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穆勒是个“中国通”，身上有浓浓的中国味道——
　　话语中潜藏着京腔、偶尔说两句平遥方言，正装永远是中式服装，聊起中国头头是道。其实，他身上有最不可替代的一个特点：他是个“中国电影通”。从样板电影到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几次浪潮以及中国电影的审美变迁，他都亲身经历或见证；从上世纪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谢晋到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乃至本世纪中国新锐电影人，他都熟悉……堪称行走中的“中国电影百科”。
　　人人都叫他“马主席”，是因为他的电影节主席的标签——
　　他在都灵创办“电的影子”电影节，先后担任过佩萨罗、鹿特丹、洛迦诺、威尼斯、罗马电影节的主席。曾任北京国际电影节顾问和策展人、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从1978年参与电影节至今，马可·穆勒的“电影节生涯”已经超过40年。这其中，有38年时间，他坚持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而努力。
　　他是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他在意大利都灵策划了全球首个中国电影展。从李安、陈凯歌、张艺谋、侯孝贤，到姜文、张元、贾樟柯……多位华语电影导演在他的引荐助力下，在威尼斯捧得金狮或收获其他国际电影节大奖。
　　因为对中国电影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荣获了中国国务院授予的中意友好贡献奖；因为对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做出贡献，他收获了平遥县“荣誉市民”的称号。
　　3月底，在第29届亚非拉电影节上，他将平遥国际电影展优秀的影片带到米兰，首次在该电影节上开创了中国影片展映单元，他向意大利媒体介绍着中国新生代导演的作品。
　　电影节结束后，4月4日，马可·穆勒接受了山西晚报记者的独家访问。据了解，在马可·穆勒的书房一直挂着一幅巨大的电影海报，这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影片《鸡毛信》的海报，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了。这是在这部影片中担任导演助理的谢晋在多年前送给他的礼物，他一直珍藏至今。
　　一幅老海报，拉开了马可·穆勒与中国电影、中国老一辈电影导演以及山西的电影之缘。
山西小镇青年与意大利老人结缘
　　2017年，马可·穆勒与贾樟柯获得平遥县“荣誉市民”称号。这份荣誉，源自两人为“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成功举办作出的突出贡献。
　　从山西出发，马可·穆勒还将平遥电影展的优秀电影和青年导演带到了米兰，他正以自己的方式为山西和中国电影做着更多努力。
　　在第29届亚非拉电影节颁奖礼上，《宝贝儿》摘得最佳影片大奖。台下马可·穆勒比任何人都兴奋，“我们从平遥带来的4部影片在米兰展映，有一部入围主竞赛最后还拿到大奖，真是太好了！”
　　亚非拉电影节今年首次增设了中国电影的独立展映单元，作为该单元策展人的马可·穆勒向意大利媒体这样介绍：“这次带来了平遥国际电影展中的一些好作品，希望将更多中国新生代导演的电影带到米兰来。”
　　从平遥到米兰，马可·穆勒是桥梁。
　　在亚非拉电影节期间，经常能听到“马主席”口中突如其来一句平遥话——“捏斯平遥滴（我是平遥人）……”在米兰高冷的西餐厅，这个意大利人会在餐桌上寻找醋，热情地给电影节嘉宾推荐番茄料的“韭菜盒子”。喝葡萄酒时，他怀念着山西的高度汾。
　　在担任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的两年里，马可·穆勒身上已经沾上了浓浓的山西味道。在这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马主席”，他对合影要求一向来者不拒，偶尔还会耍个表情包。他曾说过，“平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相信全世界也会特别欣赏在这里展开一些电影专业性活动。”
　　说起平遥国际电影展，自然绕不开创办人贾樟柯，马可·穆勒回想起两人相识的过程。
　　1998年，《小武》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亮相后，引起了马可·穆勒的注意，但他与贾樟柯真正相识是从2000年开始的。这一年，贾樟柯带着《站台》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并最终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当时，刚刚卸任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主席一职的马可·穆勒，为《站台》在威尼斯的发布会担任主持人和翻译，与贾樟柯有了第一次交集。
　　2004年，马可·穆勒正式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这一年，贾樟柯的《世界》再次入围竞赛单元。等到2006年，贾樟柯的纪录片《东》和故事片《三峡好人》同时入围地平线单元和竞赛单元，贾樟柯曾对外透露，《三峡好人》确定入围时，马克·穆勒还专门打电话通知他。最后，《东》获得开放奖及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奖，贾樟柯更凭《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第一个问鼎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第六代导演。2007年，贾樟柯凭纪录片《无用》夺得威尼斯最佳纪录片奖，2008年贾樟柯17分钟短片《河上的爱情》入选展映单元。
