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不寻常的美国人，她把一生中的近70个春秋献给了中国人民，定居上海40余年。她就是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老战友、中国福利会的长期顾问耿丽淑(Talitha Gerlaeh)女士。

这个出生在美国匹兹堡一个牧师家庭的女孩，在美国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她常常听到去过中国的传教士讲述中国的见闻：那里的女性裹着小脚。她暗下决心，要去帮助中国妇女。1926年，她如愿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但她没有料到，此后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最后，她也将自己的墓地留在了上海。

中学时代的耿丽淑

感受中国内部涌动的进步力量

最初来到中国，在青年会女工夜校，耿丽淑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些进步师生，其中有些人就是在青年会掩护下的共产党员。同那些进步人士的往来和交谈使耿丽淑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她开始学中文，决心尽己所能支持他们。

1927年，耿丽淑在北平语言学校学习汉语，闲暇玩箜竹。

1927年4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遭到追捕，耿丽淑利用美国人的有利身份，掩护鲍罗廷夫人离境脱险。时代使然，也是命运的安排，让她开始触摸到更多中国内部涌动的进步力量。

建立“地下邮线”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次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募集资金与医药物资，以支援敌后抗战基地，宣传中国战争情况。

同年8月，宋庆龄委派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到上海筹建保盟分会，并委托耿丽淑协助。分会核心成员一共五人，除吴大琨与耿丽淑，还有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负责人吴耀宗、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上海大美出版公司经理张似旭。

耿丽淑作为唯一外国人与女性，当选保盟上海分会秘书，公开身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顾问。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密探与日本特务遍布大街小巷，保盟分会这个秘密组织，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每个人智勇双全。

耿丽淑负责收集抗日时局、难民与急需物品情况，写成报告给宋庆龄。这些报告如从邮局寄出，一定会被扣压，惹来麻烦。耿丽淑看中一个时机：有一艘美国“总统号”客轮，每周从上海转道去香港。耿丽淑每次都把信件藏在外套里层，她根据报纸登载客船时刻表，在岸边等待渡船的到来，等随渡船到了江心，就攀登上总统号舷梯，将信件从容投入客轮邮筒，随即坐渡轮返回岸上。就这样建立起一条“地下邮线”。这艘船经过香港，邮件会送到宋庆龄手中。

耿丽淑自豪地称之为“信件走私”。她已经适应这种地下工作方式，总能老练地甩开日本密探跟踪。当然，还有接应、转运捐募财物、举办义演、义卖等活动。

不顾个人安危 为新四军输送物资

保盟分会刚成立，新四军代表就出现在她的办公室了。1939年初的一个早晨，耿丽淑正在工作，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进来一位穿皮夹克、戴深咖啡色礼帽的男士。分会工作是单线联系，这个人耿丽淑却不认识。他自我介绍说：去冬，他到香港见孙夫人，孙夫人要他来这里。他带有介绍信，是一方白手绢，经过显形，看到了史沫特莱的签名。他叫沈其震，皖南新四军军部医务处长，在北平协和医院当过医生，叶挺将军的好朋友。

沈其震是来紧急求援的，列数一大堆项目：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等。“你看，我们什么都要！”他有些不好意思。“沈其震博士，只要我们有，你就搬。”当天，耿丽淑带他去仓库，取出全部物品。尤为可贵的是，还有“白浪多息亦”消炎药，属于国外刚投产新药。

保盟上海分会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物资。沈其震记得，在一次部队转移中，用三百多个民工，搬了一整天。

"这么多救济物品，通过邮局运出去不可能。我们只能做好伪装，派人一个点一个点地接应。有些医药用品，则利用邮局内线，到指定接头地点，把东西混在已经检查过的包裹中运走。保盟分会有些青年人，机智地打通国民党封锁线关卡人员，为我们运送新四军物资开绿灯。我毫不隐瞒地说，有些激进的国民党官兵确实帮了我们很大忙。不光如此，我们还得到一些去内地的外国朋友帮助。我要感谢美国朋友服务团、美国基督教公益会一些朋友们，为我们突破一道道封锁线，做了许多卓越工作。"

——耿丽淑于1982年写下书面回忆

1939年春，吴大琨以上海市民协会名义，带领六十多人的代表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出发时，耿丽淑写信托他带给史沫特莱。归途中，吴大琨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这年七月，保盟分会另一个成员张似旭，也遭到日本特务暗杀。

沈体兰劝说耿丽淑，停止向宋庆龄转送密件这项十分危险的工作。“我会非常小心的。”这是耿丽淑的性格，越是艰难时刻，越是坚定而冷静。她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海关码头，有一点不同，手里捧着一束玫瑰。宋庆龄喜欢玫瑰，曾装在信封里寄给她。

