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承载着文明，传承着历史与文化，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中国为加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自2002年先后公布了三批，共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一级文物名单。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与再现，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本刊特以《国家宝藏》栏目系列，继上期继续推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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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大鼎
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市淳化县出土。
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千克。平沿方唇，上有两立耳，腹壁较直，与三足相对应。鼎耳外侧各铸两条相对夔龙，均以细雷纹填地。口沿下两两相对夔龙六条，中间隔一道短扉棱。夔龙卷尾、一足、圆目突起，张口卷唇。短棱似两条相对夔龙之鼻，形成饕餮纹，这一结合非常少见。其下设有牛首，牛的曲角翘起。鼎的三足呈柱足状，上粗中细，下转蹄形；上部浮雕兽面，怪兽曲角突出器外，巨耳利爪，列嘴似噬。
淳化大鼎更专业的称呼为兽面纹五耳鼎，是目前已知的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圆鼎。所谓五耳，是指口沿上的两耳和腰上的三耳。
一般的鼎，大多都有口沿耳，而腰部的三耳，仅淳化大鼎一件。
此外，鼎的三足，上下两端粗，中部细。从鼎足上，最早的商鼎，足上粗下细，西周中后期，渐渐流行起兽蹄足，上细下粗。淳化大鼎正处于这两种阶段之中，承上启下，意义重大。整体造型基本保持了商代晚期的胎壁宽厚，恢弘、凝重、壮阔风格，是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
现藏于陕西省淳化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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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
西周早期，1963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
尊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千克。口圆而外侈，器身较方，长颈，腹部微鼓，下部为高圈足，通体有四道镂空大扉棱装饰。口沿下饰蕉叶纹，扉棱置于叶中，叶面浮饰图案化云纹。顶部饰以蚕纹，腹饰饕餮纹。饕餮大眉悬翘，巨目咧嘴。圈足饰大饕餮面，通体上下以细云雷纹衬地。
何尊造型浑厚凝重、富丽华贵，为西周初期难得的艺术珍品。
何尊内侧底部铸有12行铭文、共122字（残损3字，现存119字），记载了西周初年周成王时的一段历史，是成王对一位姓何宗族的训诫和勉励。内容与《尚书?召浩》《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中的记载相吻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字样，是“中国”两字作为词组的首次出现，使何尊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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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石雕
西汉武帝茂陵旁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刻群。
今现存共16件，有人和动物造型的“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卧马”“伏虎”“野猪”“怪兽吃羊”“人与熊”“石人”“卧象”“蛙”“鱼（一对）”“蟾”等14件，石刻文字“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两通。
其中，马踏匈奴，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高168厘米，长190厘米。战马气势轩昂，威风凛凛；战败的匈奴倒在马下，垂死挣扎，生动展现了霍去病一生的赫赫战功。并与另外2件马的石雕，共同纪念了马在战争中的重大牺牲和贡献。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作品神情安祥宁静，健壮的体态成功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质朴敦厚，坚韧耐劳。人与熊，高277厘米，宽172厘米。采用大胆夸张的手法，缩小熊的比例，突出人的头部和粗壮有力的身躯和四肢，显示了人决心征服自然界任何天敌猛兽的坚强意志。怪兽吃羊，长274厘米，宽220厘米。简练的线条勾勒出怪兽的凶残贪婪，与羊的痛苦挣扎，给人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卧象，长180厘米，宽103厘米，高58厘米。为卧姿、前肢盘曲，象头向左侧微扭，表现出睡眼惺松的憨态，鼻子斜搭在左前足之上，顽皮可爱。伏虎，长200厘米，宽84厘米。全身刻有条纹，显示出皮毛丰满和斑斓色特点。尾粗壮有力，卷曲在背上。捕获猎物的造型，机警凶猛、咄咄逼人。野猪，长163厘米，宽62厘米。猪的双目锐利，尖嘴前伸，缩颈贴耳，显得顽劣又机警，拱身伏地，形象非常逼真。
茂陵石雕，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工艺雕凿与勾勒并用，相石拟形的构思，神全意足，是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的优秀典范。石雕题材多样、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
现藏于陕西茂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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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土“陶灶”
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此物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夹砂灰陶。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
河姆渡土“陶灶”属生活用炊具，整体设计合理，敞口火门，便于向内投掷柴火；内壁里的三支丁可稳定地支撑炊具。
陶灶的出土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十分罕见，它表明河姆渡人在炊具上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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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由波斯传教士景凈撰刻，吕秀岩（吕洞宾）书并题额，立于大秦寺院中。后来随着景教的没落，大秦寺院为佛教所用，景教碑埋入地下，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碑文正面刻有楷书32行，共1780个汉字和数10个叙利亚文，内容记载了唐代前中期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碑额上部有吉祥云环绕十字架，下部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下刻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名称，“大秦”指罗马。
清光绪年间，丹麦人何尔谟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后，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废除购买合约，但获准何尔谟带复制品回伦敦。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入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见证，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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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铜钟
原名为“景龙观钟”，因铸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今称之为“景云铜钟”或“景云钟”。
钟高247厘米，腹围486厘米，口径165厘米，重6吨。形上锐下侈，口为六角弧形，造型儒雅秀丽。钟周身铸有纹饰，从上至下分三层，成18格，有浮云、飞天、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等图案。钟顶端坐一蹲兽，唤作“蒲牢”。蒲牢相传为“龙生九子”之一，喜好音律，善于嘶鸣，作为洪钟提梁的兽钮，以助其鸣声远扬。钟表面有32枚凸出钟乳，扭转它们可将钟声从清澈调至浑厚。
唐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李旦巡游周至，夜宿行宫，梦见霞光满天，祥云缭绕，以为吉兆，遂下令铸钟以志。钟身正面的292个字的骈体铭文，就是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的珍贵书迹。景云钟铸工技巧娴熟，雕工精细，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钟声清晰宏亮，音质优美，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来自于这景云钟。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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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唐代，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
壶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腹长径11.1厘米、短径9厘米，壁厚0.12厘米，重549克，白银质地。仿游牧民族皮囊式水壶造型。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为壶重。
这款银壶造型别致、精湛工艺，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的舞马图，这是唐玄宗时有名的舞马形象。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舞马也称“蹀马”，是汉武帝时引进的被称作“天马”的大宛汗血马训练成的。从西汉到盛唐，汗血马展现了国威、军威，但这里却变为舞马，暗示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落。
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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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代，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
