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折色调剂物而存在，具体涵盖兑换宝钞、某些地区的田赋、赃罚、课程、金银场课、边地差发等折收领域，支出方面还涉及国家出资采买粮马、允许纳银中盐及大量赏赐等，行用范围虽广泛，但与丝绢、布帛、粮食等实物并无多大区别。在民间交易场合中，金银不时被作为大额交易手段或充当计价尺度而存在。整体而言，白银在政策禁令下的公私领域呈现一种“双轨”流通情形。所谓“双轨”流通，是指在明廷禁金银法令和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阻隔下，白银呈现“上下难通”而又“上下俱通”的现象。然而，这些事例的存在，并不表明货币白银化的演进已经开始。在国家主导的实物基准本位前提下，赋役领域依然是以实物征收为主、折色为辅；民间社会此时期流通的货币不仅多元而混杂，且从地域的视角来看，实物货币以及日渐消退的钞钱才是更为主要的交易媒介。不过，白银呈现的“双轨”流通现象，隐约暗示着货币白银化演进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赋役财政领域不断以扩大折银的方式来解决实物征收和亲身劳役所带来的高额运行成本，缓和各项制度因矛盾不均所带来的紧张感。更为重要的是，明廷通过加耗财政和折银财政来弥补政府货币利权的缺失，从而获取其他形式的财政增量。二是在民间交易市场上，白银开始突破地域、领域和人群在更广范围内逐渐被接纳，不仅很快确立其基准计价尺度地位，而且逐步取代钞、钱等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财政领域折银化的不同动向肇始于宣正之际，这时期是赋役制度内在矛盾逐步显现期、爆发期。宝钞制度失效与急速贬值所带来的官俸异常低廉、缩水，驱使官僚阶层暗中将随从皂隶之役折银充俸。同样由于京官俸米难支和远距离输纳困难等，税粮折银被允许推广至东南几省。在此前后，周忱等人在整顿江南地区官田税粮拖欠问题时，也曾采取折纳金花银的方式来减轻民众负担，整理差役不均时也曾按里甲来派银。赋役制度领域内折银的事例和数额同时成规模增加，逐渐打破先前权宜折纳轻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到正统时期，北边边镇输纳白银的军需体制也开始建立，白银跨越南北地区呈现周流的局面正式形成。正景之际，白银化在公私领域俱有重要的发展。之后赋役领域折银事例逐渐增多，至成弘时期颇为显著，各项事例不断开展，盐课、茶课、商税等财政领域也不例外，折银蔚然成风，各种类型的折价不断出现。嘉靖之后各项改革进入高潮阶段，银纳化的趋势和程度在各个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银纳化不仅是财政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也是塑造并促动各项制度改革得以持续深入的动因。更为重要的是，明廷通过将加耗、杂费等嵌入折银体系中所形成的折价财政，使其隐性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在政府货币利权逐步失去、禁榷工商税收被压缩至很低水平、过分依赖土地劳役这些直接税等背景下，贡赋体制每向前改革一步，便强化了对白银的依赖。

▲明代天启通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我们把目光投射至基层货币市场，从更为立体的角度来观察货币白银化在民间社会的演进动向时，发现情况不仅复杂，而且十分曲折。囿于祖宗成例，禁银、限钱政策即使到正景时期还依然延续，宝钞严重贬值进而丧失信用基础之际，恰恰是明代地域市场恢复的启端时期。制度性货币的供应趋于“真空”，酿成了明中叶长期而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通货不足不仅使民间多种实物货币大量存在，也使铜钱不断突破禁令率先在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形成一条显见的“行钱地带”。甚至宝钞在低值层面也稍有疏通之记载，然突发的边镇战争、政局变乱等打击了靠政府勉强维持的宝钞体制。迫于现实压力和通货不足的困扰，政府和市场俱开始做出反应。政府先是于景泰时期被迫解禁铜钱，而后于成化、弘治时期主动整顿钱法、钞法，乃至最后于弘治、嘉靖时期两次重开铸局，试图整治日益失序的货币市场，却接连受挫。不合时宜的政策、缺乏持久的执行力、不合理的货币比价规定等加剧了货币市场的混乱，使原本用于疏通钱法的税收领域最后多倒向行用白银。而市场的反应先于政府的做法，景泰、天顺之后民间挑拣私铸之风渐起，继而随着政府整治钱法政策的不断变动，私铸钱逐步泛滥成灾，难以禁治，物价波动，经济遭受不同程度的震荡。“格雷欣法则”式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景泰至嘉靖时期的中国达到了极致性的呈现。最终，源于基层的稳定通货白银被呼唤进入市场。早在成化前后、晚至嘉靖时期，行钱地带不仅逐步萎缩，且先后出现银进钱退、铜钱消退的现象，白银部分乃至完全替代铜钱，不少地方形成了银钱兼行的格局；未行钱地区进一步扩大，金银与多种实物货币充斥其中。白银不仅突破地域、领域和人群的流通限度，在民间渐成广泛流通之势，同时日益整合分割化的市场，逐步稳定躁动的货币秩序。不过，整体来看，货币在地域流通层面依然呈现深度欠整合的特征。在上述过程中，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显现鲜明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等特点，与明初奠基形成的货币体制关联极大；反之，市场的崛起则成为明前中期货币演化、转型背后的关键助推力量；而兴起于15世纪中叶的“私钱时代”及其演化成为转折期的枢纽性因素。

