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代墨家钜子”——外交官谢湘

人们一般不会将外交官与墨子联系起来,然而有两位外交官却在折冲樽俎之余喜好研究墨学:一位是抗战时期担任

人们一般不会将外交官与墨子联系起来,然而有两位外交官却在折冲樽俎之余喜好研究墨学:一位是抗战时期担任过周恩来英文秘书后又担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陈家康(1913—1970),一位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领事谢湘(1894—1975)。

陈家康才华横溢,对中国传统哲学颇有研究。他非常尊崇墨子,从其笔名“归墨”可见一斑。据说路翎曾经拿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给胡风看,胡风因为不懂墨学,就转请陈家康把关。可见陈家康的墨学素养得到友朋辈公认。虽然他内心渴望能够从事研究著述,可惜未有墨学专著传世。谢湘倒是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墨子学说研究》。

谢湘肖像

谢湘其人

谢湘字晓帆,号典梅,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望联村六坊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广州两广方言学堂,曾参与组织“尊孔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民国四年(1915),家境贫寒的他得到亲戚资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学习法科。翌年北洋政府在北京举行第一届文官高等考试,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民国八年(1919),奉调派驻日本横滨任见习领事;民国十七年(1928)任菲律宾总领事馆副领事,并入菲律宾大学研究外交、经济和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民国二十年(1931),署理马来西亚槟榔屿领事馆正领事。他在与泰国政府进行商务谈判、维护海外侨胞与祖国的联系、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从事外交工作20余年后,他定居南洋,1960年寓居香港著书讲学,先后出版《历代哲学宗教思想笔记》《华侨问题》等著作十余种,涉及政法、外交、史学、哲学、堪舆、诗词多个领域。1975年,他以81岁高龄在香港去世,也算叶落归根。

据谢湘自述,他与墨学结缘颇有神话色彩。当年他在北大读书时,曾游西郊白云观,遇见一位“褐道人”,髯长及腹,自言已120余岁:“吾为墨翟后身,汝则弟子禽滑厘也……汝享富贵四十年后,当急流勇退,弘扬旧学,永昌墨学。赐汝为102代墨学钜子,勉之勉之,勿误吾嘱。”这可能是谢湘为了宣扬墨学而编的故事,即使真有其事,也没有102代钜子之说,因为即使算上墨子和禽滑厘,现存史料中可以确定的墨家钜子也就寥寥五人而已。

但这并不妨碍谢湘成为一个坚定的墨者。他认为:我们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原是为现在环境的应用,绝不是为古人去做奴隶,根据这个定义,我可以认定墨家的思想是于现代的世道人心极有关系,是极值得研究的。现在社会的环境,和墨子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说,现在需要墨家思想的救济,比墨子在世时还要迫切。

朋友们眼中的谢湘崇仰墨子,服膺墨家学说,行事一循墨子之道,主张实用,提倡力行,刻苦节约,排私为公:“谢先生是实行家,也是理想家,很重道义,言必信,行必果,好议论,工文词,论其性格,沉静持重,他可以缄默到整天不开口,也可以言如泉涌,滔滔不绝,下笔万言,极具奇见,言人之所不敢言。”他在香港大力宣扬墨学,曾应香港电台之约,广播“墨子学说”;他成立“墨道堂”,在九龙谢氏宗亲会馆内每周召开中国学术座谈会一次,使香港人士尤其青少年能了然于墨子学说;他写的《墨子学说研究》一书虽然吸收了很多墨学专家的成果,但也有自己独到见解。他的人格魅力使得许多朋友志愿追随他,身体力行墨家之学说,希望能造成香港之新风气,转移中国之旧习惯,复兴春秋时代墨学之泱泱大风。

墨学入门

谢湘认为:墨子为人,救世精神,十分伟大;同情人类之心,十分深厚;义务观念,十分坚强,一切肯肩负责任,而兼爱交利,大公无私,苦行节约,切合实际。虽墨学始终争不过儒学,而先哲的嘉言懿行,究未易完全抹煞,后世圣人之徒,除非真正不敢研究墨子,否则,只要稍为涉猎,便觉得墨子之为墨子,自有其不朽的精神,令人景仰。

谢湘出身贫寒,他不赞同那些舍不得把长衫卸下来的儒家,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圃为小人,坐而言的劳心者可以役人,起而行的劳力者只应役于人,他们自己一心想安富尊荣优哉游哉,怎能瞧得起面目黧黑,以裘褐为衣,跂蹻为服,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者之徒?但现在是该手脑并用的时候了,谁肯牺牲小我以殉大我,正苦求之不得。

他介绍的墨学入门方法切实可行:初读《墨子》的人,首先应读《耕柱》至《公输》五篇,即可知墨子的言论行事,这一组文章相当于儒家的《论语》《孟子》;其次读《亲士》至《三辩》共七篇,即可知墨家的大体主张;然后读《尚贤上》至《非儒下》共二十四篇,这是从墨学概要到进一步学习墨家十大教条的全部理论;最后读《经上》至《小取》共六篇,这一组可能是后起墨家的著作,对于墨子兼爱之义更有学理上的论据,于前期墨家的宗教观念已完全不谈,另从理论和自然科学求辩证,而获得学术上的最大成就,只是其词义很深,不易阅读,初学者选近人有浅白注释的部分钻研一下,也可以明了;至于最后的《备城门》至《杂守》共十一篇,如非专讲名物制度的考据家,就很难阅读了。