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杯体为角状形，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兽嘴处镶金，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后酒可从这儿流出。兽双角为杯柄。杯体材料为罕见珍贵的缠丝玛瑙，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色彩纯正。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依色取巧，随形雕刻，细微处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
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且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从我国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也常有这种酒具。而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这件器物正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宴饮方式的重要见证。
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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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代，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锡杖长1.96米，重2.39千克，通体金光闪烁，熠熠生辉。由杖身、杖首、杖顶三部分组成。杖身中空，呈圆柱形，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为四股双轮十二环，是佛教界最高权威象征，属佛祖释迦牟尼。錾有流云纹的银丝折成垂直相交的四股桃形轮，象征四谛：苦、集、灭、道。每股轮幅上套置三个满饰缠枝蔓草的扁圆锡环，共十二环，代表十二部经。杖顶是象征佛所在的两重莲台，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杖股侧有铭文，记录了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懿宗皇帝为迎送佛指舍利敕令工匠专门制作。
《锡杖经》云：迦叶佛为二股十二环，地藏菩萨为二股六环，释迦佛为四股十二环。这枚精美绝伦，工艺精巧的锡杖是佛门奇宝，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锡杖之王。此外，锡杖为唐懿宗所供奉，在研究密教法器及李唐王朝与密教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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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宝函
唐代，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宝函由八层构成，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此宝层层相套，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供奉舍利的地方。
佛门传说，释迦牟尼涅盘时，身生三昧真火，烧此无量功德积聚之身，七日始尽，留下八斛四斗晶莹光泽坚固不坏的舍利让众生供养，种下得道因缘。二百年后，称霸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为弘扬佛法，把舍利分载于八万四千个宝函，由僧众分送世界各地。第一枚舍利就安置在唐懿宗所赐、用红锦袋盛装的八重宝函内。
宝函和金塔，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精雕细琢、世所罕见，其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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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浮屠
唐代，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铜浮屠又称鎏金浮屠，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四角正方形亭为单层阁式，分塔基、塔身、塔剎三部分，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垄，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塔剎，由剎座、剎身、剎顶和剎杆组成，剎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此银棺的棺盖内。
浮屠亦作浮图，在中国指佛教建筑形式的“佛塔”，源于印度。铜浮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中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今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珍宝阁，就是仿照鎏金铜浮屠的式样建造的。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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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
方案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千克，是古人所用小桌，周身饰错金银花纹，漆制案面已朽。底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整体造型动静结合，姿态优美。
器物整体由陶范铸造铸成零件，共使用了186块陶范，经多次铸焊接（40个铸接点、60个焊接点）而成，整体结构繁复适称，工艺精湛。采用战国时期流行的错金银工艺，细腻精美，金银光泽，熠熠生辉。这件铜方案体现了鲜虞族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智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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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
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为奉祀宗庙的礼器。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内容记述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鼎为战国第五代君王厝所制。
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刀法熟练，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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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金缕玉衣
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出土。
衣通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千克。玉衣的外观和男子体型一样，宽肩阔胸，腹部突鼓，四肢粗壮。腹下有男性生殖器罩盒。头部有高高隆起的鼻子，三个狭窄的缝隙代表双眼和嘴。玉衣分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部分。所用玉片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和多边形，用金丝编缀，玉片为岫岩玉。与玉衣相伴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和18件殓尸用玉璧，组成了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敛服，文献中又称为“玉匣”“玉柙”等，从先秦时期“缀玉衣服”发展而来。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而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西汉诸侯王，却是“金缕玉衣”，这说明东汉时期才确立了等级分明的缕线玉衣使用制度。
金缕玉衣从玉片的锯片、钻孔、抛光、金丝的拔制及玉衣的整体编缀，都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制作工艺。它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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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宫灯
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出土。
灯通高48厘米，人物高44.5厘米，重15.85千克，通体鎏金，灿烂华丽。造型为一个跪坐着的双手执灯宫女。整体分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别铸造，再组合而成。宫女体中是空的，头部和右臂可拆卸。宫女的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以手袖作为排烟炱的管道。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灯罩由两块孤形的瓦状铜板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槽中，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有烟无尘，设计巧妙，体现了古人的智慧。灯上有九处刻铭，共计65字，其中“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
长信宫灯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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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屏风构件5件
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朱雀屏风铜顶饰，通高26.4厘米，双翅距24.5厘米，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昂首展翅，立于方座之上，通体鎏金，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用来插雉鸡羽毛。朱雀是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4厘米，两面兽形，造型一致。兽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
蛇纹屏风铜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此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
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