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安妮·博林趁着自己正被亨利八世当作心头肉，在不经意间表露出对沃尔西办事不力的看法。急火攻心的亨利八世一方面对于一向办事可靠放心的沃尔西搞不定离婚这事，越来越恼火，另一方面也因为安妮的影响对沃尔西看法大变，打算找人取而代之。

诺福克公爵和托马斯·博林可不打算放过沃尔西，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抛出了在手中捏了很久的沃尔西的黑材料。

安妮·博林早已物色好一个人选，就是沃尔西身边的得力助手：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自己也有心仪的人选，是亨利八世和沃尔西共同的一位好友托马斯·莫尔。这两位在英国历史上都是鼎鼎大名，前者是英国宗教改革最关键的人物，也是宗教改革的实际掌舵人，后者则是宗教改革最著名的反对者，以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以及“羊吃人”的论断而为中国人所知，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先行探索者。

最终，国王的意见占了上风，莫尔取代了沃尔西成为大法官，而沃尔西受到犯了“王权侵害罪”的指控，被传唤到高等法院受审。1529年11月，亨利八世召开国会，顺利地通过了剥夺沃尔西公民权和财产的法令。沃尔西立即屈服，他交出了财产，放弃了几乎全部僧俗官职，于一年后因叛逆罪被砍头。

沃尔西死后，他搜刮的钱财统统收归国库，那个金碧辉煌的汉普顿宫也被亨利八世笑纳了，沃尔西整个当了一把免费的开发商，正如中国那位富可敌国的贪官和珅被抄家后，留下“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

由于政治课教育的关系，中国人给托马斯·莫尔打的标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莫尔以知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而著称。

理解什么是人文主义，只需要回忆前手机业巨头诺基亚的广告词：

科技以人为本！

这就是一句典型的人文主义口号。

讽刺的是，成天嚷嚷“以人为本”的诺基亚，到头来却没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是什么，因此被后起之秀们打得丢盔弃甲。

历史上的人文主义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通常所认为的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

人文主义是人类从宗教蒙昧中觉醒，认识自身理性时必然会产生的思潮，因此人文主义的产生通常伴随着宗教改革。

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起源于周朝初年的宗教改革。

周朝建立以前的夏商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尤其以商朝的宗教崇拜最为鼎盛，由此产生了血腥的祭祀活动。

武王伐纣之后，周公姬旦（约公元前1000年）为首的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因此产生“摒弃天命，注重人事”的思想，以此为逻辑奇点制定“周礼”，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改革。

周礼的出现，也就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孔子之后，又由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因此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大体上是人文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社会。

中国的宗教改革家以及最早人文主义者——周公姬旦

欧洲的人文主义（humanitas）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诞生，但其发展历程却比中国曲折得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中（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初期），产生了所谓的“智者运动”，智者运动是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或480年～前420或410年），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置于社会和世界的中心，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将人文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主张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

古希腊古罗马之后，基督教成了西方思想界龙头老大，神学统治西方千年，个人意识惨遭压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义思想几近湮灭。

一千年之后，以黑死病大爆发为转折点，基督教的统治基础遭到极大削弱，人文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继爆发，其背后思想源头，都是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人文主义复兴的时期，通过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

启蒙运动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三剑客”

然而，从启蒙运动发端的“理性主义”又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类似中国宋明理学，开始出现“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类倾向。因此到了十八世纪，人文主义又发展为反对启蒙思想一切以“抽象理性”为本的思潮，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理性”的僵化、空疏，认为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

可能有读者看晕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将西方哲学思想简单地总结为三个流派：

天主教神学：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还是别思考了，一切以神为本！简称为神本。

人文主义：神是虚构的，理性是基于人的，一切以人为本!，这是人本。

启蒙思想：人是软弱的，神是虚幻的，一切以抽象理性为本！（物本）

上述内容只是高度概括，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各自又分为多个流派，彼此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十分复杂。总之，西方思想界吵了两千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四个：

什么是人（的意识）？

什么是神？

什么是抽象理性（客观真理）？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到了今天，“什么是神”这个问题，基本不在主流思想界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就变成了三个问题：

什么是主观意识？

什么是客观世界？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也是当今科学的终极三问。也许随着AI技术和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会完全颠覆目前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

