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介入中国台湾的来龙去脉（下）
随着美国与原苏联斗争的剧烈，及当时中国内战局势明朗化，美国逐渐形成了一个“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决策；这期间，充满了美国式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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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战略价值作一个全面评估，同时，让当时驻菲参赞奉调回国途径日本时，征询一下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意见。
他们的意见几近一致；他们都认为中国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是，一旦中国大陆易手后，美国即失去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澎列岛地位突出，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航道；
二是，如果为“不友好的”力量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可以利用它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
三是，当时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
美国人据于以上价值，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这一结论。
美国为保自己对中国台湾不失去控制，开始在分离台湾上大做文章。
1949年1月25日，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巴特沃思在致时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的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假设意外之外的事果真发生了，而中国人是有办法妥协的——如果你接到指示要你说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任何安排脱离关系，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请不要感到惊奇。”
最终，以此件信中心思想为基本框架，几经补充后，在1949年3月初由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签署批准，在蒋介石12月溃退至台湾前，成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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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来台。
1948年9月开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始涌向台湾，时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一再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称“委员长”及其政府主要部分如果迁台，必将危及台湾的“和平与安全”；为此，美国当时的做法是尽可能地阻止蒋以台湾为最后据点。
1948年11月，克伦茨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在取得美国1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心理上”的支持条件下，他可以实现台湾“自治”，并说服蒋不来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把魏道明撤换掉，将亲信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并开始将巨额的黄金、外汇和军火等运到台湾；此时尽管克伦茨认为“陈诚是会对委员长请跟到底的少数将领之一，因此我不相信能够把台湾交给一个把委员长排除在外的中国政府。”，但依然希望能够争取到陈诚按美国政府意图办事。
当时，陈诚为争取美援，也曾向美国表示赞同成立台湾“自治政府”，还表示蒋不会复出（时李宗仁为临时总统），如大陆成为“联合政府”，他一定不让政府插手台湾，等等；但很快美国感到不对，陈诚不是他们要找的人。陈诚后来对美国人表示，自己追随“委员长”20年，不可能拒绝蒋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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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台湾培植取代蒋的势力。
在蒋介石来台之前，美国属意于孙立人；经美国一番运作后，蒋在老家溪口也召见了孙，请他回台湾后好好训练军队，然而，这之后，台湾的军政大权反而更加集中到陈诚手中，并大力加强了陈诚在台湾的地位。
美国另一个属意人是吴国桢；上海解放前吴为上海市长，早年留学于美国，一直与美国政要关系密切。
这两个美国属意的人，在蒋到台后，都不能见容于蒋，吴国桢被迫于1955年辞职，最后流亡美国；孙立人于1955年以“匪谋”同谋嫌疑被在家中“软禁”。
与此同时，美国驻上海、广州及香港的使领馆与各种名目不一的“台独”分子保持联系；通过与这些人接触后，美国人得出“没有新的证据表明当地主张独立的团体在人数、组织、武装和领导方面足以击败（在台湾的）驻军而建立反共亲美的台湾当地人的政府。”这一结论，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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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再次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麦克德莫特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
在察觉到美国的阴谋后，1949年3月，刚去职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着重指出，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政府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并特别指出，自1941年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就已经失效，从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战争爆发，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航母编队驶入台湾海峡；其后，美国又重新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且，这一论点后来正式写入对日和约中去，而蒋介石也被迫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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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将经济援助重点转移到台湾，意欲加强对台湾的控制。
1949年3月，美国政府向国会提出延长《1948年援华法》，并提出一项修正案，即大量削减对大陆的经济援助，而大比例地增加给台湾的援助；之前的同年2月，美国派出原驻华公使默钱特到台“监督”美国在台各项工作。
当时，美国的做法，现在看来，很有些意思。
一方面，美国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通；
另一方面，美国的克拉克代办随孙科政府到广州，一面继续持续与蒋的关系，一面又与反蒋分子进行接触；
再一方面，又派出原驻华公使默钱特到台湾，为分离台湾做准备。
狡兔三窟，也不过如此。
1949年5月底，随着蒋介石到达台湾台北后，美国人只得继续同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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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50年6月份前，美国几乎决定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即台湾问题，也即从“中国内战”中抽身；然而，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致使美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战略误判——在长达近20年时间里，无视占地球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存在。
直至1972年2月，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下专机，即边与周恩来总理握手，边说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同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写道，“美国认识到，以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与中国台湾地区实现“断交、废约、撤军”。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至此，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处理上，才基本上“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