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国时期的辩论奇才，他的学说在后世千余年中屡遭非议，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无用之谈，现在他却拥有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术语学家及辩论家的多重头衔。
说到公孙龙其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白马非马”这个词语。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在政治课本上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语的，它作为一个“割裂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反例出现，意图证明古代时期人们思想的局限性。然而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究竟是什么意思，反倒很少有人问津了。
公孙龙子的自我炒作——“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有一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打算出城，但是这天恰好赶上官府下达禁令，只许人出城，不许马出城，因此公孙龙刚一走到城门口，就被一个守城士兵拦下了。士兵说“今天所有的马都不允许出城！”公孙龙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说道：“我现在骑的是白马，白马和马不是一种东西啊！你看，白马拥有“白”的颜色和“马”的外形，而马只拥有“马”的外形而不具有“白”的颜色。拥有两种特性的白马怎么会和只拥有一种特性的马相等呢？所以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自然可以出城了！”士兵听了无法反驳，只得放骑着白马的公孙龙出城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不得不感叹，如果公孙龙活在现在这个社会，赵本山小品里的“大忽悠”也要对他甘拜下风。公孙龙的这段话，每一句分开看都是对的，让人无法反驳，但是由这些正确的话推导出的结论却违背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在不能承认却也无力辩驳之后，人们就给公孙龙安上了一个“诡辩”的头衔。
那么公孙龙的提出“白马非马”的理论是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把人说晕吗？事实却不尽然。
想了解公孙龙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公孙龙生活的时代。当时天下大乱，礼坏乐崩，我们知道，“礼”讲求的是有序，有序就是所有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礼。而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人们就没了这种名副其实的概念，现实中“名”与“实”严重脱离。比如士大夫在宴请宾客时使用和天子同样的规格，妻子背叛丈夫与他人私通，孩子不守孝道虐待父母等等。这样的社会现状令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最有名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名”这一术语，并提倡“正名”运动。此后，诸子百家都开始加入到“名辩”的浪潮之中，儒、墨、道、法等学派纷纷发表自己有关名实的看法，不过他们大多是以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名实关系。直至惠施、公孙龙，才开始真正将“名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逻辑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了“名家”学派，可以说公孙龙子正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创始人。
公孙龙创立学说的目的也与其他学者一样是为了“正名实”和“化天下”。只不过公孙龙子走的是一条“另类”的道路，那就是用类似今天炒作的手段让自己的学说闻名四方。他别出心裁地用“白马非马”这一明显有违常人认知的例子引出了自己的观点，果然其学说刚刚兴起就引来各家的高手来与自己“质辩”。一来二去，公孙龙也就随着“白马非马”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近乎完整的逻辑体系
其实，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理论只是他在课堂上给学生演示辩论之术的一个例子。他真正的希望是通过这种辩论，训练自己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论技巧。而他的逻辑基础和在此之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却是在《公孙龙子》一书中进行了完整的阐述，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
在这本书《名实论》的篇章中，公孙龙开篇便提出并解释了“物”、“实”、“位”、“正”、“名”这几个蕴含逻辑哲学的术语，奠定了整篇论述的逻辑基础。公孙龙认为，“物”就是世间万物的总称，“实”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本质属性，“位”是公孙龙子独创的概念，是指名与实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正”是指名是否符实的标准，而“名”则是对事物的称谓。
接下来的论证过程则与现代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相当吻合。
首先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其公式为：A是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意思是，彼名专指彼实，此名专指此实，这是可以的。这说明概念和判断必须保持一致性。举例来说就是“猫是猫”、“狗是狗”等等。
其次是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其公式为：或者是A，或者是非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意思是彼此不同的名称不能称呼同一个事物，举例来说就是“狗是狗”，“猫不是狗”。再接下来是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公式为：A不是非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说明对同一事物两个相互对立的判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比如，我们不能既说“这是狗”，又说“这不是狗”。
《名实论》是《公孙龙子》一书的纲领性篇章，其后的论证均是以此为基础的。纵观全书，整本《公孙龙子》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逻辑体系，只不过这个逻辑体系在表述上过于晦涩，没有像西方逻辑学那样形成真正的逻辑系统。这是为什么呢？
被汉字所阻碍的古代逻辑学
如果将中国古代逻辑学没能形成类似于西方逻辑的完整体系，归因于哲学家与思想家的能力问题，那是不客观的。对比于希腊古代的哲学家们，春秋战国时间的中国思想家在思辩上毫不逊色，留下的富有逻辑的辩论故事也是比比皆是，只是这些逻辑辩论都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未能上升到抽象的领域，这和我国独特的汉字系统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名实篇》与形式逻辑公式的对比不难看出，明明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在西方逻辑学中，人们可以用一个字母或符号来表示，比如A=A，清晰易懂，一目了然，而在《公孙龙子》的著作中，则要用“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这样绕来绕去的文字表示相同的意思；汉字还经常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彼彼止于彼”，一句话中出现了三个“彼”字，每个“彼”字所代表的意思都不同，这种繁复的汉字系统也阻碍了抽象思维。
相反，西方的文字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说“BOOK”组合后会具有“书本”的意思，但是一个“B”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它也就可以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存在。要知道，亚里士多德作为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最富于革命性的贡献就是把符号、字母引入逻辑语言中。用字母表述逻辑中的问题，能够有效地避免内容的干扰，比如“白马非马”换成符号语言就是“AB≠B”，这样变换之后，“白马非马”问题还会有那么多的质疑声吗？
由于缺乏一套与之相配合的符号系统而无法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其逻辑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被认为是“诡辩”，一直处于被批驳的地位。中国古代的逻辑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流传下来，从而使中国人在理性思考与逻辑思维方面一直处于弱势。
可以说，汉字对于古代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有着较大的阻碍作用，然而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公孙龙子不能成功呢？
逻辑学“无用”？“有害”？
在公孙龙子同时期，儒家和道家都对他的思想进行过打击批判。庄子就曾批评公孙龙的思想都是些无用之言、旁门左道。他还认为是世人会因辩而惑，终将导致天下大乱。而儒家也认为公孙龙的理论有百害而无一利，儒家的重要人物荀子就说，对于公孙龙的理论，“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
儒道两家为何会觉得公孙龙的思想无用呢？这是因为，虽然公孙龙提出理论的目的是“正名实而化天下”，但是他的主张中却很少有政治主张与见解。更多的是逻辑的推理证明方法。这就使得公孙龙的思想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因此在实行和运用上自然也就有一定难度了。一般人如果不能理解公孙龙的思想内涵，很容易将他的逻辑思维理解或应用成诡辩，而诡辩自然是无益于事的。
与此同时，公孙龙子的逻辑思辨与统治者需要做的“愚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人们广泛接受公孙龙子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有自己的思维主张和见解，那么统治者用来愚民的政策也就很难实行推广下去。只有天下都是愚民的时候，统治者才容易做到令行禁止，从而使得“天下大治”。
公孙龙子的朴素逻辑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发展成为系统的逻辑学，但这也不能否认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逻辑学大师。踩着孔子铺设的道路，我们发展了两千年的礼乐文明；若是以公孙龙子为引领，我们或许会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