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是国民党首都南京解放七十周年。七十年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直指南京、上海！而南京城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与上海局的正确领导下，面对新的形势，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为迎接南京解放，制订新的工作方针政策，采取各种新的措施，保护组织与同志，提高战斗力，开展了一系列更谨慎细致、也更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巨大的成绩。

一、加强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建设

（一）1948年6月，组织干部秘密赴香港，参加“香港干部训练班”的培训

1948年，南京的形势与全国的形势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因形势大变，全国胜利在望，需要培训各级干部，总结蒋管区的工作经验，为迎接解放作好各项准备，因此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举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者，主要是上海、南京、台湾三地的部分地下党负责干部。这种训练班既像小整风，也像学习班，以总结工作经验为主。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告诉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说，上海局已在香港办了干部训练班，南京地下党组织可去十个人，名单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自己决定，时间大约2个月。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宁波；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5年10月，陈修良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现杭州十四中)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她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她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4月，陈修良被党组织秘密派往南京，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陈修良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经研究，派了下列同志前去香港：

“工委”方面：陈慎言（市委委员）、叶再生、曾群。

“学委”方面：王明远（市委委员）、欧阳仪(女)、颜次青、翁礼巽、胡立峰、李昭定。

商场方面：陆少华。

小学方面：潘家珍(女）。

公务员方面：王嘉谟。

连同陈修良在内，共去13人。

上海局决定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去香港，领导南京训练班总结经验。1948年6月间，陈修良同刘晓一同搭轮去香港，住在上海局的机关里。

上海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组织“香港干部训练班”的同志，系统学习中央的有关整风文件与中央对国统区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批示，有毛泽东著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学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还请有关同志做专题报告。在学习的基础上，南京市委派去参加“香港干部训练班”的同志，主要讨论南京的工作，各自结合自己分管的工作，做了详细的书面总结与未来工作规划，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发扬成绩，找出缺点，提出今后的工作改进意见。经过上、下之间的反复讨论，由陈修良执笔，写成《南京建党工作总结》的文件，总结了南京市委近两年工作的成就与缺点，起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以利再战。

陈修良在香港，除了分管南京市委工作之外，还到台湾训练班去教课，题目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1948年7月底，“香港干部训练班”工作结束。8月间，陈修良与王明远先秘密返回南京，处理了中央大学学生被捕的问题，虽然捕去了一些同志，但党的地下组织还是完整地保持着。陈修良住入了地下党员林征、江谨的家里。接着，其他去香港参加“香港干部训练班”的同志，也先后回到了南京。

第一期“香港干部训练班”结束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与安排，又于1949年1月，派遣市委委员朱启鸾等人去参加第二期“香港干部训练班”。

中共南京市委根据“香港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精神，对南京市委的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和调整。

（二）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上海局1948年9月27日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

1948年8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的周恩来起草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发给各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斗争作了重要的指导。该指示首先正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覆亡的命运已经确定，他们“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以特种刑事检举、紧急处分令等手段，疯狂镇压工人、学生、文化工作者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指示及时确立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政策，并且依靠广大群众，在城市工作方面应实行有序疏散与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切不可轻易损失党在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力量。

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领导人刘晓根据党中央与周恩来的指示，给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写来密信，要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去上海，讨论新时期的南京工作。上海局领导人刘晓等人与陈修良在上海深入交谈与讨论。上海局估计，南京会比上海先解放，要作好紧急的准备。因为战火已经迫近津浦路、长江中下游了。上海局认为，南京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工作，加紧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防止党被破坏。群众工作更要“稳扎稳打”。敌人可能死守首都，一定会加强镇压，党的秘密工作要重新布置，南京地下党要提出自己的新任务，改变工作的计划。最后，上海局要求陈修良，根据讨论的结果，在9月27日，执笔写了一封《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

中共南京市委认真讨论了《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成为中共南京市委在新时期南京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共南京市委为了贯彻实施《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作出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1948年9月，建立策反部门。上海局调原在该局的情报工作人员史永到南京，将其关系转交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建立策反系统的组织，由史永负责。策反工作由上海局委托陈修良单线联系，并受上海局领导。