意识与客观世界

 所谓“人本”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西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后者成就宗教信仰。“人本”居于“物本”和“神本”之间，作一些补漏的工作。

这种情形，很类似西方的三权分立。立法权（对应神本）和司法权（对应物本）处于强势地位，行政权（对应人本）相对弱势。

但在中国，始终是“人本”一家独大，占统治地位。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强调以人为出发点，是天然与强调“神本”、以教皇为权威的天主教对立的。

因此，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天然是好基友。在都铎王朝的时代，信仰人文主义的人通常也会支持宗教改革。

然而，万事总有例外。

与大多数同时代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托马斯·莫尔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他认为，天主教虽恶，但是推行新教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所强调的私有制更恶，简直就是万恶之源！这一观点在他的代表作《乌托邦》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

乌托邦（Utopia）意为“乌有之乡”，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提出来的，因此莫尔的这部作品也有人直接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续集。

该书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那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的唯一作用是用来当马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心声：好想去乌托邦收购马桶啊，我愿用日本最高级的智能马桶来换！

乌托邦

莫尔理想中的世界是公有制，自由、平等、民主、以物易物。

理想得很美好，可是完全脱离现实。大约100年后，有一波清教徒怀着美好愿望在北美殖民地践行公有制，就是我们熟知的乘坐“五月花号”的那帮清教徒，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悲剧，这个我们后面再谈。 

在这本书中，莫尔还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揭露圈地运动的结果：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

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

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

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

“羊吃人”这一提法正是莫尔原创，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引用，使得英国圈地运动扬名天下。

莫尔在自己的作品中高度赞扬了一个虚拟岛国的贤明制度，实际目的是批判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

按照二十一世纪的视角，莫尔深刻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抨击现实的不公，就是一个十六世纪的英国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而且莫尔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在英国声誉极佳，在欧洲也有很大的影响，放在今天，妥妥意见领袖，大V。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律师生涯起步的。此前他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

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成为一名反体制的维权律师，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很快便因维护市民的利益而不跟随国王的步调，而得罪了亨利七世，被迫辞去议员职务。

亨利八世即位后，政治气氛比亨利七世期间缓和得多。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亨利八世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莱，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莫尔进入了亨利八世的视野。

亨利八世早年自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且反对宗教改革，与莫尔观点一致。因此，莫尔将亨利八世视作理想的君主，曾创作过一首长诗拍马屁，题为《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极尽歌颂为能事。

来感受一下莫尔的文风：

“他的剑能发出最猛烈的打击，

他的长矛能刺穿最坚固的盾牌，

他射出的箭能百步穿杨”。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观点，莫尔又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跟吹嘘金日成可以手枪打飞机的御用文人差不多吧！不过他比通常意义上的御用文人要高尚得多，至少他从不为名利低头，甚至不惜为了理想与国王对着干。

公知+律师+大V+御用文人，托马斯·莫尔可是引领潮流几百年啊，比只会蹭吃蹭喝的大胡子马克思高明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亨利八世也看重比自己年长三岁的莫尔的才能与声誉，对他极为推重（其中也有对他的吹捧极为满意的成分），不拘礼节地约他一同进餐，还和他一起研讨数学和天文学。甚至常常半夜把莫尔从床上叫醒，俩人一起到王宫屋顶看星星。

两个大男人搞得这么浪漫，这样真得好么……黑灯瞎火，四下无人，你们真得是在看星星么？我们熟知的成年亨利八世是肉山大魔王造型，但是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是小鲜肉一枚。托马斯·莫尔也是颜值颇高，两个花样美男大晚上不睡觉跑到屋顶上，对外宣称是在看星星，反正我信了，不知道读者们信不信？

亨利八世（左为年轻时，右为中年后，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总之，亨利八世与莫尔之间私人关系很铁，比当年相爱又相杀的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还要铁。

1518年，莫尔由一介平民身份被任命为王室申诉法庭庭长、枢密顾问官而步入英国的权力中枢。走上层路线就是不一样，上来起点就比别人高很多，而且此后步步高升。在亨利八世打算不顾一切代价离婚时，他首先想到让莫尔来操办这一切，因为在他看来，莫尔崇尚自由、平等、民主，肯定会支持自己追求婚姻自由。

