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把日本靖国神社当此生最大对手的中国人。但他绝不是“愤青”，相反，他和很多侵华日军的老兵关系非凡。他不断研究靖国神社是如何让日本人记住“光荣”，这样他才能让日本的年轻人能记住“罪行”。
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群落占地500亩，拥有藏品一千万件。已经建成开放24座场馆，是目前中国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最大，收藏内容最为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樊建川说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军人。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曾经的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曾当兵入伍。军人家庭的熏陶让他对抗战的那段历史镌骨铭心。
“以前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是一种爱好，后来利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把收集变成了责任。只要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他要拯救那些飘散在历史烟尘中的热泪和鲜血，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日本侵华罪行馆正式对外开放。与此前陆续建成并开放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一起，构成了抗战博物馆聚落八个馆。
“靖国神社是我最大的对手”
靖国神社，一个所有中国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樊建川却多次造访。用他自己的话说，“靖国神社我必须要去，我这个馆要对准它来做”。
樊建川发现一些日本人开始到中国来搜集抗日战争的文物带回国，意图雪藏这段历史时，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敌后收集文物。
在不断收集这段抗战历史的过程中，他看到更多日军暴行的证据，也见到更多活生生的受害者。当他沉浸在其中时，这份沉痛很难排解，但必须负重前行。
他每次去靖国神社，都固执地戴着抗战的帽子，“我是胜利者，我到日本去得耀武扬威”。樊建川发现靖国神社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方式与手段非常高明，能把日军的侵略行为渲染成民族大义，让很多日本人在里面掉眼泪。所以樊建川说自己必须要去靖国神社，“看它有什么新花招，然后我要见招拆招。所以我这个馆要对准它来做。”
这些年来樊建川为了搜集日本侵华的证据，四处找寻，手里的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散。在日本，他甚至走过了各大地区的文物收藏地摊，见抗战时期的东西就收，见有抗战内容的图片就买，最后从日本足足运回来5个集装箱。
他花几万块钱买日军的军功奖章。“当时我一看，我就必须买下来。你看它写了什么，昭和就是1939年，讲了炸成都，还炸了我们宜宾。他奖励这两支日本的航空队，然后这个家伙回来我就查他了。这个家伙是个支那方面军舰队司令官及川古之郎。他对中华民族犯了这么大的罪，居然没被审判。1945年8月15日胜利以后，马上抓回中国审判。美国人就把他保了。所以中国人没有审判到，我想我这个文物摆在这儿，全体中国人民审判他。”
“你看就这张照片实际上就这一张，这个日本鬼子很狡猾。他完全可以把手伸长一点，他故意探着，完全可以欠身，他不欠身。何应钦着急，赶快把这个投降书拿过来。”
在“侵华日军罪行馆”的展柜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而这张报纸是樊建川20年前在日本找到的。
究竟怎么才能将历史的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不光是本国年轻人，更多是面向全世界，这些都是樊建川要思索的的问题。
“这些侵华日军也曾是孝子”
在樊建川的馆内，来馆中参观的人群里，有小学生，也有年长者，有抗战老兵的家属，也有来自日本的老兵。带着沉痛记忆的物证每一件都让人扼腕长叹。在这个馆里，尚保存着三千多封来自日本人的家书。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妈妈你要多保重！”
“哥哥，我们的屋顶修了吗？”
“老婆你好辛苦，孩子们你要认真读书。”
.......