第二，在1948年10月，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市委委员王明远兼任书记，黄可任为副书记，丁又川、李世仪为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在1948年底，下面分设新闻分和艺术分委。新闻分委由丁又川任书记，姚北桦、宋锡仁、吕建军为委员，联系南京各报馆的关系，指导新闻记者党员的工作。他们还掌握了广播电台、电信局等机关，后来到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尚未入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就广播了南京解放的消息。艺术分委由李世仪任书记，朱克可、朱石基为委员。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另建立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由盛天任负责。

第三，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在1947年，警察工作委员会由马文林负责；1948年11月，进行改组与加强，由陈良、马文林任正、副书记，由市委委员陈慎言负责联系。市委还先后抽调37名党员到警委工作，加强警运工作。很快，首都警察厅下属的十几个警察局中，都有了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调查敌情，向市委汇报，使市委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南京全市的情况，特别是敌情，作好应变的各种准备。市委规定警察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未来南京解放时，维持地方治安，保卫安全。

第四，建立公务员委员会。书记王嘉谟，委员姚禹谟、刘诚（真名羊申浦）。因公务员委员会的工作面广量大，又特别重要，南京市委专门派林征代表市委去加强领导。公务员委员会下面分几条线：行政部门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军事部门有国防部、美军顾问团、六二兵工厂、兵工署等机关，共有党员100多人。公务员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搞情报、保护档案、资料。公务员委员会在南京还有特殊作用，如应付查户口、搞身份证以及侦察敌人的动态等。

1948年10月以后，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达的“执行党的总任务，认真做到在充分准备、抓紧时机、跳跃发展的方针下，加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群众的优势，建立战略堡垒，深入敌人心脏，来有效地发动第二战线作战和加强支援解放战争”的指示，转入以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南京和准备接管南京而斗争的时期。南京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加强警察工作，调查研究，准备接管，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渡江。

1948年12月间，上海局派遣张登（真名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秘密来南京，检查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上海局的一些指示。主要是谈形势与准备解放。他说：“徐州会战已将浦口到徐州这一地区中敌军大部分歼灭，敌人已溃不成军。 解放军有直逼浦口，陈兵江边的可能。战局有些间歇迂回的可能。解放军在整补、休息后，准备寻找敌人主力，开始新的会战。应戒骄戒躁，避免盲动。估计可能在春末夏初在南京会战，但要等华北问题基本上解决。我军后方交通补给有了充分准备后，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渡江，一举占领京沪敌人心脏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据形势分析，我们估计，南京的解放战还需要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时间”。沙文汉在南京停留二天，就回上海。

张登（沙文汉）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军事形势。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立即着手准备南京城市解放前的工作，尽可能使解放军少流血，顺利占领南京。因此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强策反工作，准备里应外合。要使敌人在海、陆、空军失去抵抗力，使敌人内部发生动摇，弃暗投明，迎接解放。在敌人溃散之前，必然要作垂死挣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就要防止有组织的破坏，保护好人民财产，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要考虑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作好准备，以便 我们能顺利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因此，我们要做攻心战术，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使有用之才，留在南京，为新中国服务。

沙文汉、陈修良夫妇

二、保存革命力量，营救被捕同志

1948年秋，在国民党日渐以实行严刑峻法而控制后方局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因军事政治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遂指示在国统区的各地下党组织：“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一）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已暴露的同志。

根据中共中央针对国统区工作的指示精神，在1948年8月“八一九”大逮捕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作出相应部署，让没有暴露又有工作条件的同志，严守阵地，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让已经暴露的同志，立即准备撤退到解放区去，或者转移到其他地区工作；另一批同志则隐蔽起来，暂时停止活动，保存力量，待机行事。特别是对运动中较为暴露的党员、新青社员、地下团员及一些积极分子，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从1948年10月起，到1949年1月，通过市委工委、学委、文委，开辟了九条交通线，有计划、分批送他们到苏北、皖北根据地学习。其中，经无锡、江阴、下蜀、邵伯，或镇江工委，向苏北、苏中解放区、皖中巢湖解放区、和含地区、豫皖苏分局和三地委、浙南游击区、六合江淮军区、安徽滁县地委等解放区，撤退了250多人。另有100多名同志分散转移到湖北、湖南与苏浙等地，隐蔽起来；还有一些人则分散到宁沪铁路沿线，开辟新的工作。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总共有组织地撤退、隐蔽和转移了约400余学生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这批撤退到解放区的同志，后来大多集中在华中党校学习，经短期训练后，被编为“金陵支队”第七大队，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时，随解放军大军入城，参加城市接管的工作，成为南京解放后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二）营救被捕同志。

