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幻文学在中国有了“卷土重来“的气势——2015年，科幻作家刘慈欣问鼎科幻小说界影响最大的雨果奖，2016年，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今年春节档爆红的《流浪地球》亦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其实，中国的科幻文学和前苏联科幻有很深的渊源，前苏联曾诞生过一本影响世界的科幻杂志，这本杂志和如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一样，经历了一段光辉而曲折的历程。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两年前，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曾经举办了一场名为“走进未知:穿越科幻”的展览，展出了一本来自前苏联时期科幻杂志《Tekhnika - Molodezhi》（科技与青年）——多年来的科幻插图。在那个短暂的夏天，这个曾经历遭受战乱轰炸后、因被改建而举世闻名的艺术中心，陈列着那些来自过去的未来插图，有一种时空倒错的凌乱与哀伤。

这本曾经在苏联影响甚大的科幻杂志《Tekhnikia – Molodezhi》（下称TM）曾经历过漫长变迁，来自莫斯科设计博物馆馆长 Alyona Sokolnikova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苏联〈Tekhnikia – Molodezhi〉杂志的遗产和影响》[1] ，展示了这本苏联科幻杂志《TM》在历史画卷中的衰变，它同时带给我们另一种启示，揭示现今喧腾市场虚象背后，科幻文化在当前蓬勃资本注入的空中楼阁里摆荡不安的姿态。

2019年春节期间科幻主题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在中国大陆突破了46亿票房；近年来，科幻文学在中国似乎又有了“卷土重来“的气势——2015年，科幻作家刘慈欣问鼎科幻小说界影响最大的雨果奖，2016年，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亦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

这似乎都预示了一幅让人新生喜悦的未来图景：科幻文学重焕生机，甚至已延伸到资本市场，打通了一条科幻文学欣欣向荣的产业链，这到底是一种虚华的假象，还是一种确实的繁荣？

《T-M》杂志插图

一． 一种遥远的互文

苏联科幻杂志《Tekhnika - Molodezhi》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1934年苏联所召开的第一届苏联作家联盟中，“科幻小说被定义为‘年轻人的文学’”[2]，这本象征着“社会主义现实精神”的科幻杂志应运而生。

在1950-70年代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之间的太空竞赛即使到现在看来，都弥漫着一种科幻气息：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运行，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首次进入太空的人类成员，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奥诺夫在距地球数十万米的太空打开飞船舱门，只身进入茫茫宇宙，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

科技探索的发展，也为当时苏联科幻文化在艺术想象空间内打开了一个奇妙的窗口：“太空行走第一人”阿列克谢·列奥诺夫(Alexey Leonov)后与苏联艺术家安德烈·索科洛夫(Andrey Sokolov)合作，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对后世科幻作家影响甚大的科幻形象——太空电梯：

“1967年的插画书《等着我们吧，明星们!》(Wait For Us, Stars! )，源于索科洛夫和列奥诺夫据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895年的构思和尤里·阿特苏塔诺夫在1960年的技术计算，从而创造了一个“太空电梯”的科幻形象。英国作家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说过，他的小说《天堂之泉》(The springs of Paradise)就是从这幅插图中获得灵感的。事实上，这本小说的首版封面上就有索科洛夫和列奥诺夫的插图。“[3]

技术飞跃与文化想象的巧合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在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就曾提到过这一点，“十八世纪的想象力，充满了各种浮悬于空中的形体。并非偶然的是，在那个世纪的开头，由安托万·加朗译成法语的〈一千零一夜〉打开了西方对东方式新奇感的想象力：飞毯、飞马、从灯里跳出来的魔仆……这些来自民间文学的形象，连同我们从更高深度的文学中所见的形象，都是牛顿理论在文学中的反响。”[4]

无论是18世纪飞机的发明，继而西方世界从东方文化中所攫得的阿拉伯神话里飞驰而出的魔毯，还是20世纪相对论提出、人类对太空的探索进步与科幻题材里时间变形、太空冒险等主题的勃发，都形成了一种遥远又呼应的互文关系。

