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被人形容“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她却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张允和，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著名“合肥张家四姊妹”中的“二姐”，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的夫人。当初沈从文来苏州拜访妹妹兆和，兆和上图书馆避而不见，是允和说服了她，两人才开始进一步接触。
张家姊妹及夫婿孩子的合照
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后迁至苏州。张冀牖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及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长，但男中未能持久，他全力办好女校。
乐益女子中学
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留下4个女儿、5个儿子。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生有3个孩子，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这样，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这姐弟10人虽然同父异母，却感情极深，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母亲。
张家十姊妹
十姐弟原有“小名”，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则叫“大狗”“二狗”……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和”字：和美、和谐、和平、和睦。所以虽然“毛（猫）狗同‘笼’”，却从不争吵，相处得好极了——张寰和说这是二姐允和总结的。
父亲和六个弟弟
1909年阴历6月初9，合肥张家小二毛（张允和）出生。
张允和出生时脐带紧紧绕脖子三圈，窒息太久的她小脸都是紫的。婴儿落地时本应哭闹，试过十几种方法，小二毛仍旧一声不吭。
老祖母坐镇产房，一位抽水烟的胖女人提议用水烟喷，一百袋水烟喷出，仍不见反应，信佛的老祖母坚持让胖女人喷够一百零八袋，因为老人家手里的佛珠有一百零八颗。
水烟
八袋水烟喷完，小二毛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张允和这样写她的出生“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了。”
小二毛从小身体不好，受爸爸和大大（张家姐妹对母亲陆英的别称）特别关爱，张允和所著《最后的闺秀》中说道“我总觉得爸爸在儿女中最喜欢我。……爸爸一出门，喜欢捎带着我，他一上车，交起腿来向后坐，留下前面的地方说‘小二毛，来！’……”
父亲和小毛头
张允和幼时习昆曲，姊妹们都喜欢杜丽娘，允和却独爱关公，因为关公讲义气，颇具男孩子气的二小姐被人说成弱柳扶风的林黛玉还不开心，因为她不喜欢文文弱弱，她喜欢有侠义心肠的人。
张家姐妹读书下棋的休闲活动
张允和小时候很调皮，她教四妹张充和念书识字，还帮四妹改名为王觉悟，希望她一觉睡醒就觉悟了。
改完后，她觉得还用红线把王觉悟三个字缝在书包上，名改了，姓也改了。后来充和问她，什么是觉悟？她支支吾吾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居然正经地回答道，“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拯救中国。”
1922年摄于寿宁弄8号，家里专门为三姐妹置办了舞蹈的练功衣和软底鞋，兆和嫌自己照得丑，把脸部抠去了
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她参加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演出，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冒雨去古城门、火车站等等地方募捐，布鞋湿了，衣服也湿了，她却还是很高兴。因为募捐竹筒里满当当的。第二天报纸上公布捐款消息时，乐益女中还是第一名。
1924年，允和在乐益女中，左起：允和、凌海霞（舍监）、胡馥雯（表婶）、元和
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妹妹同为乐益女中的学生，十六岁的张允和去同学家玩耍便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
从十六岁到十九岁，周有光一直喜欢着张允和，而张允和却东躲西藏、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周有光的出击都没有得逞，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1927年允和（右）与中国公学的同学章以仁（左）
周有光回忆：“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1929年中国公学读书的兆和（左一）和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允和（前蹲左）与众好友的合影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
父亲张冀牖忙于乐益女中的建设和教学，他对儿女的婚事和恋爱很开明，图为乐益学生在春游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1932年春，张允和在杭州六和塔下，是“恋爱中的周有光第一次为我拍照片”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还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
张允和
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1930年，张允和在上海南翔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结婚照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婚礼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举行。来的客人不少，仪式西化而简朴，张允和成为兄妹10人中第一个结婚的人。
结婚时的照片
两人的婚礼很简朴，只花了400多元，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100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102客。一个14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四妹充和唱了昆曲里的《佳期》，顾传玠吹笛子，两人大学的老师哲学家李石岑主持婚礼。
俩人夫妻感情很好，恩爱有加
周有光的岳父张冀牖在钱财上并不精细，恰好在周有光和张允和成婚前，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冀牖账上还有20000元存款被他遗忘。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张冀牖很高兴，给了张允和2000元作为“嫁妆”。
夫妇两人便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出国留学，他们都渴望去美国，但这些钱显然不够，五个月后，夫妇俩踏上了日本留学的旅程。
张允和攻读日本文学；周有光选择了经济学。那时他对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日本教授河上肇非常入迷，遂报考河上肇所在的京都帝国大学，希望拜他为师。河上肇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很早就被引入中国。
张允和
但周有光不知道，由于日本政府深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扩散，河上肇已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辞职，继而被捕入狱。留学日本失去了原来所追求的意义：“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
不久，张允和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不提前回国。周有光则继续留在日本学习。1934年4月30日，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那天，允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周晓平，后来又生下了女儿周小禾。
1935年，晓平周岁，与张允和在苏州乌鹊巷
张允和调侃自己：“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京都帝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虽然严格，管理方式却十分宽松，提倡自读自修。由于京都帝国大学还不承认中国的同等学力，周有光读的还是大学课程。如此过了一年，更觉意义不大，最终决定提前回国。
周有光
1935年，周有光回到上海，继续在光华大学教学，而张允和则到实验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有光进入自己最初选择的金融领域，到陈光甫任总经理的江苏银行兼职。
张允和
这时候，周有光因为工作的关系，总不能陪伴在她身边，她既要主持家里，又要带孩子，一个人生活非常辛苦。她回了合肥老家，周有光则因工作调动，同时暂居于多个城市。
