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久是辽宁锦县人，原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当兵，1964年以调干生的名义进入辽宁大学哲经系学习。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无限膨胀，猖狂一跳，成为辽沈地区的“造反司令”，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动乱中崭露头角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后，北京市委被改组，新市委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革”狂潮席卷全国各大专院校，辽宁大学也不例外。“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批判矛头直指北京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辽宁大学副校长李光灿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曾与邓拓一起工作过，直到“文革”前夕还保持来往，因而被省里确定为批判对象，“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了许多大字报。

6月3日清晨，有学生贴出了大字报《李光灿滚出社会主义的辽宁大学》，有的则针锋相对贴出在辽宁大学把李光灿批倒批臭的大字报。6月5日清晨，在学生食堂爆发了一场大辩论，双方站在餐桌上激烈争辩。校党委请示省委，省委领导指示：“让李光灿滚蛋，无非是滚到辽宁大厦去养起来，还是放在学校批判。”于是党委要求各系领导和辅导员去食堂，把各自学生领回去，根据省委领导指示，组织师生对那些带头搞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就有张祥久。此事被称为辽大“文革”史上的“六五事件”。

（前排中间为辽大首届党委书记邵凯）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南京大学等学校发生的类似问题被人民日报定性为压制学生革命，是反革命行为，6月11日省委工作组也秘密进驻辽大指导运动。于是，6月23日辽大党委将张祥久等学生请到图书馆103会议室，党委书记兼校长邵凯代表校党委向他们道了歉，邵凯流着泪说：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我们就放心了。张祥久则拉着邵凯的手说：请邵书记保重身体。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张祥久翻脸比翻书都快，时隔一天，6月25日清晨，张祥久伙同杨某某等三人在哲经楼东墙外贴出巨幅标语“强烈要求逮捕现行反革命大头子邵凯”，全校为之震动。当天部分师生举着用红纸写的拥护校党委的标语在校园内游行，与张祥久观点相同的学生则用白纸写出打倒校党委的标语游行，此为“六二五事件”。由此，辽大出现“红纸派”与“白纸派”的雏形，而“白纸派”则成为张祥久的群众基础。

6月29日，沈阳市委书记处一位书记受省委委托，到辽大宣布，将邵凯和一名党委副书记撤职，辽大的文革运动由省委工作队负责领导。随后，张祥久等造反派对邵凯等校领导进行批斗、游街，极尽侮辱之能事。

残酷迫害老干部

张祥久等人搞垮了学校党委以后，把一大批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把一大批教授、教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天劳动体罚，戴尖帽子游街。

 8月17日，张祥久等人将邵凯从家里揪出，头上套了一个厕所里的竹纸篓，架上二舍门前的桌子，张祥久也跳上去，揪着邵凯的脖领子质问：6月25号那天，你到辽宁大厦去见省委书记，都跟你说了什么？邵凯说：我虽然被撤职了，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省委书记和我讲的话是党的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张祥久恼羞成怒，一把将邵凯推下桌子。邵凯有一条腿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受过伤，形成僵直不能弯曲，因而在摔下桌子时造成大腿骨折。他们将邵凯送回家里，还强迫其子女写了“我父亲平安到家”字据。

8月26日，造反派成立了所谓”黑帮劳改队”，给60多名干部和教师，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集中到一起劳动，写“反省材料”。每日三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折磨；还剃”鬼头”，进行人格侮辱，他们命人用担架抬着邵凯每天游街示众。在此期间，遭到游斗和隔离审查的先后有152人。”

由于造反派的阻挠，延误了邵凯的治疗，后来医院又接错了骨头，打断重新接。经过这一番折磨，邵凯这个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北师大地下党负责人在1967年1月23日含冤去世。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后，文革推向一个高潮，许多迷惑不解的老干部也被迫到学校去关心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到辽宁大学二部看大字报时，顺便说了一些北京开会的见闻，讲了北京一些大字报的内容，说了北京流传的谭立夫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造反派游斗东北局书记顾卓新、喻屏）