文学想象力是否会激发科技乃至哲学的突破，这似乎已是另一个主题，但这种互文却无可辩驳地透露出一个事实，那便是文化所植根的现实世界，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指向了科技与艺术的可结合性、想象力的现实延伸，科幻在彼时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这样的可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这种想象，而科技发展也为文学想象丰富了更加真实可信的细节。

这种搭建当然依赖于更真实可见的技术实现，尼尔斯·波尔也曾谨慎地肯定了这种可能，“理论疯狂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令我们意见不一的关键是，它是否疯狂到有正确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TM》杂志的出现，在那个时代预示着一种新的潮流，那便是将科技发展融入文学和艺术的瑰丽想象中，描绘了一幅蔓延至磅礴太空的银色图卷，上面是我们已经和未曾到达过的太空之境。

作者: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黄灿然 
出版年: 2015-12

二．“失落的时代”

《TM》杂志兴起正是借助于苏联宇航科技在当时的迅猛发展，从中崛起的科幻文化聚集了各个领域的天才选手， Alyona Sokolnikova在文中列举的苏联上世纪30-50年代的科幻文化先锋群星璀璨、欣欣向荣。

这其中，不仅包含众多文学家、艺术家，除了宇航员阿列克谢·列奥诺夫，更有来自美国空军工程学院教授乔治·波克罗夫斯基（Georgy Pokrovsky）、一战苏联航空飞行教员康斯坦丁·阿特休洛夫(Konstantin Artseulov)、前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职业工程师(Nikolay Kolchitsky)……都曾为《TM》上发表的科幻小说做过插图，这种蓬勃同时也反推了其在技术领域的突破，乔治·波克罗夫斯基就曾提到，“科幻插图是其（工程技术）研究的延续，使他克服了技术图纸的限制”。[5]

令人悲哀的是，这本影响甚大的科幻杂志《TM》在1960-80年代苏联逐渐加强的文化审查制度下，逐步走向衰落。

早在1920年，苏联便建立了严密审查制度，不被苏共认可的大量书籍被直接销毁，直至1986年戈尔巴乔夫所主持的政治改革前，“苏联的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 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6]

曾经在苏联引领了科幻风潮的《TM》杂志也是在这一时期转入到地下，成为苏联失落的亚文化帝国中一支庞大根系，“（当时）许多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出版物，尤其是斯特鲁加茨基的小说，仍然在许多科幻小说爱好者的半官方俱乐部中秘密流传”[6]。

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影响和扼杀是不言而喻的，罗伯本·兹尼在其2019年3月的占星指南中不无巧合地提起一段历史，“我们对欧洲6世纪到9世纪期间的历史比其他的年代了解得少，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那段期间文化和文学的能量都很低，鲜有记录保留，同时政府软弱，商业无力。但是，历史学家不愿用“黑暗时代”来称呼那个时期，因为它仍有很多重要的进步和活动，比如农耕技术的改进。所以，“失落的时代”可能是更恰当的描述。”

这是一份纯粹的形而上的心灵指导，它或许为我们带来些许安慰，但我们无法判断苏联科幻文学在当时“秘密流传”的背景之下，是否也能将社会文化中最丰沃的肥料转入到地下土壤中。

苏联科幻《TM》杂志的黄金时代，终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针对苏联科幻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衰落，也有评论指出，“解体前苏联对科幻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隐藏着不同程度的走向解体的潜意识…苏联科幻和西方科幻一样，都属于霸凌或趋向霸凌内容，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一点，Alyona Sokolnikova文中也有所提及，上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科幻文学中，“外星文明常被描绘成对苏联友好的朋友，而外国间谍、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则常被描绘成某种威胁或敌人。”

Konstantin Artseulov，封面插图，《T-M》1949年2月号

三．“如今的中国科幻是更加文学化的科幻”

中国和前苏联曾经密切的关系，让苏联风格不仅渗透进上世纪中国在建筑、文学等各个领域，即便是科幻文学这样细微的分支，也曾受到巨大影响。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和苏联科幻杂志《TM》一样，同样经历了一段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只是比《TM》历经得更晚、也更短：