　　贾樟柯曾与威尼斯有过6次亲密接触，因为电影节，贾樟柯与马可·穆勒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相处中，两人很早就开始讨论：“在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小型的、质量很高的、非常专业的、严肃的电影节？”
　　马可·穆勒为此还写过一些文字企划，他跟贾樟柯说，“要组织一个小型的精品电影节，这样才能举办一个有意义的、有用的电影节。而选片重点放在非常有特色的电影上。”2017年、2018年，当初的这些想法在平遥差不多都实现了。电影展的选片范围很宽，包括有特色的类型片，还发掘了不少青年导演及其作品。
　　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马可·穆勒被年轻的中国导演拦下来迫不及待地询问，见中国新导演，“马主席”永远有时间，他也一直为他们做努力。“他们说的最多的都是资金……”马主席始终倾听着新导演的困惑和难题。
　　作为艺术总监，每年电影展一结束，马可·穆勒就开始工作了，去筹备第二年的影片。他说自己没有“希望看到哪种影片”的既定想法，他往往是从现有片子中得到灵感。
　　因喜爱中国电影诞生了一个电影节主席
　　谢晋的《红色娘子军》露天放映场，让他怀念至今……为何对中国电影情有独钟？在梳理这段跨世纪的与中国电影的缘分之前，马可·穆勒拿出了笔记本电脑，他说里面有他写的中文笔记，因为涉及到的很多问题比较久远，需要看一下笔记来回忆。
　　1974年，马可·穆勒以留学生的身份到北京进修，后来辗转到了辽宁大学学习大众文艺。在辽大所有课程当中，有一门文学理论课吸引了这个留学生，因为这是一门非常有深度的中国美学课。“讲的是中国传统美学，我们的老师叫王晓峰（音译），如果没有他，我对中国古典的美学感是不够的。通过老师，我从中国古代美学一直学到当代的美学、诗卷，了解中国诗歌的赋比兴、传统水墨画里的美感，在美学（鉴赏）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7年秋天，马可·穆勒的进修结束，离开中国。为什么强调是“秋天”？因为那一年春天，有一大堆新中国成立后的老影片出现了，这对准备离开中国的马可·穆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100多部影片登上了银幕，每个星期都有很多影片，我当时就决定了，要想办法在下午和晚上去学习，但是尽可能在早上和周末去看电影，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在这个“留学生影迷”的印象中，中国电影原来比他想象的更丰富，虽然有不少是《青松岭》《艳阳天》之类的样板电影，但个别电影中的导演风格及拍摄处理，让马可·穆勒感到特别妙。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次观影，是在南京的一个篮球场，“那是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的露天放映，我和我的前妻杜阿梅一同去看，放映结束后我们马上开始讨论，觉得这个导演有他独特的地方。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跟谢晋导演认识。”
　　在中国学习了传统美学、观摩了大量的中国电影、戏剧之后，回到意大利的马可·穆勒仍对中国文化念念不忘。
　　1978年，在意大利的佩沙罗举行了第一次小规模的中国电影展览，放映了15部中国影片，虽然不多，但却是第一次在意大利有中国电影展。刚刚进修回国的马可·穆勒也参与其中，主要负责电影展的翻译工作以及中国导演和演员的陪同。
　　“但在这15部影片里，几乎没有我看到的那些最杰出的电影。”提到这次影展，马可·穆勒的言语中充满失望。他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就暗暗下定决定，要自己想办法，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影展。
　　从那时候起，中国电影开始与马可·穆勒的人生紧紧绑定在一起。他开始研究中国电影，但当时关于中国电影的外文书不多，中文书也只有1963年出版的程季华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在意大利，马可·穆勒只能到处想办法，寻找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与此同时，他还会去没有举办过电影节的城市，找政府商谈，问对方要不要举行城市里的第一届中国电影节。最终，他在意大利的都灵找到了合作。于是，马可·穆勒从1979年开始筹备，为了推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电影，他从世界各地寻找片源，包括旧金山唐人街的剧院等，他还找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上百部老影片，相当珍贵，弥补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拷贝不全留下的空缺。
　　1981年，马可·穆勒如愿以偿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名为“电的影子”的影展，展映了135部中国影片，这在西方国家是第一次，当时有50多个国家的记者和评论家到场参加，影展举办得非常成功。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大规模地呈现在国际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在影展后赞扬道：“意大利引以为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上海诞生的。”