三  格局奠定：

银钱并行的形成

综合来看，货币白银化的趋势在上下两条线索上交互开展、互相交织。即如宣正时期宝钞急速贬值、金银逐步流通，构成了赋役先期折银的基础。正景之际，国家政局急速演变带来的钞法崩坏问题，以及铜钱依然被禁行用，大大促进了白银在公私领域的广泛流通。成弘时期，私钱泛滥、好钱不足，社会上下缺乏稳定的价值基准，政府折银之例急速增多，两者似乎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正嘉之时，私钱恶滥成灾，进一步加剧了赋役财政领域折银化的深度和程度。嘉万时期，政府整顿钱法的屡屡失效，使贡赋体制对白银的依赖不断加强。

▲明代“金花银”银锭，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嘉靖前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商路也得到较大的拓展。从资本量级、金融领域的发展状况看，商品经济尽管取得显著发展，但深度依然有限。以初级市场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对小额货币的需求量还是很大，暗示了交易层面白银的崛起或许主要是源于初级市场上的货币混乱。这一时期，私人海外贸易的逐渐繁荣，促使中外市场逐步联结起来。两条线索上衍生的货币白银化浪潮，逐步形成了国家上下对白银的强烈需求态势，刺激并催生了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日本银大体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加速流入中国，美洲银大约自16世纪70年代会合流入中国。至1600年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由先前年均约90万两的水准跃升至年均约190万两的规模。故至万历中期以前，白银流入国内市场的很是有限，白银存量不足的记载较为普遍。与此同时，围绕国家主导的铜钱地位陵夷问题，上层争议最多，因故钱法整顿也多次开展，虽稳住了铜钱逐步被替代的颓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铜钱流通危机问题。

早在嘉靖后期，面对自下而上崛起的称量银逐步取代铜钱成为主币之时，萧端蒙、何良俊等文人士大夫从君主权柄、国家利源角度建议国家铸造精致铜钱来应对局面。后来，葛守礼更从货币利权、流通利弊、货币便利性、地域社会民众赋役承受能力等角度全面分析钱、银的利弊，并深度忧虑白银主导货币秩序可能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后果，颇引人注目。葛氏的看法开启一波“重钱轻银”或“反银论”的思潮，后继者如知名人士谭纶、靳学颜等不仅重复以上忧虑，且纷纷指出白银存量不足所带来的后果，建议加大力度开铸制钱、重整钱法。这些建议促使国家不断付诸实施，尤以张居正时期的铸钱扩张计划为显著。不仅如此，国家财政危机不断显现，贡赋领域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加剧了通货不足的局面。于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断展开，整顿钱法之举此起彼伏。但是铜钱流通的积弊已历百年，虽较以往有所恢复，但嘉隆万制钱依然没有获得相应的成效，反而陷入种类繁多、私铸更加难禁的困境。最为宏伟的恢复铸钱计划告一段落，宣示了国家的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下移，毫无悬念为白银所主导。铜钱流通的空间、范围虽日益压缩，但仍顽强残存在某些区域，并为都市平民阶层和基层百姓日常所需要。贡赋体制改革用银的推广与基层社会广泛用银趋势不断走向深度的“合流”。白银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这种局面最终为士大夫阶层所认可，他们以“母子”来比喻银钱的关系。可以说，银钱关系虽并不稳定，但银钱分立地域、领域而又互相联结的并行流通格局，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观念层面已然形成。中国的“白银时代”业已蔚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