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我又来到四川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纪念我的难友林学逋，这个活动我坚持了21年，我越来越老，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少，从最初的30多人，到昨天的11人。
但我们这群人，不管谁活到最后，都会坚持下去。
在历史的蛮荒中，战争永远是抹不掉的痛楚，而我们这些战俘，就是这痛楚中必然留下的一道伤疤。
一
我的父亲曾做过蒋介石十年秘书，是中国最早的速记专家，我从小就认识很多国民党要员，可惜父亲去世早，是祖母把我带大。
我对党派没有概念，只觉得解放军很神奇，三年半就解放了全国，出于好奇，我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那时我是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只差3个月就毕业了。部队也知道我父亲的身份，但没有影响，看起来我还很受欢迎，也许是解放军里很多都是农民出身，他们欢迎知识分子，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小大知识分子”。
去朝鲜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51年3月22日，我被分到了第180师第540团宣传队，我刚满16岁，人没有步枪高，也没有枪，随身带了一把小提琴就上了战场。
宣传队里，我这样的娃娃兵不少，有人背着二胡、小号、手风琴，除了在战场上宣传鼓劲，我还要运弹药、背伤员。
志愿军入朝（资料图）
战争是很残酷的，每天都有人受伤，也有人死去，我虽然不怕死，但我也会去动脑，保护自己的安全。
战场上有句话，叫做“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我仔细观察过，大炮不是乱打的，每一批会调整角度，抬高或者偏低，第二批的炮弹坑，一定不是第一批的炮弹坑，我没有枪，打不了仗，炮弹来时，我就跳进原来的炮弹坑。
但有一次，我却没来得及逃。
二
当时，在一次行军过程中，突然遇上了敌机轰炸，一棵炮弹飞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避，还没反应过来，指导员已经扑到了我身上。
我得救了，他牺牲了。
指导员对我非常好，我岁数小，他晚上给我烧洗脚水，还给我盖被子，半夜还叫我起来上厕所。他对其他人也非常好，他是个共产党员，他觉得保护士兵是天经地义的。
战场后勤保障不够，士兵食物都是自己带，每人发34斤炒面，炒面只能干吃或者找点冷水搅一搅就吃了，不能生火，怕烟雾引来美军飞机。最搞笑的是吃炒面时不能说话，一说话，面就要从嘴里喷出去。
志愿军宣传队在朝鲜（资料图）
随着战线不断纵深，弹药没了，炒面也没了。
按照约定，各个部队间撤退时需交叉掩护，但后来才发现，左翼、右翼部队早退了，只有处在中间的第180师没有退。
我们就这样被美军包围了，朝鲜是山区，我们在山上，美军只是在山下的公路设卡包围，我们都羡慕美军是“少爷兵”，他们打仗就跟干工作一样，多的事情一点也不做，在公路上每天驻扎8小时就交班了，任务轮给下一班。
第180师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开会商量怎么突围，关于这个后来有很多的说法。我是小兵我记得清清楚楚，决定传达到我这里是：“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
当时，我已经饿了三天，全靠喝冷水、嚼野菜活命，分散突围一传达，我们班长也不管了，自己跑了。
三
我跟另外两个战士组成突围小组，一个是20多岁的老兵，另一个和我一样是娃娃兵，大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没有路标，也没有指南针，分不清东西南北。
美军只管哨岗，哨岗和哨岗之间有500米，中间你跑他也不管，我发现中间有个小河，准备从这里溜。
有个排长也跟着我，我看到上面有人影，就问可不可以上去？对方回了一句朝鲜话，我心想坏了，怕是南朝鲜的军队，悄悄转身跑了。排长看我一跑，“砰！”一声重响掉到沟里，动静太大，我吓得躲到一棵树后，结果上面没啥反应，我也跳下沟跑了。
一路低头猛跑，路上遇见一所朝鲜老百姓的房子，躲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不少战友，大家一觉睡到天亮。
志愿军被美军俘虏（资料图）
第二天，有降落伞飘过来，不仅丢下来很多食品，还有一个之前被俘的志愿军排长，正在用喇叭大喊：“弟兄们，欢迎你们来投奔自由”。
没有一个人理他。
后来又有人喊：“同志们，四野部队来救我们了！”
我不信，有人信了，跑出屋子一看，外面全是美国人，拿枪抵着我们。
就这样，我被关进了巨济岛的第86号战俘营，同一批被俘的有23人，那是我进入朝鲜战场的第66天。
四
1951年8月中旬，战俘营驻进了美国远东民众教育馆，安排了大量台湾教员来给战俘上思想教育课，每周三次。
有一天，有个教员召集大家问：“这里有没有邓文仪的干儿子毛虫？”
我一听惊呆了，毛虫就是我的小名，邓文仪是我父亲生前好友，他对我很好，去台湾后任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
见没人回答，那人仔细看了一遍，问我是不是，我赶紧说不是，我是广东人，不是四川人，只是同名而已。
我怎么能承认这个关系啊，我想回大陆，我不愿意去台湾。
但当时的战俘营，已经被白色恐怖的阴影所笼罩。
被密切监视的战俘营（资料图）
战俘营军管理处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1952年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让大家自主选择去台湾还是回大陆。
当时，美国人他们不愿意我们这么多人回到中国大陆，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去台湾，加强台湾兵力。
这天晚上，厄运也到了我的头上。
我和另外两个娃娃兵一起被带去甄别，我们三个早就商量好了，一定要回祖国。
当时很多人被强行刺上“反共抗俄”等字眼，我不愿刺字也不写血书，慢慢就被盯上了。
对方问我们：“你们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儿？”
我们都说回大陆，对方又问单独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台湾？”