时隔不久，造反升级，开始指向更大的领导干部，沈阳的造反派猛攻东北局。辽大造反派把顾卓新揪到辽大礼堂进行批斗。张祥久气势汹汹地质问：你刚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跑到辽大宣传反动的血统论，到底是何居心？

顾卓新慢条斯理地辩解说，我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张祥久怒斥，你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顾说，我不是中央委员。

张祥久怒吼一声，你不要狡辩，你是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怎么能不是中央委员？

顾卓新答：“东北局只有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二书记欧阳钦、第三书记马明芳是中央委员，其他书记处书记都不是，我到北京是参加经济工作会议”。张祥久由无知无理变得理屈词穷，大吼一声：不许狡辩！顾卓新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台下几百人一齐振臂高呼，顾卓新哭笑不得，只好默不作声地观看这出闹剧。

沐猴而冠打砸抢

（辽大红卫兵总务中队合影）

7月中旬，善于观察运动风向的造反派开始将矛头指向省市委，有人在二舍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邵凯身后有鬼，鬼上有鬼》，引起骚乱，有人贴出反驳的大字报，认为这是反对省市委，被造反派称作“七月围剿”。

8月7日下午，张祥久找到连续抛出几张炮轰省市委大字报的造反派学生，提出要把已经发表的大字报底稿交给他，由他带到北京去，让中央领导给评评理，看看谁对谁错。当天晚上张祥久进京，到各高校一看形势立刻就明白了。

8月9日早晨，张祥久等人来到辽宁大学西门对面的百鸟公园进行密谋，张祥久说：反正我们是对了，那就要组织起来，那样才有力量。 他们起草了对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声明。签名时，张祥久说：“我是转业军人，我不怕死，把我放在第一位吧。”大字报一出，立刻在辽宁大学掀起轩然大波，工作组马上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进行反击，上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 张祥久说：“咱们再加一把火，真正把辽宁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于是，他们又连续写了数十张由张祥久领衔的大字块，满院张贴，造的满城风雨。张祥久一下子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8月31日，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张祥久等人在天安门广场成立了八三一红卫兵。

1967年1月8日，张祥久煽动一些人冲占沈阳市公安局，从一楼到三楼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干警被撵到街上，“沈阳市公安局”大牌子被贴上“保皇局”。

1月10日张祥久再次率四五百人冲击公安局，当时公安局大楼地下室就是关押犯人的看守所，楼内有机密文件，仓库里有枪支弹药，干警们组成三道人墙阻拦，许多警察被打，张祥久指挥造反派们从警察头顶上冲进去占领了公安局。

1月14日张祥久又策划了冲击皇姑公安分局看守所，看守所警察被迫对天鸣枪，造反派们竟然将皇姑公安分局和看守所的46名警察反穿棉袄在全市游街。

1月31日，张祥久与一些企业造反派密谋，在沈阳人民体育场，召开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张祥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出任总司令。 接着，游行队伍开始浩浩荡荡地在沈阳的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张祥久威风八面站在敞篷车上，沿途挥手致意，一个姓金的小青年冲上前去，跟张祥久握了手，回家来几天舍不得洗手，逢人就说，比见了皇上还荣耀。当队伍行进到辽宁日报楼前的时候，张祥久突然发出向辽宁日报夺权的声明。一大帮人很快驱散了辽宁日报的人员，占领了报社，并出版了新字号《辽宁日报》。

1967年3月5日，辽大八三一张祥久等人被扭送公安局拘捕。

1967年4月10日，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被开释。张祥久回到学校，一些人在滑冰场旁边围着他，希望他讲两句，他两手插在棉猴兜里，憋了好长时间，突然冒出一句：“我不进公安局就进东北局”。

张祥久老家原在锦县，后来迁到了哈尔滨，其父早亡，陪伴着他的有母亲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出狱后，张祥久回到家里，老母亲再也不让他走了，万般无奈，张祥久给同伙写了一封信，简单陈述了其母不让他回沈的情况，希望把他整出来。经过一番周折，张祥久的妈妈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回到辽宁，张祥久开始了他的疯狂一跳。