——《科幻世界》于1979年创建；

——1991年，科幻世界杂志社代表中国科幻业界成功主办的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

——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全球科幻作家、科学家、宇航员参加19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

——2013 年 5 月 ，《飞·奇幻世界》发出停刊公告，经科幻世界杂志社社委会研究决定，《飞·奇幻世界》出刊至2013年第6期后停刊，总计出版117期；

——2014年11月，继李昶自2010年3月被罢免社长/总编职务之后，继任者万时红被停职 。[7]

《科幻世界》历任社长，不仅有在当代文学史上都颇有声名的阿来，其首任社长杨潇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而后在成都新兴仪器厂担任技术员，杨潇也曾在1991年获得世界科幻协会（WSF）所授其的主席特别奖、1997年获得俄罗斯宇航协会授其的柯罗廖夫院士勋章。

《科幻世界》无疑为中国科幻文化的兴起奠定了肥沃的基础，它曾先后举办了三次国际性科幻会议，培养了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钱莉芳、陈楸帆等一大批科幻作家，《科幻世界·译文版》自2004年起便持续翻译大量国外优秀科幻作品。

2010年《科幻世界》因内部风波短暂休刊后，直至现在，仍面临着巨大市场压力，但这也并没有让中国科幻文学停下发展脚步，近年来，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都曾在国内乃至国际获奖，但《三体》中“太空异类种族”的设定，以及《北京折叠》里对于阶层折叠的比喻，依然脱胎于世界科幻文学中几个既定母题，甚至《北京折叠》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暗喻小说，“科幻”只是其外壳而已。

看似蓬勃的背景之下，也有科幻作家对中国科幻文学未来的发展显现出一种悲观论调，王晋康在出席2017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一场对谈中谈到，“现在的（中国）科幻相当于美国50年代的黄金时代，是更加文学化的科幻，而当时的改革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当我们把说什么都做得差不多了，才会更看重文学技巧。”

这种悲观论调只是个人观点还是群体情绪，放在动辄强调“内容为王”、自媒体发达甚至泛滥的今天，难以以一种更宏观的视角去提取总结，但这种个人化的意见，恰恰指出了科幻文学在现今所面临的挑战。

 《科幻世界》

四．游荡的幽灵

个人化审美的游离不仅体现在科幻文学上，在更多逐渐浮现的文化景观中，它们异军突起，凝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新鲜的沙丘。

让我们暂且将目光从科幻上移开，投向如今在青年亚文化中正蓬勃兴起的一种潮流——废墟文化。近年来，不仅是在俄罗斯，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拍摄前苏联时期公共设施的废墟或进入废墟进行探险活动，都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标志。

对于废墟文化的着迷虽起源于法国，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废墟依然位于前苏联，在上世纪苏联遗留下众多巨大的废墟建筑物中，人们开始察觉到一种逐渐显露的文化心理迹象，“废墟是人们感情的隐喻，这种反射包括了文化的生成（Schonle语）。”

这种文化潮流在青年中人数众多，大批青年手持单反潜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前苏维埃指挥所、拉脱维亚雷达监听遗址……那些上个世纪的前苏联建筑群，如今再看，像是孤立在西伯利亚荒凉土地上的后现代“天外来客”，携带着某种神秘符号被落寞地遗忘在此，人们甚至将这种建筑风格直接称为“未来主义”。

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现在的人们会如此热爱那些在光秃秃的土地上被遗弃的建筑？有学者说这是人们普遍的怀旧心理，“生锈的导弹上的褪色红星标志不再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可将这种冒险和审美解释为一种现代人怀抱着安全感的喘息，似乎又显得过于浅薄。

废墟文化的兴起似乎也象征着人们对于科幻元素的痴迷和留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更像是一个反讽，人们出于对科幻想象力匮乏的一种抗议，继而开发出一条走向过去的探险道路。

