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贾树华

张英

“关注死，是为了更好的生。”

贾树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自杀研究专家，做了13年自杀学术研究。

原本学公共预防医学的她，分配到大连医科大学当老师，先后从事医学统计和医学心理教学，在职读完了流行病医学硕士和健康心理学博士。在此期间，导师姜潮在美国访学，请她帮忙收集下大连地区的自杀者数据。

贾树华先跑到大连市统计局，统计局不管自杀数据。她跑到卫生防疫站，防疫站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自杀归类在意外栏目里，没有单列数据。后来，贾树华跑到了大连市的几个医院，花了一个月，调查了十九例自杀未遂者的数据，按照男女性别、经济基础、教育水平和自杀方式，分门别类，做个一个简单的数据，发到了美国。

姜潮拿给美国人一看，“他们特别兴奋，第一次看到真实可信的中国基础数据”。

通过这个表格，贾树华获得了一个个机会，先后成为NIMH(国际项目)2000-2002年“中国的自杀研究进展”和NIMH(国际项目)2005年-200年“文化与自杀危险因素的心理解剖研究”的执行负责人，也顺利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3-2005“辽宁省农村女性自杀危险因素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7-2009“农村成人自杀模型研究”的负责人。

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几年时间里，她和调查团队，走访了家乡庄河的每一个角落，调查了245个自杀者家庭，试图做出“中国式自杀”的研究模型来。

“他们为什么自杀？自杀对家庭的影响有多大？怎么才能够预防自杀？如何建立中国农村的自杀干预组织，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

相比城市健全的自杀心理干预网络，中国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贾树华邀请了好友大连作家孙惠芬加入课题组，初衷是“想通过她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孙惠芬后来写了一本书《生死十日谈》。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确实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农村高自杀率的关注。

在13年的自杀研究中，作为大连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教授，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伤害与预防学会和美国自杀预防协会会员，贾树华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收录在她的学术专著里。

中国的自杀率为什么世界第一？

张英：中国的自杀率世界第一的说法，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贾树华：早在1974年，WHO报告估计世界范围内每天至少有1000人自杀死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自杀率增加了60%。

2009年，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其中80%以上自杀死亡发生在中国农村。WHO称目前全世界60%的自杀发生在亚洲，中、印、日三个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自杀人数可能占到全世界自杀人数的40%。

2000年中国官方报告的自杀死亡率（简称自杀率）为22.23/10万；2007年报告的中国大陆平均自杀率为27.8/10万，每年有28.70万中国人死于自杀。

张英：对费立鹏、张杰等这些外国学者公布的数据调查结果，国内的何兆雄、单光鼐也发表文章质疑，认为不可信，“中国的老鼠须要中国的猫来捉”，对这样的争论，你怎么看？

贾树华：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数据是靠谱的，因为这些数据是中国官方统计提供的。费立鹏的数据是来自于中国CTC的数据，是基于全国11个疾病监测点的基层数据统计结果。尽管它只是“中国式”数据，但它也反映了这个趋势，我认为实际上的数据往往比这个更高。

我看到有人气势汹汹，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文批评张杰，他不相信中国的数据，可中国数据是来自卫生部的数据，卫生部的数据又来自于费立鹏，两个数据加在一起，应该是一个靠谱的数据。

张英：你的一些结论和费立鹏、张杰也不同，不同在哪里？

贾树华：中国的自杀就跟国外不一样。美国人自杀，90%都是因为精神疾病死亡，比如抑郁症。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精神疾病死亡只有39%，全球最低。

我们得出这个数据的时候，美国的学者跟我们就出分歧了，分歧在哪儿？他解释的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比如计划生育，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同意。

农村人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是最传统的自杀死法，现在中国现在不上吊，就喝农药，因为农药便宜，太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费立鹏在中国做了14年自杀研究，他得出的全球报告，中国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后来开会，加强农药的管理，确实降低了自杀率。

另外，我们想把自杀这个社会学问题医学化，这个我们做的是比较好。我觉得不能靠美国人，申请了国家自然基金，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脚踏实地做我们的研究项目。

