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1960-1994）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奥登《悼叶芝》
胡河清的死亡景象，在他的朋友朱大可、王晓明等人深情而哀伤的缅怀之中，近乎是一幕末世的传奇。1994年4月19日深夜，风雨交加，适逢停电，他寄居的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西班牙式古老公寓漆黑无尽。刹那之间，一种致命的虚无感袭上了这个早已沉迷于绝望而无法自拔的男人心头，他再也无法承受精神撕裂的痛苦，毅然选择了朝向坚硬大地回归式的一跃，像果实落向腐烂的家园。这一决绝的动作，终结了他34岁的尘世生命。
十年生死两茫茫。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胡河清呢，何况他在生前，并不出名，他的死亡，不像海子、顾城的自杀，被视作一代人的献祭与一个时代的终结，被寄予了死者的肉身所不能承受的沉重意义。他没有爱人，缺乏足够的亲情。他的日常生活，局限于寂寞的学院与文本。他的弃世是如此决断，以至没有留下一字遗书。
说起来，胡河清的名字，便充满了悲剧的意味。据他回忆，他出生之后，他的母亲，一位很有诗人气质的哲学研究者，“当时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河清有日’的豪言壮语，以为从此黄河变清有望，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名字”。然而我们读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却是那句无奈之极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且，哪怕“河清”是美好的愿景，前面冠以“胡”字，遂成疑问。“胡河清，何意也？胡，怎么能的意思。黄河怎么会清呢？你不会有世俗的福缘。”朱大可说。
朱大可会测字。胡河清曾写出自己的名字，请他分析笔迹。“不挺拔，歪歪倒倒的。这说明你的一生中始终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字迹是给压得这般模样的。从这三字的写法看，你的童年一直处在家庭的温暖卵巢中，青年时代却突然完全丧失了家庭的保护；中年将是你同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时期，到了晚年，你又将逐渐淡薄同外界的关系，返回到自己内心的孤独王国中去。”结果，胡河清在三十岁后，便进入了生命的晚年。
其实胡河清与朱大可一样，对术数文化情有独钟。他论钱锺书的那本名著，第一章便谈“钱锺书的天命批判”。他论杨绛，特意举出杨绛家藏《牙牌神数》，以及《干校六记·误传记妄》一节的开头，杨绛寄寓杨村之时，有一晚忽然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她将此事告诉钱锺书，钱先生安慰道：“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由此二节，胡河清开始发挥：“据此看来，杨绛、钱锺书夫妇未始不言‘天’的。钱锺书的测字术之巧妙，简直可以与谢石、张乘槎之辈媲美。可以推想，在他们的寓所中，不仅藏着《牙牌神数》，而且还藏有更多的对于人生、宇宙的神秘玄想。”
胡河清自杀之后，他的朋友曾调查其死因，甚至“求助于一位擅长招魂的术士”，可惜没有结果。死亡的因果及其意义一同被悬置。不过，我隐约觉得，胡河清之死，与他好言天命、术数，也许有一定关系。天机之为天机，即在于不可窥视，识破了，必遭天谴；不能识破，则陷入迷失。对这些神秘化的事物，我更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胡河清生前的身份，可谓学者，具体来讲，即文学批评家。这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相当尴尬的职业。我们承认，批评是一种再创作，有时可超越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品而独立存在；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伟大的作品，更容易成就伟大的批评，或者说，伟大的作品与伟大的批评，相互成就，相互提升，譬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批评，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批评，乔治·奥威尔对狄更斯的批评，布朗肖与昆德拉对卡夫卡的批评，艾伦·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批评等。
我们生存的年代，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堪称伟大？这是一个连鲁迅都容纳不得的时代，一个连周作人的苦茶都冷却不了的时代。这个时代盛产二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文学批评者或者痛苦面对它，或者违心表扬它，前者被讥为“酷评家”，后者被讥为“文学表扬家”。在此二者的夹击之下，胡河清如何自立，如何突围？