在亨利八世的授意下，1529年莫尔取代黯然下野的沃尔西成为新任英国大法官，在英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亨利八世将莫尔提到这个位置，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是：搞定他自己和安妮·博林结婚的事情。在当时教皇坚决不同意他和原王后离婚的情况下，为达到这个目的，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进行宗教改革，推动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将总部位于罗马的天主教集团公司英国分公司拆分出来，变成英国国教公司。

亨利八世所构想的宗教改革，对于真正的新教徒来说，相当于啥也没改，因为所有教义都与天主教完全一致，各种宗教仪式也完全保留，唯一区别就是跟罗马断绝了关系。亨利八世据此认为，他的宗教改革不会导致天主教徒太大的反对。

霸道总裁亨利武断地以为，老铁莫尔肯定能理解自己的想法，于是没有事先与他进行深入沟通。

于是，坏事了。

虽然莫尔对当时天主教的重重腐败黑暗也是深恶痛绝，但是他的主张是从内部改良天主教，革除弊端，使得天主教焕发新生。

对于莫尔这样的虔诚天主教徒来说，天主教在全世界都应该是统一的，早晚会“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因此在他的认识中，将英国天主教分会变成独立英国国教，是对天主教义最大的背叛。

其恶劣程度，比我们看搞藏独的达赖喇嘛，还要恶劣一百个蔡英文。

莫尔认为，新教否定教皇的权力，可以看作是号召世俗的统治者剥夺教会的所有权，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他极度敌视会引发冲突甚至带来动乱的新教运动。在当上大法官之前，莫尔与新教改革领袖已经进行了长期斗争。

1520年马丁·路德发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从此开始，莫尔的思想活动，精力乃至生命，都牵扯到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中。莫尔写了《保护七项圣礼》的小册子，以论战回应马丁·路德关于天主教会罪恶的指控。当遭到路德的回击时，莫尔于1523年以卡利尔莫·劳山的笔名写了《回答路德》一文，反唇相讥。1526年他又在一个《书信集》里对路德的全部教义进行抨击。

在双方的论战中，两位大师级人物混杂了很多对人身攻击的过分侮辱。其实说白了，就跟现在网上论战， “五毛” “美分”帽子扣来扣去，用低俗词语问候对方长辈意思差不多。

宗教改革早期那些论战文章，跟如今网上相互的骂战都是一样一样的。路德和莫尔都是骂人的高手，可以骂一两个小时内容不带重复。莫尔与宗教改革派的所有论战著述达到百万字，可以说是战斗力超强了。

想象一下，一群受过高等教育、道貌岸然的神学教授和高级神职人员，就像一群泼妇骂街一样，相互用恶毒言语攻击是一种什么画风……了解了真相之后，总是有种三观尽毁的忧伤。

马丁·路德（设计台词：我不是个低俗的人，我低俗起来不是人）

骂街什么的虽然有辱斯文，其实还是小事。信仰虔诚的人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不能容忍别人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莫尔禁止宗教改革派提出与正统天主教相左的观点。

宗教改革派反对天主教对圣经的歪曲理解，认为一切要从圣经出发，提出自己的一套见解。但是，他们又禁止别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因此，当这些信仰虔诚的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或暴力后，他们的做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

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因此我坚决消灭你说话的权力！（感受一下这背后的腾腾杀气）

当新教徒推翻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之后，新教徒之间撕逼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这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清教革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莫尔认为“新教是文艺复兴的叛逆，是晦昧中世纪心灵的超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魔鬼崇拜的重建”，“这些异端邪说增长之快、传播之长，腐化了许多人的灵魂，其危害超过了歉收之年的灾荒”，因此必须要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教活动。

亨利八世自以为很了解莫尔这个人，但根本没有认识到莫尔的内心。（怎么有一种“我得到了你的人，却没得到你的心”的感觉？）

与他的前任沃尔西这个酒肉和尚相比，莫尔要虔诚得多了。

越虔诚，越可怕。

与现实主义者沃尔西只烧书不烧人不同，他是书和人都要烧，莫尔认为“为了信仰，为了在国民中维护和平，对异端处以火刑就和杀死土耳其人一样重要”。

亨利八世让莫尔接替沃尔西，本想让他根据人文主义精神，实行宗教改革，为自己追求婚姻自由辩护，没想到事与愿违。

1530年初，在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推动下，英国的贵族和高级教士联名写信给教皇，要他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相当于是以全英国精英阶层的名义向教皇施压，有最后通牒的意味：再不批准国王离婚，就是与全英国作对，可别怪我们做什么出格的事！