非主流的地下文化偏好与资本市场上的审美选择造成了一种对立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危险和隐喻，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退后去审视科幻文学中的陈旧想象和线性叙述，强调文学技巧本身也意味着思想性不足和哲学层面未曾突破的尴尬。

罗兰·巴特在1967年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增刊》里关于《科学到文学》的评论中曾指出，“对科学来说，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而科学选择使语言尽可能地透明，尽可能地中性，使之服从于科学问题….对文学来说…语言不再可能是某种先在于它的社会的、情感的或诗学的‘现实’的便利的工具或华丽的信号提取器….语言就是文学的存在，它就是文学的世界…”

结构主义学者所提出的“科学与文学”关于语言主权的争夺，即使到现在，语言在科学的语境里依然只是“技术性的不在场证明”，但科幻文学确实曾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将科技发展与文学想象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绝妙结合，但其沦为资本市场上赚取眼球的工具，不得不指出其在思想层面的软弱与退让。刘慈欣的《三体》为其摘得世界性大奖，其中有关政治的隐喻也不过指向了那场已过去五十多年的文化浩劫，它更像是某种装饰而非武器。

英国摄影师Rebecca Litchfield出版的一本有关苏联时期废墟的摄影集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个帝国的幽魂仍然在欧洲游荡”，这句话似乎也回应了《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8]

科幻文化在国内的方兴未艾，到底只是文化资本运作的一个噱头，还是仍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我们似乎也只能暂时将其看作是一个飘荡的幽灵。

俄罗斯圣彼得堡机器人和技术控制论中央科学研究院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Palace of ceremonies，目前都成为年轻人废墟探险的主要场所

参考文献：

[1]《A Soviet vision of the future: the legacy and influence of Tekhikia – Molodezhi magazine》，

https://www.itsnicethat.com/features/tekinkia-molodezhi-russian-sci-fi-barbican-into-the-unknown-160517，

译文来自苏俄转播-《苏维埃科幻美学简史：一本影响世界的科幻杂志》

[2]原文引自：《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苏联〈Tekhnikia – Molodezhi〉杂志的遗产和影响》

[3]原文引自：《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苏联〈Tekhnikia – Molodezhi〉杂志的遗产和影响》

[4]《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卡尔维诺著，第24页，译林出版社

[5] 原文引自：《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苏联〈Tekhnikia – Molodezhi〉杂志的遗产和影响》

[6]引段引自《苏联人如何打破审查制度》，《南风窗》

[7]引段摘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B9%BB%E4%B8%96%E7%95%8C/298990?fr=aladdin

[8]引文摘自《美与毁灭：后苏联时期废墟摄影的魅力》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一种对未来的展望：

苏联《Tekhikia – Molodezhi》杂志的遗产和影响

作者： Alyona Sokolnikova

翻译：明星辰

苏联科幻杂志《Tekhnika - Molodezhi》（《Technology – Youth》科技与青年）的出版史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更广泛而深入地了解苏联科幻小说的历史和发展。从1930年到1990年，《T-M》杂志为苏联科幻作家和艺术家举办众多文学及艺术比赛，同时也刊登苏联乃至国际重要作家的采访与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常常是苏联第一个出版外国科幻小说的出版商。通过对《T-M》杂志中重要艺术家和贡献者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阐明，科幻小说是如何成为苏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焦虑和紧张情绪的强大宣泄渠道的。

纵观其出版历史，《T-M》杂志的美学和内容都旨在反映苏联社会政治、科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变化：直接回应约瑟夫·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政权，回应赫鲁晓夫时代的技术成就，回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停滞。从太空种族、殖民任务和幻想的太空冒险、到对反乌托邦政治气候的迷恋，以及对心理深度和复杂性的探索，《T-M》杂志的发展都更全面地反映出科幻小说的范围、潜力和功能。

