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313 篇推送

世界矿产分布图

国家需要资源：大油田、大矿产的发现，足以成为地区甚至全局经济增长的动力。矿产资源的分布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然而，能否勘得矿产并利用之，可能并不完全由自然条件决定。通过影响勘探力度，当地当时所施行的经济制度将影响矿产发现的频率。

Arezki、van der Ploeg和Toscani刚刚被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接受的研究即对以上假说作出了检验，其结论相当简洁：转向市场制度，将导致大矿产的发现频率上升一倍还有余；连结制度与探矿成功间的因果渠道，是勘探支出的上升。

 文章在数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Horn 2014年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整理了世界各国历年发现可采储量大于等于5亿桶的数量；自MinEx机构处，他们获得了铁矿石、铝土矿等矿产的勘探数据。此处，文章仅考虑以当期价格计、经济价值大于5000万美元的矿产。自SNL机构处，作者整理了各国历年的勘探开支数据（见图1）。

图1  1950年以来，世界各地各时间段发现大型矿产的数量。左中右分别代表：高收入国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时间段

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以下几项指标判定一国是否已市场化，及转向市场化的时间：平均进口关税是否小于40%、非关税壁垒是否覆盖40%或更多的进口商品、黑市溢价是否小于20%，等等。结合以上信息及其它经济指标，文章建立了一个横跨128国、包纳33种资源、覆盖60年时间段的面板数据集。

文章既做了控制国家-年、国家-资源类型等层面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又将周边国家状况作为工具变量，做了进一步的识别工作。具体而言，文章构造了以下变量作为用于识别的工具变量：以距离为权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尚未采取市场化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背后理论在于：一国市场化将推动他国市场化；然而，如果周边没有采取市场化的国家也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改变的动力将因此减弱。

下图2展示了文章大体上的估计结果：采取市场化制度，平均而言将导致一国每年探得的大型矿产数量上升0.014。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十年间、一百多个国家，每国每年探得的大型矿产数目不过0.01。因此，这是一个幅度甚于翻倍的提升。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以上变动的渠道：勘探开支在因市场化显著上升的同时，又与探得矿产数目显著正相关。 

图2  市场化前后，探得矿产数量的平均变化

文章对以上结果做了许多稳健性检验，包括但不限于：引入许多控制变量，并控制周边他国的各类特征，且进一步尝试以距离加权前述控制变量的回归；分大洲、资源类型及年代重复前述回归；以人均数据替代总量做回归；因面板数据包含较多取值为0的样本，而以泊松回归替代最小二乘；用与市场化制度密切相关的政治风险指数做回归，等等。在以上绝大部分检验中，前述结果均保持显著。

文章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解释了以上实证结果，此处不再赘述。总之，文章在构建内容充足的数据库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认识：经济增长中，自然禀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外生”；制度可能因“资源诅咒”而堵塞财富创造的源泉，也可能因激励而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源流。当然，作者也承认此处内生性的问题可能未获完全解决；对相关问题，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文献来源: Arezki, Rabah,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d Frederik Toscani. "The shifting natural wealth of nations: the role of market orientation."Accep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