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封死囚遗书背后的故事

尽管每当遇到恶性案件，要求判处罪犯死刑的言论就会充斥网络空间，但实际上在过去十余年，《刑法》经多次修正后，中国的死刑罪名已经由68种减少到了46种。而据美国对话基金会报告称，在国际上反对死刑趋势的影响下，中国近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在中国，主张彻底废除死刑或许仍存争议，但适用死刑坚持“少杀、慎杀”原则已然渐成各界共识，中国的最高法院更是不止一次强调：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死刑罪名还会继续减少，被判死刑的人数同样会继续减少，少杀、慎杀直至不杀应当是死刑在中国的运行轨迹。二十余年前，在重庆的一个看守所里，曾有一批被判死刑的囚犯。不幸的是，他们走在了“少杀、慎杀直至不杀”之前；幸运的是，当年有人记录下了他们最后的遗言。

“哥子，明天上路的人是我，你又在紧张什么呢？”19岁的艾强（化名）突然笑了。过了这晚，他会被执行枪决。

20年后，有关这个年轻人的记忆，在欢镜听脑中苏醒了。“如此近距离地看一条年轻的生命如同蛇钻洞般消失，谁又能不害怕呢？”欢镜听泯了口茶，像是重新置身于那个久远的场景中。他如今的办公室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文化馆，午后的阳光晒得人发烫。欢镜听把自己隐在阴影中，如同20年前在那个幽暗的牢房中。彼时，他的任务是帮对方写一封遗书。

欢镜听这辈子写过130封遗书。

1994年，欢镜听在家乡江津成为一名乡镇企业家，事业风生水起。（受访者供图）

由于给公司做了四万元假账，1996年，本是乡镇企业老总的他锒铛入狱，被判了两年，妻子也因此和他离了婚。尚未从一连串打击中缓过神来，欢镜听就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死囚们代写遗书。经济犯，过去有些荣誉，再加上刑期短成为他被选中的理由。与任务随之而来的，还有可以暂时走出牢门的自由。

此前有监管民警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有时，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通常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替死囚写遗书，在欢镜听所在的看守所是个惯例。欢镜听觉得这事晦气，不愿意去，但又不得不去，“这是改造任务，强制的。你做得好，就很好；做不好，日子就会很难过。”

艾强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那天晚上七点左右，天光逐渐变弱。当钥匙转动在锁孔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瞬间抬起了头，艾强也不例外。

欢镜听的恐惧从一进门就开始蔓延。他先是取了一床蓝色的铺盖，放在自己与艾强中间当桌子。这个距离不能远，远了听不清；但也不能过近，因为钢笔头属尖锐物体，万一被对方寻到缝隙，第二天的尸体可能就要再加一具。他小心衡量着两人间的距离，盘腿坐下，强装镇定地掏出稿纸。然而刚旋开笔盖，漆黑的墨点就在纸上乱飞，一下笔，稿纸被划破了好几张。与之相比，戴着土铐的艾强倒显得极为平静。

第一个死囚

这种平静是他在等待判决的一年多里慢慢学到的。

大多一审被判死刑的囚犯们，在等待高院复审的过程中，为了彻底在精神上麻痹自己，往往会互相鼓励，表现得豪气冲天、视死如归。用他们自己的话讲，“真的到了上路那一天，不要给兄弟们留下一个草包的印象”。艾强也是如此，微笑以一种诡异的速度溶解掉他脸上的僵硬，“我们这种人，判刑就像参加工作，枪毙就像睡着。”

1996年，艾强随母亲从宜宾的一个小镇来到江津，租下了一个紧挨长江的店面，专做四川家常菜。生意日渐红火，日子也安静地流淌，如同身旁的长江水。但这一切在1996年7月3日中午，饭店里来了一男一女后戛然而止。

后来在狱中，艾强对他的“陪号”说起此事，把这两个人比喻成地狱中的黑白无常，专程为他指一条直达阴司的不归路。

艾强母亲当年的饭店旧址。如今这条街道是江津市中心最繁华的几条街道之一。（徐牧心 摄）

在这对男女的对话中，反复提到一个叫“滨江路”的地方。而每次提起，女子眉宇间总会流露出的暧昧神情，都让一旁那个十九岁的外乡少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当天晚上，艾强洗净了身上的油烟味，向母亲告假去滨江路转转。临出门前，他鬼使神差地拿起一把剔骨刀，揣在口袋里。

饭店出门左拐，穿过一条繁荣的街道，就是滨江路。真正来到这里，艾强才理解了那一对男女的暧昧神情——这里多得是穿着暴露、身材曼妙的“流莺”，她们走来走去，敏锐地捕捉着那些无所事事、看上去有些闲钱的男人。