胡河清的文学批评，完全迥于流俗，他不摆理论，不玩概念，不做刻薄与愤激之语，不做违心与诛心之论。他对所批评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全情投入，好似精神谈心，以己心，度人心，痛他人之所痛，爱他人之所爱。这表现于他的文章，神采飞扬，激情漫漶。他的批评不像论文，而像散文，甚至有一位学殖渊深的国学前辈看了他一篇作家论，不觉笑道：“哦，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胡河清说，“如果真能把作家论写成小说似的东西”，他正求之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似学院中人，学院派批评所讲究的中立和超脱，被他视若无物。他的批评风格，只能用福柯的一段话来形容：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过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批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举例来讲。胡河清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幼年失母，心灵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隐痛，而外在的生活考验对于他这样一个体质瘦弱的小男孩来说又是极其严酷的。他所承受的精神和体力的重压，完全可以压垮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但黑孩却支持下来了。他的生命力坚强得简直就像入水不濡、入火难焚的小精灵。这主要是因为黑孩的内心有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这使得他超脱于恐惧、忧虑，以及肉体的痛苦之上。”后来他坦言：“这段文字中间，也凝聚着我对于童年时代的回忆。我很喜欢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童年际遇与黑孩颇有相似之处。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上海度过，却与一个生长在山东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会发生这样亲近的共鸣。人生，文学，真是奇妙。”他承认自己的作家论，“都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地方”，“我经历过的某些人生风景，也融化进了对于别人作品的阐释之中”。
胡河清说黑孩的内心有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这使得他超脱于恐惧、忧虑，以及肉体的痛苦之上”，这大抵反映了他应对苦难的态度。他明知这个美丽新世界像风中的气泡一样一触即破，他明知他所依赖的伦理资源像无根的水草一样弱不禁风，然而他还是相信，相信生活的温情能抵制荒寒的肆虐，相信基于人性的爱心能战胜时代的诡诞。这正应了王国维的那句诗：苦求乐土向尘寰。
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然而尘寰之上，焉有乐土，人世之间，何处桃源？这注定了是一种苦痛而无望的追寻，终将反噬自身。胡河清曾对比王国维和钱锺书：“王氏（王国维）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钱锺书在对人情的激忿与对宇宙之‘悲智’上均不减于王氏，但幸而他似乎有一种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的形相的特殊本领。”钱锺书的这一本领，借用龚刚兄的说法，可谓“爱智者的逍遥”，王国维的“苦求乐土向尘寰”，以逍遥者钱锺书的审美精神视之，不过是痴人妄念。审美精神抹平了苦难与价值，故作超然背后，却是一片虚无。相比之下，胡河清更接近王国维，尽管他论钱锺书的《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据说是唯一一本得到了睥睨天下的钱锺书之激赏的著作，然而钱先生的审美与逍遥，他未习得一分，他一直在白昼与长夜、古典与现代的分裂之中寻求救赎，最终以决然弃世的方式，“背叛了这个以潇洒著称的形象”。
在《灵地的缅想》序中，胡河清发愿要为中国文学守灵：“自从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我就开始预感到，我的一生恐怕是同文学难以分手了。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位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寞的方寸灵地。”对一个守灵人而言，他的文字只可能为了祭奠，那是属于血泪、死亡与哀悼的书写，然而我们却从胡河清的文字里面读出了那么多明媚的光芒，那么多热切的期望。如果说一个守灵人的职业伦理是沉寂与漠然，那么胡河清远远不够合格，他早已超逾了哀悼者所必须遵从的禁忌，而表现了新生将至的天真与欢快。也许，他在心痛他热爱的人文文化走向没落的同时，心底暗暗祈祷它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守灵，正是对徘徊于绝境之中的亡灵的召唤。这种召唤在辽远的中国上空飘荡了十年之久，在匍匐于尘埃的倾听者的耳际艰辛生长。
作为最虔敬的倾听者之一，我必须引用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之上的一段致辞，献给胡河清，愿他的灵魂永驻乐土：
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你们中间有谁嫌我这话不对吗？这样的棺柩，表明的就是不朽。面对着某些显赫的死者，人更清清楚楚地感到这种理智的神圣命运，走过大地为了受难，为了洗净自己。大家把这种理智叫做人，还彼此说：那些生时是天才的人，死后就不可能不是灵。
2004年8月23日初稿
2013年5月1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