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迫害，激起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和指挥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慰问和营救活动。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对被捕学生、记者和工人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为了营救被捕的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名中大五二○学运带头人，还成立了“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国民党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不于1948年11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释放“八一九大逮捕”中被拘捕的学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在国共酝酿和谈的形势下，李宗仁为安定民心，表示求和诚意，曾明令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禁、释放政治犯及撤销特刑庭、废止《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设法通过我党上层统战工作，继续营救尚未获释的政治犯，在国民党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杨兆龙的帮助下，说服李宗仁下令释放所谓“政治犯”。到1949年4月中旬，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名中大五二○学运带头人等南京被捕学生和其他政治犯，陆续获释。

三、开展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

1949年1月，中共上海局向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发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的指示，指出南京、上海面临解放的前夜，尚需经过一番艰苦斗争，为各地地下党组织确定了争取基本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全面调查研究、瓦解敌军、训练干部等五项工作。

1949年1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委员朱启銮奉命去香港，参加第二届干部学习训练班。这期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工作，学习城市政策，为解放南京、上海作思想政治上的准备。朱启銮学习结束回南京时，带回中共上海局关于地下党如何迎接解放、配合解放军进城的详细指示，布置“大约在作战已基本结束、敌已根本被歼或政治溃败无法控制、城市秩序即将混乱时”，按城市各区、各工厂、各学校、各单位的员工及群众的具体情况，分配具体任务，并准备以部分党员群众公开出面活动。

1949年2月初，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以及委员陈慎言、陈良等人，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分析敌情，认为国民党方面虽然在前线已溃不成军，但在南京城内还是敌强我弱。他们根据南京解放前夕敌人可能出现的顽抗死守、撤退逃跑、投诚起义这三种情况，研究具体对策，着重部署将警察中可利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必要而又可能的情况下，争取部分警察起义，夺取武器，武装工人、学生，以便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实行里应外合，武装保护南京的机关、工厂、企业、粮仓和重要桥梁、交通设施等，防止敌人破坏。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南京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组织护厂护校、策动起义、准备接收为中心的斗争策略。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十分重视从国民党统治中心获取情报，领导南京情报系统，以保卫地下党和配合解放军作战、解放南京为中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在国民党防守南京的陆海空军、警察部队以及国防部、保密局、美军顾问团等机构中，都有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党员在活动。有的情报人员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有的情报人员以记者身份，搜集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经济情报；还有的情报人员进入国民党联勤总部军运调度室，及时掌握国民党海陆空调运情况、军队战斗序列、江防情况等，及时转送长江北岸的解放军，使解放军指挥机关对敌情了如指掌。

例如，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情报部门，通过内线，获得了1948年6月军统南京站准备实施大逮捕的黑名单等重要资料，使南京地下党得以及时转移和保存革命力量。

再如，1949年初，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情报员白沙，冒着生命危险，越过长江封锁线，把从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得到的《京杭、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以及《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绝密情报，辗转送到驻合肥的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并分别向舒同、宋任穷等领导同志，汇报敌情和南京工作情况。

又如，在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加紧训练“敌后情报员”，如保密局（原军统）在南京成立“全能训练班”，中统开办“潜工训练班”，国防部二厅开设“电讯训练班”等，策划实施在南京等城市中，秘密布置潜伏。1949年初，淮海战役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就在南京洪公祠召开军统特务大会，在南京布置了9个台、组，两名直属通讯员，并选择保密局南京站少将组长荆有麟等“优秀特工”个别布置，深入埋伏。中统特务机关则按局本部直接布置掌握的留守台、南京实验区布置的双线潜工组、从上海派人来南京作长期潜伏三项，在南京进行了多点、多线的秘密预伏。国防部二厅、宪兵司令部二处等特务机构也各自布置了好几个潜伏组和电台。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针对上述复杂的敌特形势，以各种方式方法，很快、及时掌握了敌特的动态与各种部署。如潜藏在南京东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陈润田，就收集到军统局在首都警察厅内部部署的绝密情报。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为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破获3000多名潜伏和滞留南京的敌特分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南京地下党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为解放南京，开展了卓越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将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