艾强被其中一只“流莺”看中了。

案发地滨江路。（徐牧心 摄）

事情之后的发展已经不由得他控制。在香水味的包裹中，艾强摸遍全身上下的口袋，终于窘迫地掏出五块钱。流莺不可置信地看了他半天，“我早先以为你是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他妈一条干滚龙（无赖）”，然后愤而离开。

艾强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像没头苍蝇般跌跌撞撞地走着，迷失在望不到尽头的滨江路上。发现不对劲时，他已经站在江津大西门环城公路上了，右边是当时的四川省果树研究所（今重庆市果树研究所）。夜色下，一辆人力三轮车吱呀着驶来，艾强扫了一眼，车里坐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拿着手提电话，夹着公文包。

“干滚龙”就这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和“大老板”狭路相逢了。

一瞬间，艾强想起了流莺嘲讽他的话。在无可发泄的欲望和愤怒裹挟下，这个19岁年轻人歹念顿生，他牢牢握住口袋里的剔骨刀，朝车上的男人连刺四刀，后者当场死亡。

温热的血洒在果树研究所门口，倒下的那个人，就是这里的所长。

“哥子，我感谢你”

早在欢镜听还是自由身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件轰动江津的案子。

彼时正值“严打”。据公开资料显示，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曾透露，1997年修订刑法典前，我国刑法立法中死刑罪名多达71个。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被从严从重从快处以极刑的犯人。（萧云集 摄）

事发后第三天，江津市公安局将艾强抓捕归案。1997年1月14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575号刑事判决，认定艾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1997年7月22日，事发一年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核字（1997）第196号刑事裁定书，核准了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决定对艾强执行死刑。

实际上，四川省高院的裁定书并非在案发地江津宣布的。大凡在江津市看守所（今重庆市江津区看守所）关押的死刑犯，只要突然将其调换地方，转到重庆市看守所时。他们就心知肚明——该上路了。

然而直到晚饭时分，欢镜听颤抖的手还是没能把日期写完。于是他干脆搁笔，给艾强递了根烟，希望可以借此缓解牢房内的压抑气息。艾强突然激动了起来，他似乎忘记了手脚上的镣铐，只是试图抬起手臂，并连声说道：“哥子，我感谢你。”

欢镜听后来得知，死牢里总会流传些迷信的说法：比如某死囚在上刑场前，如果有人无意中送了他一包香烟的话，意味着他将很快投胎转世。烟越高档，投胎的人家就越殷实。与香烟相似的说法还有“一双青布鞋”。在江津，办白事时要为逝者穿上一身青布做的寿衣寿鞋，如果哪位死囚有幸穿着青布鞋走上刑场，说明他来生路或许会平坦一点。

或许是那根烟起了作用，艾强一气呵成地讲了他行凶的过程，并把遗言留给了母亲：

妈妈，亲爱的妈妈：

明天，我就要走上刑场，去接受法律最严厉的惩罚了。听其他人说，死刑将在明天上午执行，这样说来，等我看到正午的太阳前，地狱的大门就已打开了......但是妈妈，希望您尽快忘掉您这个无知的儿子，永别了。

欢镜听至今不知道自己写过的遗书中，有多少封寄了出去。据他透露，这些遗书会先送到管教干部手中，经检查确认没有敏感信息后，再决定要不要寄出。实际上，这些遗书是不具备法律意义的。根据《继承法》规定，代写的遗书需要本人、代写人和见证人共同签字，但是死囚手上有土铐（一种8字形手铐），根本签不了字。

说完遗言，艾强豪气干云地表示，自己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接着，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牢房里唯一一扇窗户——每一个死囚都对这扇窗户格外敏感，虽然对他们而言，剩余的生命只是多一个小时和少一个小时的区别，但所有人都希望，天亮得晚一点——身上那股子勇气顿时垮了下来，“二十年后，是不是该那位白所长提刀来杀我了？”他压低了声音问欢镜听。

离开时，欢镜听按照惯例对他鞠了一躬，说了一句“一路顺风”。这四个字，去掉因忌讳而强加的粉饰后，其实就是“一枪毙命”。

这很好理解，毕竟多开一枪就是多遭一次罪。“我这句话是真心实意的，”欢镜听记得，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眼睛会亮起来；还有些会红了眼圈，“这时我就知道，我这句话给他，给他身边的人，至少还是起到了一些安慰作用的。”