为了让初学者理清墨学脉络,谢湘提出:墨子的根本主义为兼爱,他以为天下的祸乱皆起于不相爱,不相爱则亏人以自利,人各思亏人以自利则攻击篡夺,社会不可以一日安。墨子理想中的兼爱社会是:“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谢湘说:“观此,则与儒家所谓‘大同’的理想,以及近代的社会主义若合符节。”兼爱必然非攻。

实利主张,也是墨子的根本观念之一,他以为人类不能不有利欲的冲动,必“示之以利”,“方能使行之终身不厌,没世而不倦”。惟墨子所谓利,乃利于最大多数人之利,而非少数人的私利。墨子之言曰:“譬如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墨子之学,既以实利为标准,自必反对奢侈与无用的靡费,一切服用,以能维持生活为止,故而主张节用。

墨子又主张极端的勤劳政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墨子既主张力行,而命定的观念,最不能与此主义相容,所以又有《非命》之论。墨子精气磅礴的实践精神,也是这力行主义的一面。然而墨子非命却又明鬼,主张有神论。谢湘认为墨子之有神论,绝非形而上学上思索的结果,乃为借宗教的信仰以励人为善。他主张有鬼,和儒家讲究丧礼祭礼,形式上表示有鬼的意思不同,儒家形式上有鬼,心里或者反是无鬼,他们敬祖先讲祭礼,是一种标榜作用,想给子孙看了他的榜样,学着他敬祖先一般去敬重他。墨家却不然,他说有鬼,是从精神上主张有鬼,叫一般人知道鬼能监察人的善恶,能赏善而罚恶,他只请大家做一个好人。

为了简洁明了,谢湘把墨子的思想概括为:弃文从质、黜华务实、去伪崇真、好劳恶逸、避乐就苦、否异从同、非攻主和、绝奢贵贱、排私为公、舍己救人、怕闲寻忙、反畸尚齐、尊天明鬼。

墨子是大同学说之实行者

谢湘认为墨子是实行大同学说者。他说:《礼运》大同篇所载,正是墨子所倡行的一部分,儒家认为是孔子所说的,其实是墨家之言。《礼运》大同篇不见于《论语》《孟子》,不见于《大学》《中庸》,而独见于《礼记》,揆诸孔子述而不作、甚少创造新学说的原则,因此很有理由怀疑甚至断定大同篇非出自孔子的手笔,也非孔子之意而门人记述之,必是战国时代儒家后学具有墨家思想者伪托孔子之言,表示儒家也有大同思想。或者是墨徒与别墨故意将大同篇冒称孔子所作,将儒、墨两派拉近些,以资学术上的调和。

谢湘怀疑大同学说非儒家所创的理由是:

一、从时间上看,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孔子生在春秋之末的农奴社会,封邦建国气氛极浓厚,一切为私;孔子所创立的伦常制度,亲亲之义,极为严格地执行,墨子兼爱,却遭儒家健将斥为无父,骂为禽兽,这种时代条件和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境界,绝对不能相容,因此,春秋时代的孔子不能产生大同思想。

二、从空间上看,孔子著《春秋》,持大一统之义,严夷夏之防,尊周室,攘夷狄,认为非我族类,即须讨伐,最低限度也须疏而远之,闭关自守,实行锁国政策,因此也不会有地理空间上的大同。

三、从学派立场上看,孔子盛称三代之英,禹、汤、文、武、周公与天下为公的尧舜,都是圣人,都有至德,都被尊为儒家之祖,怎肯毁之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呢?怎肯贬三代之治为小康局面呢?因此,站在儒家岗位的孔子不可能说出大同篇中这样的话来。

四、从文字上看,上古印刷业未能发明,著书立说刻诸竹简上,因此言词简略,字义含糊,如《春秋》一书,非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引申,人们便难以通晓。大同篇果作自周代,哪有这样详晰的文字,合乎逻辑的理论,无一古字古音古义的难读,几乎和百年间报纸文章一样,读之可琅琅上口,因此从文字上看,也不像是孔子时代的语言。

谢湘讲的这几个理由很有说服力。当然,他只是批驳了大同说非孔子所创,但还没有论证大同说为墨家所创。

学界一般认为:《礼运》中一些被后世称为儒家思想的思想,实际上是汉初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的结果。比如方授楚认为:“儒者受墨家影响之深,非可尽指,尤以《易传》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大同之说最为彰显。”伍非百经过考证后也认为:“《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言出入,学者或疑为非孔氏,或以为学老、庄者糁入之。实则墨子之说,而援之以入儒耳。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人世。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合,别为大同、小康二说,谓姑先行小康之治,以徐跂于大同,此《礼运》之所由作也。《礼运》大同说,与他儒家言多不合,而与《墨子》书义多合,文句亦无甚远。”

《墨子学说研究》成书于1966年,出版于1967年。此时“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陈家康也受到迫害,1970年因病在湖南茶陵外交部干校去世。谢湘在香港得以独善其身。笔者查阅1984—1987年望牛墩镇落实侨房政策情况,发现1986年该镇腾退了被没收的谢湘房屋一间45平米。以前华侨在海外赚到钱后经常在家乡大修房屋,谢湘在老家却只有小屋一间,至少说明他没有利用职务谋取私利。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转载自公众号:中华读书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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