耿丽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保盟上海分会支援抗战，虽然没有经过炮火硝烟洗礼，但也同样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难舍的友情

在保盟上海分会工作，耿丽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宋庆龄。她心里认为，宋庆龄不畏强暴，忠贞不渝地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抗战期间，她不仅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极大援助，还唤起一批爱国民众。这样一位坚强女性，一定是可敬而不可亲的人。

1940年，耿丽淑回美探亲途经香港时，她与宋庆龄第一次见面。虽是初见，却如故交。宋庆龄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通过你转送的信件，我已认识了你的坚定勇敢。”

耿丽淑说：“你的工作品质和目标，帮助我建立了新的人生理念。和你一起工作，我像投入光明的怀抱。”

耿丽淑回忆说：“这一天，我来到宋庆龄住所，没有想像中豪华，但却很僻静，衬托出女主人的温馨。宋庆龄出门迎接我，这是一位多么庄重的妇女啊！她亲自把我领进房间，布置简朴、雅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我们一见如故，谈了许多。从言谈中，我们有了更多了解，增进了友情。”

“这以后，保盟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到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那时，我也从美国回到上海，在女青年会的办公室，离宋庆龄办公室只相隔两条马路，我们又有了更多交往。我经常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请柬，邀请共进午餐。我很乐意赴宴，因为说是吃饭，其实是执委会议，由宋庆龄主持，大家共同探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1946年从美国回来，她挑起两副工作担子。次年初，她又被推上中国福利基金会代理总干事职务，处理日常工作。也在这年12月，她被女青年会提前召回美国。她不得不考虑，拒绝意味着被解聘，放弃即将到期的退休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庆龄跟她说起：随着解放战争爆发，美国一些主要援华团体的上层人士，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企图把工作纳入美国扶蒋反共的外交政策轨道。我们必须派出自己的代表告诉美国人民，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是一条灾难道路。只有美国明确表示，不再为蒋介石提供军火与军事援助，中国内战才不会扩大。而且，也必须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全权代表，处理援助款项、物资，才能保证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她自然是合适人选。

耿丽淑返美，宋庆龄、金仲华等中国福利基金会委员，到机场为其送行。“你要回中国。”宋庆龄说：“我随时等你回来。”耿丽淑从心灵感受到温暖。当时，她还不知道，这句话对她一生影响有多大！

在美坚持援华工作

1949年，杜鲁门总统严禁美国援华会支援中共。耿丽淑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起，在纽约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坚持把美国人民的援助物资运往中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1952年1月，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对于她的打击，直接原因是在一次演讲中，她公然谴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使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错误政策继续，也将如同在中国一样，遭到不体面失败。

上了黑名单的人，在美国要想找个工作，真是太难了。耿丽淑愤愤不平：二十五年的辛劳，难道这就是报答吗？正当她困难重重、走投无路时，收到一封电报：“立即回中国工作——宋庆龄。”这时，她才体会到“我随时等你回来”这句话的分量。

1988年，耿丽淑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

返沪投入光明照耀的怀抱

按照宋庆龄的妥善安排，同年9月，耿丽淑绕道西欧经香港，重新回到上海，她把这称之为“投向光明照耀的怀抱”。此后，她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从事中国妇幼事业以及国际宣传，直至1995年，走完99年的人生旅程。

经宋庆龄推荐，她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主要从事儿童健康教育工作。在她85岁时，还每天坚持到机关工作半天。有时，她一个人到托儿所、幼儿园去了解儿童的教育情况；有时候还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去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她在外国的许多朋友知道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就常常给她寄些书刊来。凡是与儿童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有关的，她都送给《儿童时代》杂志或其他有关单位。

1981年，当记者去采访她时，在她家的墙壁四周，看到挂着不少孩子们送给耿奶奶的画。她说:“上海是我的老家，在这里住得很舒服，我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很喜爱新上海。”

1986年3月6日，在耿丽淑90岁生日时，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耿丽淑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87年6月，她荣获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成为上海市荣获这一资格的第一个外国人。

1989年1月20日，在上海市外办的“新春招待会”上，首届上海市 “白玉兰纪念奖”颁奖礼同时举办，耿丽淑在18名首批获奖的外国专家中名列第一。1991年3月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

1991年3月6日，耿丽淑（坐者左二）九十五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坐者左一为爱泼斯坦。

1995年2月12日，耿丽淑在上海病逝，她将墓地也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在她的墓碑上，一共四行字。在英文姓名、中文姓名和生卒年月当中，写着三个简单的字，足以概括她的一生：“Friend of China”（中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