张英：“中国式自杀”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

贾树华：从全国报告的自杀率分析来看，我国自杀有四大特点：

一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和全球一样，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华人的新加坡的自杀数据，都是男人高于女人，只有中国大陆是女人高于男人；

二是农村明显高于城市，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其中58%的自杀者是服用百草枯农药或鼠药自杀，所以我建议参照感冒药的管理一样，加强百草枯的销售管理，不能卖给未成年人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三是年龄分布呈双峰，15-24岁人群自杀率，居世界第2位；老年人的自杀率高于年轻人，65～74岁自杀率居世界第3，其中农村男性老人的自杀率最高；自杀是15岁-34岁人群的第一位死因，这个年龄段的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

四是42%-66%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曾患有各种精神疾病，但接受过精神科医生诊治的不到10%；西方则超过90％。

张英：这些数据的变化是怎么演变的？

贾树华：我们在农村的自杀调查，排第一全是婆媳关系矛盾，第二是夫妻不和，两口子老争吵打架；现在排第一是家庭困难，通常跟经济困难有关，无力应对生活的压力，从内而外，对人生绝望。

张英：中国人的自杀率在下降，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贾树华：过去十多年时间里， WHO报告的数据分析显示，中国人群的自杀率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大幅下降趋势。中国城乡总自杀率20多年前是17-23/10万，根据北京、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我连续1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试点研究现场的连续观察结果显示，城乡和男女自杀率均有明显下降，尤其是男性自杀率开始超过女性自杀率的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健康报告》将中国1988－1990年与1996－1998年两个时间段的自杀率进行了对比，得出中国人群自杀率下降为17．2%，与我们庄河试点县的研究结果一致。

《世界统计年鉴》也显示，中国自杀率从1987年的22.60/10万下降到2001年的19.90/10万，14年间下降了11.90%。

中国人群自杀率以如此快速的下降，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堪称世界心理干预和自杀预防研究领域的奇迹之一。与中国社会经济和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对自杀危机干预的全民教育和努力，加强农药的管理、对农村人口等高危人群的有效干预、媒体的关注、以及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念改变和进步等都有着密切联系。

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

张英：为什么80%的自杀，都发生在农村？

贾树华：全世界自杀人数，为什么中国最高，是因为我们13亿人，分母大，这个不足为奇。中国农村人口，又远远高于城市，基数大。

张英：老年人已成为中国自杀率最高人群，为什么？

贾树华：中国已成为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在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不安、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另外，农村还有570多万，因各种原因和不幸， “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

老年人已成为中国自杀率最高人群，与全球的自杀分布规律一致。老年人自杀率高主要有四种原因：严重的慢性躯体疾病；老年抑郁焦虑及其他精神病等问题；老伴或亲友去世；孤独；贫穷以及儿女不孝顺，活着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等因素。

中国各地报告的老年人自杀率从23/10万%到67/10万不等，90%的老年自杀死亡者或自杀未遂者从未因其心理问题寻求过任何帮助，农村老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求助行为。

据北京和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杀率已呈急剧升高趋势。相比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群体，躯体疾病增多、老年孤独难耐、抑郁的老年人自杀率为最高。不同于年轻人的高自杀未遂发生率不同，老年人自杀死亡率占总自杀死亡人数的36%，几乎每3个自杀的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尤其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

张英：他们为什么自杀？

贾树华：国内外对农村自杀的多项研究显示，自杀者在自杀前，都遭遇过各种不好的事件，说明这些不好事件是自杀行为的诱因。我的博士论文对13-36岁240例农村青年自杀死亡者及其正常对照者进行了心理解剖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刺激是农村青年自杀死亡的重要应激源和诱因；120例自杀者死前1年内所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均数为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好事刺激量是自杀死亡的农村青年平均也高于正常对照青年，但差别不显著。两组负性生活事件频数分布前3位皆是家庭问题，依次为“家庭经济极度困难”、“家庭成员患绝症或重病”和“收入下降”等。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总代表、上海市精神卫生研究所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在1997年对中国519例自杀者与536例意外死亡者的评估发现，自杀前1年内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前三位是经济问题（40%）、严重躯体疾病（38%）和婚姻冲突（35%）。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终身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张杰，2002年对中国66例农村自杀死亡者的PA研究显示，自杀前1年内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前三位是家庭婚姻和爱情问题（30%），经济困难（23%）与躯体疾病(18.2%)。