出于这个原因，巴比肯博物馆（译注：巴比肯博物馆，位于伦敦市北部巴比肯屋村，是欧洲最大的多媒体艺术中心）将首次在英国展出《T-M》杂志的早期版本，作为巴比肯博物馆夏季大型展览《进入未知:科幻之旅》(Into the Unknown: A Journey through Science Fiction)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申类型的展览，通过丈量和记录科幻小说对当代视觉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来审视科幻小说的历史和发展。

1930-50’s

《T-M》这样的杂志，在科幻小说这一流派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在广泛的人群中更有效传递新思想。1934年，第一届苏联作家联盟大会召开，在这次活动中，科幻小说被定义为“年轻人的文学“，并将这一体裁描述为“以社会主义现实精神”从而必然唤醒大众读者的“科技教育”。这种转向社会现实主义的趋势，标志着1910-20年代先锋实验的终结，发展出一种更实用的科幻小说体裁，比如，没有文学情节的科幻小说。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时期的科幻插画家被孕育的背景，让他们开始描绘更为细致而迷人的社会主义未来图像。他们关心未来的技术，这些技术会让苏联更好地控制地球上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在其它星球上建立殖民地；外星文明常被描绘成对苏联友好的朋友，而外国间谍、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则常被描绘成某种威胁或敌人。

《T-M》杂志最早的插图画家之一是乔治·波克罗夫斯基（Georgy Pokrovsky），他曾是美国空军工程学院教授，拥有工程博士学位，同时也是工程技术少将，专攻定向爆炸、超音速航空和两栖ATV(全地形车辆)制造。值得注意的是，波克罗夫斯基认为科幻插图是其研究的延续，因为它使他克服了技术图纸的限制。

康斯坦丁·阿特休洛夫(Konstantin Artseulov)是另一位艺术家，也是一名特技飞行员和帆船建造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军事飞行员和飞行学校教员，在那里，他首次利用尾旋技术（译注：尾旋指飞机的攻角超过临界迎角后发生的一种连续的自动的旋转运动，是一种非正常飞行状态，在飞行训练中飞行员均在离开教练单独飞行之前就要掌握尾旋的进入和改出方法）。阿特休洛夫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他的祖父、著名的海洋画家伊万·艾瓦佐夫斯基(Ivan Aivazovsky)自小就开始培养他。1932年至1937年间，作为大清洗受害者，他流亡数年，1937年回国后，放弃飞行员生涯，继续通过为《T-M》杂志、书籍和其他媒体提供艺术和科幻插图，来表达对航空和科技的痴迷。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为幻灯片电影《飞向月球》(1955)所做的插图，这些插画基于他曾为《Znaniye – Sila》(知识即力量)杂志而做的一系列作品，那是《Znaniye – Sila》杂志1954年的一期特刊(第11号，1954年)，标题为《来自未来》，为纪念苏联第一枚火箭飞向月球。据该杂志的专家说，苏联探月任务原本定于1974年进行。

另一位职业工程师兼艺术家尼古拉·科尔奇茨基(Nikolay Kolchitsky)曾在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for Aviation Motors)工作，他的插图常被称为“联结现代科学和幻想”，因为他的许多想法都直接来自科学文献。科尔奇茨基因其对宇宙和外星景观的精湛创作而闻名，通过不同的绘画技巧，他将敏锐的细节、柔和的渐变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完美融合，描绘那来自想象中的行星间绚丽而迥异的气层和风景。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T-M》杂志撰稿外，他还为一些有关太空探索的科普及科幻书籍配插图。

1950-60’s

下一个见证苏联科幻小说繁荣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50-60年代苏联太空计划的迅速成功，这也与审查制度削弱及国际关系加强有关。在这一时期，有关太空飞行的幻想成为苏联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艺术家安德烈·索科洛夫(Andrey Sokolov)是《T-M》杂志的常客，他关于真实描绘宇宙的抱负——基于这一时期苏联在太空拍摄的第一批照片，以及他对宇航员的采访。自1965年起，他经常与艺术家兼宇航员阿列克谢·列奥诺夫(Alexey Leonov)合作，后者是全球第一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然而，他们对苏联宇宙飞船的描述却常常刻意失准，因为苏联的太空计划即使到现在仍是高度机密。