一封封信里所包含着的无疑是父亲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孝敬，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字里行间充满的爱意让樊建川陷入了沉思。
是什么让这些原本还心存善念的人，转眼之间上了战场就变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对日本除了最初的愤怒，樊建川也在探究战争背后的原因。他在寻找他们转变的轨迹。
日本军国主义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他会让很多日本人在里边掉眼泪，某一个所谓的他的烈士。他会这样来做。就像运动会，他捧着奖杯，他妈妈站在旁边。他要说，为了我们大和民族拓展疆土，他们去了支那。然后说他负伤了，他就在阵地上包了很多手榴弹。把手榴弹捆在自己腰上，当中国士兵来俘虏他的时候，把手榴弹给拉开，然后就把中国士兵给炸死了。
然后日本人看了就：我们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这么乖，很让日本的民众很蛊惑。”
“只要这些日本人认账就很好”
樊建川说：“来到这里的日本人无一例外的，都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并表示了程度不一的忏悔。”
从樊建川的口中有一个的名字时常被提起——盐谷保芳。
原日本陆军59师团士兵，曾在1944年随部队在山东泰安作战，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自1985年起，盐谷保芳来华谢罪已多达20余次。
（盐谷保芳）
说到日本侵华，这位老人身上也有一段故事。日本侵华初期，盐谷保芳是首批被选中的男青年。为了逃避战争，盐谷保芳砍掉了自己的食指。自认为没办法扣动扳机，不会被强迫上战场，却阴差阳错砍成了左手，被逼无奈下盐谷保芳还是和大部队前往中国。
盐谷保芳对樊建川坦言，自己在战争时期杀过不下于10个中国人，内心极度不安，因此到这边来赎罪，深深忏悔。就这样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每次来都要站在赵一曼烈士像前鞠躬，一鞠就是60秒钟的。
“他每次都在心里默念，必须数够60秒，差一秒都不行。”
记得有一次，大约一百个日本学生来参观侵华日军馆 。樊建川有些担心，生怕他们情绪激动做出一些偏激的事情。但是那些学生默默看完了所有的展品，还拿笔记录。
“他们看这个馆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然后鸦雀无声，其实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可提，都是铁板上钉钉的事。这些年轻人就对我说：樊馆长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馆我们了解了很多知识，我们觉得这个馆是真实的。”
想到这，樊建川的语气明显激动起来：“就这句话评价，这个馆是真实的，对 就足够了。”
“老兵情怀就是一条命，一个背包”
说樊建川有老兵情怀，这话真不假。其实不仅从他的经历，从他的言行和精神状态甚至是从展区内整齐排列着的众多军械中也能洞察一二。
“我的父亲告诉我，当兵的就两样东西，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打仗的时候把背包卸下来，放在阵地上就去冲锋。如果打赢了，回来把背包背上继续前进。如果打死了，背包接回去给我奶奶。当兵的人不贪财，当兵的人就一个背包。”
这段话对樊建川影响很深，现在的50个博物馆就是他的背包。他说：“我博物馆再多，资产200个亿，它就是我的背包。冲锋陷阵时必须要把背包扔掉。如果我死了，我的背包就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如果没打死，我继续回来把背包背上。”
“我甘愿做一个馆奴，
为历史真相做奴隶”
1957年出生的樊建川如今已经62岁了，博物馆大大小小建了50多个。经常看到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说“舵爷”金钱和权力两个都占，乘了顺风车。殊不知，这个时常出手阔气的人，为了博物馆的建造和运营已经背上了一个亿的债务。
曾经的困难年代，退伍、从政、下海经商都没有难倒过樊建川，然而真正让他犯难的是博物馆面临无法开张的风险。
樊建川博物馆内，无论是藏品的知识性，还是宣传文本尺度等等，都要经过层层的评审，加上说好的合作股东撤资。抗战50周年，樊建川想开馆，批文一直没能拿到，樊建川便冒着极大的刑事责任试营业。
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觉得心神煎熬，不知道哪天博物馆就被关掉了。有一张保存的照片是樊建川嘴边长满了胡子，他说那时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不开馆我就不刮胡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是年老的千里马，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如今的樊建川，依旧保持着当年建馆时的激情。他自称自己为馆奴，一个是为历史上这些文物做奴隶，将文物搬运过来；另一个是给历史的真相做奴隶。
“我每天的工作让我很幸福很愉悦。表面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很愁，但郁闷的背后还是愉快。”种种困难在樊建川看来都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他相信自己能战胜它们。如果这个博物馆能给后来的年轻人多少带来些启发，樊建川就心甘情愿了。
樊建川在《一个人的抗战》序言中如此说道，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樊建川说这就是他建造博物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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