莫尔身为国王的头号重臣，却拒绝在信上签名，这一事件成为国王与莫尔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面对英国从上至下汹涌激荡的宗教改革氛围，莫尔首先行动了。1530年2月23日，牧师托马斯·海顿在梅德斯通成为第一个被莫尔送上火刑架的新教殉道者，他也成为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一个牺牲者。

随后，莫尔还把其他一些违反禁令的人送上火刑架，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位同情新教的教会主教。

6月22日，莫尔发表公开讲话，声称不需要用英文来宣讲《圣经》，也不需要民众来掌握圣经，圣经发给谁完全由当局决定。莫尔还执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在国外出版的英文书籍一律不准带进国内，除非事先得到主教的批准，禁止在英国印刷任何《圣经》和宗教书籍。

莫尔的所作所为，几乎得罪了英国的所有人。

对于非教会的文化阶层来说，他们都有阅读圣经的愿望，莫尔的规定把他们的愿望全部掐死了，他们都难以理解，为什么曾经的口口声称“自由民主”的知识偶像莫尔大人，变成了侵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大奸臣。对于出版商来说，莫尔的措施直接断了他们的财路，比杀了他们父母还要严重，这怎么能忍！

新教徒则是最仇视莫尔的一群人，他们认为，莫尔比沃尔西还要反动，简直就是屠杀新教徒的刽子手。相比较而言，沃尔西只烧书，不迫害人命，而且沃尔西的手段实际上促进了圣经的传播，新教徒们都有些怀念沃尔西的时代，虽然他贪腐，但是他还有些人性；而莫尔私德高尚，清廉如水，却穷凶极恶地烧书烧人，更衬托出他没有人性的恶魔本质！

最让人意外的是，本应成为莫尔后盾的英国教会，居然也不支持他的做法。

英国教会一直就有自行其是的传统，本来就跟罗马教廷貌合神离，英国在罗马教廷那里一直也是后娘养的，自古以来仅出现过一个英国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1154～1159年在位，亨利二世在位期间），而教皇也从来没有到英国访问过（天主教皇首次到英国，要到20世纪80年代了)。英国教会对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意图，抵触情绪并不大，因此对于莫尔维护罗马教廷的做法，并不是太感冒。

在宫廷上层，亨利八世则对于莫尔的不为己用和辜负信任，深感恼怒。而安妮·博林目的是要将英国变成新教国家，莫尔上台后却大肆迫害新教徒，成了比沃尔西更强硬的障碍，必须将其粉碎。

趁着亨利八世对莫尔心怀不满的时机，安妮·博林将威廉·丁道尔写的一本书《基督徒的服从和基督徒统治阶级的统治原理》交到亨利八世手上。这本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亨利八世：“一个国家一部法律，这就是上帝的统治方式”。

安妮·博林还组织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智囊团，编写了关于早期教会的历史，来证明王权的至高无上，而教会只是为王权服务的奴仆。这正是亨利八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彻底摆脱罗马教廷对英国的控制，增强国王的中央集权。在精心策划的舆论轰炸之下，“帝国”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亨利的言语中。

安妮·博林的意图，是助长亨利八世的权力野心，以实现自己进行宗教改革的目的。

原本亨利八世只是要摆脱罗马教皇的约束，并不打算放弃天主教信仰。但是安妮·博林提供的这些书，使得亨利八世逐渐淡化了他的天主教信仰，转而投向新教阵营。因此，亨利八世更将安妮视作上天赐予自己的礼物，而莫尔的主张不仅阻碍了亨利八世离婚，还成为他获取更大权力的绊脚石。

于是，莫尔就从亨利八世的挚友和最倚重的助手，变成他厌恶的对象。

在朝野上下强大的压力之下，莫尔于1532年辞去大法官职务。而安妮·博林借机将自己的盟友托马斯·克伦威尔扶上首席国务大臣的位置，成为英国政坛的权力核心。

至此，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准备已经完成。以克伦威尔上台为标志，英国宗教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宗教改革运动到底是如何兴起的呢？下一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宗教改革的兴起过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