　　正是因为对中国电影的喜爱，促使马可·穆勒想要主办大型国际电影节，让他把更多时间奉献给中国电影。所以，在很多场合，马可·穆勒都表达过“没有中国电影，我就无法当主席”的言论。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马可·穆勒，在这一年举行的第6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开幕当天，出版了让更多观众了解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书籍——《电的影子》，算是给中国电影百年送上的一份大礼。
　　他是电影人之间的“诺基亚”
　　曾经人手一部的诺基亚手机，发布过一个名为Nokia Hello的沟通平台，该平台让语言不通的人更加容易沟通。而在与中国电影人的沟通中，马可·穆勒堪称是中国电影圈的“诺基亚”。
　　在中国进修时，从1977年看到《红色娘子军》开始，马可·穆勒就一直想认识谢晋导演。1979年在北影厂，他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谢晋，只可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谢晋）大概也觉得，下次可以给这个年轻的老外（自己）更多一些时间。因为他当时觉得特别奇怪，他说，我是第一个跟他聊《鸡毛信》（这些电影）的外国人。”见过谢晋之后，马可·穆勒觉得，自己应该跟所有中国五六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导演都认识一下。实际上，他最后也做到了。
　　1979年，有朋友告诉马可·穆勒，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开学了，要不要去看看学生作品。但那一年，北电没有对外开放参观，这一想法没能达成。等到1980年，马可·穆勒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教授对他说，北电二年级学生的第一批作品出来了，邀请他去看。马可·穆勒一边跟对方表达着“特别愿意”的想法，一边急急奔赴北京，因为那时候没有DVD或录像，只能去学校看。在几个小时的看片结束后，马可·穆勒发现了一个不错的短片叫《我们的角落》，导演是田壮壮。从那一年开始，马可·穆勒通过田壮壮，又认识了他的一些同学，有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这是马可·穆勒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首次接触。
　　北电，成为马可·穆勒此后认识新导演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除了结交学生，他也会询问毕业生的去向，比如谁分配到哪里的电影制片厂工作。通过这个渠道，马可·穆勒认识了同是北电毕业的滕文骥，1983年看过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后知道了吴天明的名字，后来通过滕文骥介绍，从电影《老井》开始真正与吴天明相识。
　　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看到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后，马可·穆勒认识了同样是北电毕业的导演张元。“当年，如果不希望成为地下电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跟大的制片厂谈一下，叫做‘买厂标’。《妈妈》买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马可·穆勒回忆说。当年，张元告诉他，“有很多事正在发生，你来北京，我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通过张元，马可·穆勒认识了王小帅、崔健。
　　从那时候开始，马可·穆勒了解到，中国内地也有一个非常强的新电影潮流，他当时就跟很多年轻导演说，“期待你们的第一批处女作”！在马可·穆勒眼中，当时那一代的中国电影导演，“真的是一个电影大陆”。为了了解更多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他经常去香港、台湾的资料馆、电影图书馆去细细研究。
　　1980年，马可·穆勒在香港认识了胡金铨。胡金铨告诉他，研究中国电影还应该去看谁的电影、要去认识谁。当年，香港有不少新生代导演冒出来了，朋友告诉马可·穆勒，有一批新导演在电视台工作，他当时看了不少新导演的作品，认识了许鞍华、方育平、严浩……那时候，香港刚刚有了电影节，是华语地区第一个专业的国际电影节，在这个平台上，马可·穆勒又陆续认识了很多人：吴宇森、黄志强、徐克……
　　也是在1980年，马可·穆勒认识了当时也在香港的台湾导演杨德昌，彼此熟悉之后，杨德昌告诉他，台湾有不少新生代导演也出头了，要不要去台北了解一下？在那一年，通过杨德昌，马可·穆勒认识了侯孝贤、吴念真……
　　无论中国内地、香港还是台湾，马可·穆勒开始构建一个庞大的中国电影人圈子。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前后，是马可·穆勒结交中国电影人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重要时期。
　　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从李安、陈凯歌、张艺谋、侯孝贤、蔡明亮，到姜文、张元、贾樟柯、刘杰……每一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电影人都与他有着不解之缘，多位华语电影导演在他的助力下在威尼斯、洛迦诺等国际电影节斩获重要奖项。他因为对中国电影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荣获中国国务院授予的中意友好贡献奖。
　　1980年，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重要节点。这跟马可·穆勒的身份转变密不可分。