最后这顿晚餐，艾强要了一碗酸菜鱼。死囚不能接触任何硬物，连鱼刺都不行。他身旁的陪号用筷子一根根地将刺挑出来。陪号都是五大三粗的男人，手脚不利索，一块鱼肉挑下来，鲜美的汤水都没了，只剩下零碎的鱼肉。艾强嚼着这块没什么味道的鱼肉，哭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艾强被摘下戒具，送上刑场。

若干年后，导演柯枫辗转联系到欢镜听，以他的故事为蓝本，拍了一部名叫《八佰棒》的电影。名字取自四川传说，指的是人来世间走一遭，倘若没经历过恋爱、结婚、生育就死了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死后还要被打上八百棒，此外，非正常死亡的人也要挨上这八百棒。这部电影早先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鹿回头》，但欢镜听不同意这个名字，“当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上刑场时，你就知道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头了。”

由柯枫执导的电影《八佰棒》于2008年在西班牙上映，并入围第56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网络图）

等不来改判的抢劫犯

并非所有进过死牢的人都会被押往刑场。在欢镜听的记忆中，一年内，至少会有几个死刑犯，等来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裁决书。

通常情况下，“改判”即改为死缓。中国的“死缓”刑事政策要追溯到1951年。彼时，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送审的会议决议中专有批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直到2011年5月24日，最高院发布2010年年度工作报告称最高院在审理死刑复核案件时，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般情况下，两年后死缓犯人便能被改判为无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缓”是一个几乎千载难逢的生机。

除了自认罪大恶极，申诉无望的死囚外，所有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在等待改判。在那个互称“同志”的年代，囚犯们发明了一种新词，即“同改”，共同改造的意思。强烈的求生欲望，总能让他们臆测出很多种好兆头：牢外有鸟叫声，是喜鹊报喜；阳光照在脚上，是把生路照亮；蚂蚁钻进了鞋子里，是活物进了家门，时来运转，好日子在后面。

“王同改”王毅（化名）就曾经对此坚信不疑。

因“持械入室抢劫，致人重伤”，王毅被判处死刑。这个平日不学无术的抢劫犯，进了牢房后，对文字变得特别敏感。他对着刑法，逐条研究自己的犯罪过程。临行前一晚，王毅当着欢镜听的面，把判决书上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

“我们没有必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死囚们的垂死挣扎，毕竟活下去，是动物界每一种生命的本能。”欢镜听事后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与王毅一同关押的死囚，入狱前是个毒贩。每年6月26日的国际禁毒日，毒贩们最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按照惯例，每到这个日子前，总会集中对一部分毒贩执行死刑。而如果过了禁毒日，还没人来叫自己的话，被判了死刑的毒贩就稍稍放下了心。

王毅进死牢时，正是6月前夕。

在看守所内，毒贩们并不像其他犯人一样被称为同改，而是根据国际禁毒日的日期被称为“六二六”。（东方IC图）

某个下午，死牢门“哗”地打开了。囚犯们心里清楚，当钥匙撞在大门上时，只会带来两种宣判，要么改判移交监狱，要么真真正正地上路。死刑是安静的，但改判却可以传遍整座看守所——当消息传来，隔着牢门，犯人们也可以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嚎哭。每到这时，各个监舍的铁窗口会立刻挤满脑袋。

王毅目送着毒贩被抬出牢门，回过神时，发现自己也浸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原地坐了没多久，突然听见了一阵抑制不住的哭声，哭声一直响到自己的牢门口。他再抬头时，发现那名毒贩的镣铐已经被取下来了。“改判了”“一辈子做牛做马，再也不卖什么药了”，毒贩嚎哭着，身子不住地颤抖，他身后的武警们也露出了笑容。

此时，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出去以后，好好做人”。然而据欢镜听所知，出狱后，绝大部分人仍会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导致“二进宫”，甚至“三进宫”。但或许是这种死里逃生的经历太过刻骨铭心，他们往往拿捏尺度，再也不会犯足以致死的罪。

毒贩的改判让王毅觉得自己活下去的概率大了几分。那之后，“小桥流水”的乡村生活成为他每天与陪号闲聊的话题。他设想着，出去后，找一块地，种一辈子田，邀请两名陪号来山涧下的家里喝碗茶……

然而死亡的日子来得比想象中快。

在牢房里呆了两个多月后，王毅被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在这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他宣读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77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执行死刑。

欢镜听见到王毅的时候，后者仍旧维持着被人抬进死牢时的姿势——上半身无力地靠着墙壁，失神的双眼蓄满眼泪，不断地低声呢喃：“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王毅没有留下遗书，他不知道要写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寄给谁。或许是被这种绝望的氛围感染，欢镜听自作主张地为他写了封“遗书”。他在王毅的布鞋掌中写下“今生虽作恶，来世变好人。”