我2007年对农村自杀死亡者的PA研究结果发现，自杀者生前常见负性生活事件是家庭成员及本人患绝症或重病(51.6%)，与配偶或家庭成员有激烈争吵(40%)，经济极度困难（30%）等。

张英：为什么说，中国式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

贾树华：我发现中国城市的自杀未遂的主要属于危机应对，尤其是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应对不能，即把自杀当成一个逃避生活问题和解决内心心理冲突和危机的途径。农民走投无路就用自杀，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

而农村多数自杀者，并不是想真的死去，只不过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不良应对方式，他们往往面对许多社会问题，如土地流转、房屋拆迁等，一旦不能公平解决，他们但往往会以自杀抗议。

我发现推论到最后，自杀不是医学问题，就是个社会问题，面对那么多的自杀者，心理健康、生命尊重、宗教信仰，都是社会问题。

文化、精神扶贫比钱重要

张英：你为什么把文化扶贫放在第一位，经济放到最后？

贾树华：你得让他们知道人生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活着，懂得什么叫幸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境地，取决于他怎么看，而并不在于境地的本身。

因此，贫穷是结果，贫穷不是根。文盲是根，无知是跟。

农民没有自我教育能力，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从哪里来，靠九年义务教育。我现在最想干的，就是到农村去开个私塾，不要钱教他们，每天跟他们上课。

其实，今天的农村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吃饱饭，有自己的房屋，就算他们不种地去打工，一天再少也能挣一百块钱。只要有身体能力，有头脑意识，在中国让自己小康是不难的。关键问题是心理贫穷，总跟电视里表演的生活比较，别墅，跑车，名牌家具、衣服，觉得自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因为得不到，所以他们不幸福，很痛苦。

张英：还是教育立人，立人生根基。

贾树华：这是我的信念，通过教育让他们尊重生命，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其实，最高的状态是：活着本身就是成功，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呐喊。通过教育，让农民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在认知上是可以做到。

我外甥女是辽中医的大三学生，来大连住我家。我早上五点四十起来做早饭，饭碗没洗就开始备课，接着去上班，坐4小时的门诊。1点钟的时候，我带她去学校给研究生上课，讨论完到三点半，我们买菜回家烧饭，六点半吃完饭，她睡着的时候，我刷完碗接着写总结，准备第二天的课。后来她回家写了一个博客，说原以为教授的一天多么美好，没想到会那么忙那么累。

农民不知道城里人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知道你看上去比我好。我成功的把我农村老家的妹夫和妹妹，教育成最幸福的农民，他们现在幸福度都比我们好，八点就上床睡觉，你十二点还没睡，我吃的青菜不放化肥，那些放化肥农药都给你们城市人吃了。

张英：其实就是精神扶贫。

贾树华：他们的心理不健康，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才能幸福快乐，不知道生命最值得珍惜，没有信仰。他们穷到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最后走向绝望，认为自己活着没意思，不幸福。这些道理，要手把手沟通，告诉他们的。

张英：怎么教育？

贾树华：我想搞一个中国农村自杀预防的干预模式，通过目前大连市的四级健康家庭工作站，从市到县、镇、村，利用现有的办公室，在庄河做一个试点，建立一个垂直工作宣传系统，宣传和普及精神卫生、危机干预和健康家庭促进计划的知识，请合适的学者专家做心理健康和家庭幸福的讲座，早期识别和筛查治疗抑郁情绪和冲动性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加强和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培养和提升农村青年的应对危机和抗挫折的能力，有效预防和降低中国农村抑郁和自杀率。

美国每一个社区，都有精神科医生，他会去进行预防和筛查，每年对居民进行例行体检，检查你有没有抑郁和自杀的先兆症状，精神科医生分布网已经下到社区了，而我们一个县只有一个精神病院，根本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张英：这个计划有实现的可能吗？

贾树华：相当奢侈。我是从庄河的土地上出来的，我为什么十几年前选择庄河，作为我自杀研究基地？一个是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好开启研究计划；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回归到家乡人中间去，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如果能证明我的这套理念是有用的，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对社会，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