　　从1979年开始，马可·穆勒成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负责东亚地区，他从一 开始就决定把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国电影上。
　　“第一部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内地影片，你知道是哪部吗？”
　　马可·穆勒以提问的方式，让人深刻记住了这一个中国电影的重要过往。1980年，由叶剑英的女儿凌子导演的、改编自曹禺话剧的电影《原野》，被马可·穆勒推荐到威尼斯。这是1932年成立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经过48年后，等到的第一部参加主竞赛的中国内地影片。此前，威尼斯电影节并没有像马可·穆勒一样的选片人，该电影节成立以来的30年来，推荐影片的工作都是由各国大使馆负责的。“当时只有一部中国电影参加过威尼斯电影节，就是芭蕾舞版的《红色娘子军》。”
　　在马可·穆勒的努力下，从《原野》开始，威尼斯电影节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部中国内地电影参展。
　　马可·穆勒与张艺谋相识已久，早在张艺谋还没有做导演、在陈凯歌电影《黄土地》里担任摄影师时，两人就认识了。1987年《红高粱》获柏林最佳影片金熊奖后，马可·穆勒向这位老朋友邀约下一部作品。很快，在山西乔家大院取景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被马可·穆勒推荐到威尼斯电影节，该片最终摘得银狮奖和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第二年，张艺谋带着《秋菊打官司》第二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摘得第一座金狮奖杯。更早之前，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被马可·穆勒带到威尼斯，那是姜文的电影首次亮相国际影展。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第六代导演张元的《过年回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而这部影片的监制正是马可·穆勒，他当年选中了山西籍演员李冰冰出任该片主演。
　　2004年到2011年，马可·穆勒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是该电影节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届主席。在担任电影节主席期间，到威尼斯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2007年更是华语电影达到顶峰的一届盛会——评委会主席是张艺谋，李安带来《色·戒》剧组，姜文带来《太阳照常升起》剧组，李康生与《帮帮我·爱神》剧组，杜琪峰带着《神探》剧组，还有贾樟柯的《无用》、杜海滨的《伞》、陈奕利的《天堂口》以及林靖杰的《最遥远的距离》等，都在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集体亮相。最终，4部影片入围了主竞赛单元，金狮奖颁给李安，贾樟柯也没有空手而归。这一届威尼斯电影节迎来“中国年”。
　　除了威尼斯电影节，马可·穆勒还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影片推荐到其他国际舞台。很多人都知道，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奖。但鲜有人知道，陈凯歌的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其实是早于《霸王别姬》近10年的电影《黄土地》。1985年，马可·穆勒将这部电影推荐到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终摘得银豹奖。陈凯歌因为没能及时获准出国，奖杯由马可·穆勒代领；2000年王朔和冯小刚执导的《我是你爸爸》也由马可·穆勒推荐到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并最终斩获金豹奖。
　　马可·穆勒还担任过佩沙罗电影节的总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总共推荐了上百部中国影片在这里展映。1982年，费穆的《小城之春》国外首秀就是在佩沙罗电影节。在这个电影节上，马可·穆勒还第一次打造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展览”，当时很多导演去现场，一些新生代导演作品也借此机会亮相，比如胡玫导演的处女作《女儿楼》。
　　马可·穆勒的中国电影情结，让他结交了很多电影圈好友。在他担任鹿特丹电影节总监的时候，中国导演去欧洲参加活动后会专程到鹿特丹看望他，“香港导演方育平和内地导演陈凯歌，他们第一次认识，就是在鹿特丹我家里；吴子牛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把35毫米的导演版胶片拷贝送给我……”
　　操盘各大国际电影节超过40年，马可·穆勒也向记者道出了一个成功秘籍：
　　“当一个很精彩的导演处女作，去参加一个大的电影节，比如柏林、戛纳，我就一定会想办法跟这个导演认识，然后问他‘要不要考虑下一部影片来我们威尼斯？’”
　　发掘导演处女作，关注新导演成长，助力新生代电影人走向世界、扩大影响力……马可·穆勒一直做的，其实是“电影园丁”的角色，在他的努力下，无数电影之花崭露头角、娇艳绽放。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相信很多人会记住这个意大利电影节主席的中国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