我回答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共产党好些。”
被刺上标语和旗帜的战俘（资料图）
就因为这句话，我被毒打了一个多小时，屁股都打开花了。好在我的一个战俘好友告诉我，打你不要怕，反正打人就是两分钟买卖，打个两分钟，你就昏过去了，再打你也不晓得。
但我的难友们，就不只是被打了。
林学逋、杨文华等难友回国意志最坚定，反动者都把他们视作眼中钉，对他们进行特殊甄别，被绑在柱子上，刺字、割肉、剜心后，恐吓现场的人。
在林学逋、杨文华遇害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却第一次感受到了英雄礼遇。
五
1952年6月22日，我和几千名争取到回国的难友，得以从第86战俘营转到第602回国集中营。
途中需要穿过朝鲜居民区。我们一路唱着朝鲜歌曲，沿路的朝鲜人民开窗、驻足、敬礼，呼喊着“中国老大哥”，连小孩子也拼命呼喊，像是要留住这些英雄一般。
那时，似乎所有的酷刑、拷打都是值得的。在朝鲜人民心中，我们是老大哥。异国他乡听着一声声亲切呼唤，我再也控制不止，嚎啕大哭。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样撕心裂肺的哭过，哪怕后来回国时也没有。
回国集中营比之前好多了，我因为生性乐观，又热爱学习，在这里不仅学会了朝鲜话，还学会了作曲。
我所作词曲
1952年10月1日，大家用雨布、红药水等做作了10面五星红旗，国庆当天在集中营升起为新中国庆生。没想到美军当局动用武力来镇压，为了护卫集中营的国旗，65位难友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
1953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归程。这场战争中，志愿军被俘2万余人，其中6000余人返回大陆，14000余人被运往了台湾。
回来的路上，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中朝双方领导亲自接见。回国后，我们就被关押到了昌图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刚开始，我们的待遇还很好，让我们好好疗养身体，每餐都有四菜一汤。
但很快，情况就不一样了。
六
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战俘”和“叛徒”、“走狗”没有区别。
11月，我们开始接受政审，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在战俘营期间的情况，后来我发现，谁交代的越多，交代的越严重，就越受到表扬，好多人都去交代。
我没有复员前的战友
但交代得越多的政审越严苛，有的被开除党籍、军职、下放农场，还有的被殴打、枪毙、自杀。
我也被离开部队恢复了群众身份，我第二年顺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但才读了三个月，就因为战俘的身份被开除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祖母、母亲都被饿死了。
“文革”爆发后，像我这样有“国民党父亲”、“战俘”标签的人，各种罪名加身，很多和我一样经历的难友忍受不了自杀了。
我和妻子结婚时的合影
我这种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被批斗时，我就在心里做速算，一场批斗结束，我的答案也算出来了，长期下来，我竟然学会了父亲没来得及教我的速算。
艰难的批斗我熬过来了，我的家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一次次的批斗中，我的大儿子精神受了严重刺激，他一听见敲门声，就要躲起来，以为又有人来抓我们去批斗了。直到现在，他无法工作，每天躲在家里不见任何人，靠我们老俩口养活。
我们都老了，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大儿子，担心我们百年之后，再没人照顾他。
我和大儿子蜗居在昆明
七
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对大部分志愿军被俘人员给予平反。
林学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只是他《烈士证明书》和抚恤金，已无人领取。后来，他的名字以校友的身份，被刻在四川大学烈士纪念碑上。
林学逋的名字被刻在了烈士纪念碑上
直到50岁，我才得以落实政策，做了农场的小学教师。那时大陆没有速记教材，我联系到父亲在台湾的学生，根据他给我的教材改编新的速记教材，教了很多学生。
后来，我去北京參加了“中国速记10周年学术交流会”，又担任过云南省速记速算研究会会长。
1989年，两岸政策相对宽松，一位当年选择去台湾的战俘营难友回来了，为了回家，他用硫酸洗去了身上的刺字。他后来在四川老家买了房，每年为了拿退休金，只回去台湾一两个月。
相比较晚年来说，去台湾的难友大多过得不好，他们到了台湾后虽然集体参加了军队。但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低，身上又有刺青，有的还纹在了脸上，那种耻辱，没人愿意嫁给他们。
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子女，大多在“荣民之家”走完孤寂一生。
1998年左右，我得知每年4月8日这一天，我们大陆的志愿军战俘都会聚到四川大学纪念林学逋，他牺牲时才22岁，就如校园里的学子一样年轻，满怀理想。
纪念林学逋是我们这个群体最大的节日，他是大家的精神支柱。而官方的抗美援朝纪念日，我们很少会受邀参加，似乎那场胜利，和我们没有关系。
刚开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还有30多人，昨天只有11人到了现场，我们能聚的难友越来越少了。60多年过去了，关于那场战争，很多人都还在寻找答案。
在志愿军老兵里面，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另类，我们很少和其他老兵交往。不仅是当年的战友，整个社会，包括自己的家人，都会用异样的态度对我们。
60多年前，我们活着走出了战俘营，但外面的社会却像一个更大的战俘营，我们用一生，甚至连我们的子女， 都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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