7月22日，江青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火上加油，使武斗迅速升级。在这之前，张祥久就极有“远见”地拦截了军区派来收回辽大民兵师枪械的汽车，将枪支弹药全部扣留。

7月26日，他又带人冲砸了沈阳军区文革接待站，并发表了查封”沈阳军区文革办”的声明。由于夺权斗争的日趋激烈，派性斗争也愈演愈烈。校内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利用广播打嘴仗，发展到互相冲砸广播站，结果“辽大8．31”把对立派赶出校园，全部占据了学校。

张祥久又成立了“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从全省调集人马荷枪实弹保卫辽大，学校门口垒上沙袋，架上机枪，阴森恐怖，戒备森严。社会上的武斗也由原来的拳脚相加，棍棒相见，发展到步枪、机枪、真枪实弹，从单位内的两派相争，发展到社会上对立组织之间的大型武斗。张祥久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医大等大型武斗，死伤多名群众。

（八三一总司令代表张祥久讲话）

1967年辽大‘八三一’在医大与辽联武斗，双方以鼓为号，进攻一方，举着长枪短棒，杀声震天，朝守方攻过来，防守一方在鼓号声中一举反攻，攻方连连败退，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返。辽大八三一见久攻不下，便从抚顺调来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坐在卡车上，嘴里叼着刀，气势汹汹开进操场。

女广播员带着哭腔在呼吁：辽联派的战友们，我们危在旦夕，万分火急，请你们火速通知东工，快来救援！快呀！据说一个无轨电车司机，最早把这个消息报知给了东工，他们迅即增援，接走了医大的战友。八三一撤离医大后，医大宿舍里一片狼藉，被褥、书籍被掀翻一地，楼道里空无一人。不久，张祥久带队到营口炫耀武力，抢了部队的军车，解放军警卫连谢连长站在汽车踏板上，耐心劝阻他们，却被这帮丧心病狂的歹徒推下飞驰的汽车，活活摔死。

1966年11月11日上午，辽宁大学八三一的二百余人，进入省委，要求省委必须交出所谓黑材料。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潜耐心给与解释，当天下午，他们架着白潜来到省委档案库，冲击解放军哨兵，并把白潜架到二楼，弄来了一把斧头，塞到白潜手里，然后砸向大门，并由摄影记者把这个场面全部照下来了。接着，他们破门而入。把里面的档案材料装了110袋，运进一楼的礼堂里放着，张祥久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八三一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双十一红色暴动”游行，把白潜架到了卡车上，让他反穿羊皮大衣，头戴高帽，胸前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游街示众。

二次入狱下场悲

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多次召集辽宁三大派代表进京，协商实现大联合，但张祥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扮演了一个搅局的角色。

为了稳定辽宁省的局面，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于1968年5月4日在西苑旅社拘捕了张祥久，使辽宁局势很快平稳，成立了辽宁省革委会。粉碎“四人帮”以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打砸抢罪”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张祥久获减刑出狱后，靠昔日同学每月补贴生活费，还经常穿着破衣烂衫，斜背旧军用挎包，到省信访办上访。再后来，穷困潦倒的张祥久不得不到模特市场当模特，以维持生计。有人看到他坐在小桌上，旁边居然摆放着一尊石膏骷髅头。

真是造物弄人，谁能想到，当年大名鼎鼎，不可一世的张“司令”竟然如此狼狈。2005年，一位办高考美术辅导班上的老师把他雇来，对他说"你在我这先做半个月，模特费接市场价给你，半个月后一起给结帐。他却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天一结账，我等钱用"，这位老师不但破例答应，每天晚上下课后还领他去饭店吃口饭，喝点酒，他特别感动。

据他自己酒后自述，他愿本是当兵时部队保送他上了大学，文革中造反了，出狱后已六十多岁，无依无靠，无工作，无住处，又沒什么技术，只好到模特市场当模特，住在每天5元钱的小旅店里渡日，每次挣的钱还得给模特市场负责派活的“模头”提成。再后来，据说他和一个岁数大的女模特搭伙过了。

时隔不久，有人听说张祥久没了。人们感叹：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