次日，王毅踩着那十个字走上了刑场。

“人的本能就像魔鬼一样”

并非所有死囚都如艾强般平静，或如王毅般沉默。“有时候人的本能就像魔鬼一样。”欢镜听叹了口气，他想到了一个叫任飞（化名）的死囚。

见到任飞时，欢镜听按照惯例给了他一包香烟——自从得知这种习俗后，每次走进死牢时，欢镜听都自掏腰包，给他们买包烟。后来再谈论此事，总有人把他的这一行为上升到人道主义高度。但在欢镜听看来，他这样做，固然有对他人故事的好奇，但更多是为了早点完成改造任务，以期获得减刑。

任飞接过香烟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激动。欢镜听找不到话头，只好陪着他点上了烟。

“哥子，你没必要陪我抽烟，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在后来的回忆中，欢镜听记得任飞给他的第一印象，“那个小伙子应该是个细心温柔的人”。但很快，他就不这样认为了。

木子（化名）：

你害死了我。记住，老子变成鬼都要缠你，不但要缠你，还要缠你全家人！

你的鬼丈夫 任飞

欢镜听听着任飞一字一句念出遗书内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抑着愤怒，一遍遍向任飞确认，得到的却是后者红着双眼的低吼：“就这么写，一个字都不许改。”

任飞的判决书上记录着他的作案过程：1995年9月8日晚十许，任飞带着一瓶硫酸将自己的前妻木子骗到某学校操场上，趁其不备朝她的面部和身上泼去。后来经法医鉴定，木子全身烧伤总面积达百分之三十，面，颈部大面积疤痕，颈部活动严重受碍，面部受损严重，属重伤。

这场悲剧的起源，只是因为新娘初夜时没有落红。讽刺的是，这个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本身就充当了另一个家庭的第三者。

任飞是湖北云梦县人，到重庆一家美发学校进修，授课的是校长本人——一个风韵犹存的成熟女人。来自于小县城的年轻男孩，突然遇到一个符合他所有性幻想的异性，“纯粹的肉体关系很容易上升到了感情高度。”

或许由于青涩的男孩无法满足一个身经百战的女人。几晌贪欢后，校长再没找过任飞，但任飞已经不想回到湖北老家了，他想在重庆扎下根来。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找个重庆妹子结婚，木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陷入一场通往毁灭的婚姻中。

新婚伊始，尽管和木子如胶似漆，但任飞始终没能跟校长断了联系。校长病重住院，他前去探望过。病床前，任飞拉着校长的手，不觉间话题就说到了自己的妻子。得知新娘子初夜没有见红时，校长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开导”任飞：“像你这样从山区农村出来的娃儿都开过荤了，她一个城市里头长大的女娃儿，哪有可能是闷罐鸡（处女）？”

任飞“恍然大悟”，自此夫妻反目，家暴频发。很快，木子提出离婚。自知复婚无望却放不下这口气的任飞，把一瓶硫酸带在了身上。

和提及发妻时的咬牙切齿不同，直到晨光像丧钟一样准时降临监狱，任飞都始终牵挂着那位校长。临刑前，任飞给了欢镜听一个电话号码，恳求他给校长带句话：“祝你以后的人生幸福美满。”

出狱之后

1998年4月5日，欢镜听出狱了。由于给死囚写遗书的任务完成得好，他的刑期由两年减为一年半。

出狱后，他先是拨通了那位校长的电话。对方沉默地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对话：“他龟儿子是一个憨包鸡娃。”这句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人是个傻子，把本来玩儿的事情当成了真。

欢镜听出狱几年后，“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呼声愈发高涨。2006年10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31日表决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中国最高法院行使。据《华商晨报》报道，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透露，“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近年来，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更是从法学界走入了民间。

但这一切对欢镜听来说并不重要了，那些和死囚有关的故事像是上辈子的事，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原本位于市中心的看守所在两年前搬迁到了郊区，原址则立起了高楼。（徐牧心 摄）

在他生活的这座小城，从郊区打车到市中心不到20块钱，几乎每走过一条街道都会碰上一个熟人。就在上个月经过江津老城区时，欢镜听还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见了面，欢镜听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男人就自我介绍起来，说当年是x号房间的犯人，曾以“陪号”的身份进过死牢。出狱之后则做了点小生意，过着平静的生活。

欢镜听只是和男人寒暄了几句，继续奔赴下一条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