张允和和周有光，拥有良好亲密关系的人都在生活中都是非常平和快乐的
抗战前夕，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被捕，其中6位关在苏州监狱，允和先生不顾危险前去探监，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还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点”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来苏州探监，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里。她说，直到君子们获得释放，“我才觉得尽了一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天职”。
婚后初为人母的张允和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与周有光辗转逃到四川，女儿小禾患了盲肠炎，四下里找不到合适的药，连医院也找不到。等她把女儿弄进医院时，已经拖延了三天，小禾在她的照顾下，活生生地在疼痛中熬了两个月，终究还是去世了。
那时，四妹张充和见证了整个不幸的过程，她二姐麻木了，有时候只是尖叫着再也受不了了，而她只好赶紧出去大口地抽烟，以缓解精神痛。
允和所受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她在四川时，父亲去世了。四五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亲人去世，趁火打劫，保姆也病死，还有人将他们一行人迷晕了，再入室盗窃。
1937年四川南部发生饥荒，照片上的两名男子抬着一具饿殍，抬尸的人也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川民不幸，因旱灾肆虐，草根树皮食尽，因争水而酿成人命，甚至盗尸为粮，举家自尽，处处可见
张允和带着儿子迁回成都后，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而小禾的一块小手绢则始终留在她的身边，那是未及6岁便离开人世的小女儿唯一的遗物。
周有光对充和说：“要是晓平再有个三长两短，你二姐恐怕……”充和也说：“不止是我二姐无法活下去，徐闻老太太也经不起这打击，耀平（周有光）自己怕也支撑不下去，这个家不就完了吗？”
四川被日军炮弹摧毁的房子
暂居成都时，抗战时期少医少药，张允和不忍看见百姓受难，凭着一点卫生常识开始无证经营。她给乡民们开药，给小孩子们种牛痘，开刀挤疖子，她还给人打针，甚至还给人接生孩子，有个产妇生不下来，她三下五除二，难产变成了顺产，人家感激她让孩子认她做干妈。
张允和在救人的行当越做越上瘾了，直到有一个护士斥责她：“你是要是一针下去把人给戳死了怎么办？”允和才金盆洗手。
1945年允和与四妹充和在四川华西坝上
1947年张允和在美国纽约美术馆
1947年3月，周有光、张允和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草地上
周有光与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城(1948)
1948年，英国剑桥大学留下了周有光、张允和这两位中国学者的身影
解放后，由于元和等几位姐弟旅居国外，与他们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国内她是最年长的，和国外的联系由她一人负责，有什么事由她承担。从“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人敢与他们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吃饭！
张允和，外柔内刚的女汉子
张允和因陷入“三反运动”早早下了岗，她索性回归了家庭，打理家事，悉心照料一家老小，让周有光后顾无忧，安心钻研汉语言事业。
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日常
到了60年代，夫妇两一个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虎”。但允和回忆说：“‘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周有光与张允和
文革中，周有光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儿子、儿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允和先生带着小孙女留守北京。她曾说：“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
文革十年，张允和独自在京照顾小孙女，还与人斗智斗勇，想方设法给乡下患眼疾的丈夫坚持送药。
周有光被下放到西北时，曾经给张允和写过信，说这场运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自己也望不到归期，怕拖累她，言下之意让她放弃他，但允和只是回信说，我会给你寄巧克力和药，文革中夫妻感情好的因为有很深的牵挂，求生意志力会很强不会轻生
1984年，丈夫平反后分到的屋子不过五十平方米，但她和他一样知足常乐，“心宽室自大”。
两人太有爱了，张允和回忆她与周有光在上海第一次握手，她说：“当我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我就把心交给了他。”
晚年张允和潜心研究昆曲和编辑杂志《水》，为了使《水》能长流不息，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她86岁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
86岁的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杂志”的“最老的主编”，张家4女6男，70年前，这些水做的女儿们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开始筹划办自己的《水》杂志，与兄弟们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后《水》实力日渐雄厚，《九如巷》的成员们也被拉拢了过来。《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大家都踊跃为它投稿，并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
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水》在停刊近60年居然又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允和先生。1995年10月28日，她给所有的姐弟们发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
允和在《水》上的文章《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顽固相恋的种种细节，时间跨度近50年。有一篇记叙令人难以忘怀，1969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凌乱得难以下脚的屋中，70岁的沈从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还喃喃着“这是三姐（张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水》记录了这个家族非常难得的史料。
除了办《水》，允和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后来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
《西厢记·寄柬》，左起梁寿萱饰红娘，张允和饰琴童，姜宗褆饰张生
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年老的张允和依然很爱美，四妹张充和说，“80岁的她，每天仔细地梳妆，仔细地穿戴，一定要90岁的他，来评价好不好看，美不美丽。”
有一次记者采访，张允和撒娇着说周有光今年没给她准备生日礼物，周有光把桌上的维他命递给她几片，她马上乐呵呵地接过来说：“维他命，维他命，他要维持我的生命。”
恩爱白头的爱侣，这狗粮真是滴出蜜了
周有光回忆张允和：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
张允和喜欢紫色，多子多福多孙多寿
八十九岁的张允和与九十二岁的周有光合影，“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
这两人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就很美好很恩爱
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张允和
8月24日，家人与亲友将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她的确如同一片飘然而去的枫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优雅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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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就将书房里的两椅一几换成了一个沙发，到了晚上，他就直接蜷缩在沙发上入睡，不再回到卧室去。至爱已去，独留他在人间空思念。
下期推文是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兆和与张充和，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