1967年的插画书《等着我们吧，明星们!》(Wait For Us, Stars! )，源于索科洛夫和列奥诺夫据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895年的构思和尤里·阿特苏塔诺夫在1960年的技术计算，从而创造了一个“太空电梯”的科幻形象。英国作家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也说过，他的小说《天堂之泉》(The springs of Paradise)就是从这幅插图中获得灵感的。事实上，这本小说的首版封面上就有索科洛夫和列奥诺夫的插图。

作者: (英)亚瑟.克拉克 
出版社: 科学普及出版社
译者: 李敏 
出版年: 1984-1

这种不断发展的科幻插画流派让艺术家克服了社会现实主义的限制，在明信片系列中，索科洛夫和列奥诺夫据齐创造了逐帧的叙事结构——开始于真实的事件，结束于纯粹的幻想；他们开发的另一种画面构图是常将图片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展示了真实的全彩宇宙飞船，另一部分展示了遥远未来的黑白图像。

设计师兼平面艺术家亚历山大·波贝丁斯基(Alexander Pobedinsky)既是插画家，也是《T-M》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其对《T-M》杂志视觉呈现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波贝丁斯基不光因其复刻社会现实主义的广告海报而闻名，也因他书中人物复杂的心理现实主义（译注：心理现实主义，德国作家克蕾斯特·沃尔夫文艺观的核心，强调创作过程中主体的存在和作用）闻名，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是为伊凡·耶夫列莫夫（Ivan Yefremov）的社会哲学小说《仙女座星云》所作的插图，该小说于1957年首次在《T-M》杂志上发表。

伊凡·耶夫列莫夫是苏联最早的科幻作家之一，他成功地在遥远的未来创造了一个详尽的世界。在《仙女座星云》和之后的几部小说中，他借以“大圆”(Velikoye Kol ' tso)这个奇妙的名称描述了一个文明的宇宙共同体，那里达到技术、物理和道德的高度发展。波贝丁斯基的插图，让读者再次想象这些理想化社区、场景和人民的未来景象，耶夫列莫夫将这种未来主义的场景描述作为对美国作家埃德蒙·汉密尔顿(Edmond Hamilton) 1949年的小说《星际之王》(the Star Kings)的一场论战。他同时也孕育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即认为高科技的未来将带来社会平等和人文主义，而非战争和权力斗争。

1960-80’s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对太空和星球的征服开始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宇宙曾经是一个梦幻般的理想之地，现在却成了英雄们冒险的背景，他们要解决各种各样的心理、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无论是在科幻小说还是插画中，人物的心理现实性和深度都变得比技术准确性和科学真实性更为重要。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声称，在他的小说《天堂的喷泉》的所有插图中，他更喜欢苏联艺术家罗伯特·阿佛丁(Robert Avotin)为《T-M》杂志创作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将人物的视觉感呈现更为准确。

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苏联的科幻文化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转向更为迷幻的图形风格和更复杂的叙事。《T-M》杂志的视觉设计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由于罗伯特·阿佛丁在不断尝试各种概念性的图形风格作品。

在此期间，《T-M》杂志举办了多场科幻艺术竞赛和展览，他们努力为更大的实验场域提供空间;并帮助读者发现那些并非循规蹈矩、富有天赋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如尼古拉·内德贝洛姆（Nikolay Nedbaylom）及许多其他业余艺术家。例如，根纳季戈洛布科夫（Gennady Golobkov）——曾作为《T-M》杂志几场比赛的获胜者——以其对遥远未来人类明亮而充满活力的想象声名鹊起，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艺术家从16岁起开始瘫痪，26岁那年去世时，手中依然握着一支铅笔。

在一时期，苏联科幻小说的形式、类型和文体的多样性大大增加，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文化情绪和社会想象的变化，从对未来的浪漫想象变成了后现代启示录及反乌托邦世界。这些变化产生于苏联经济停滞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严格的审查制度，充满社会批判和反讽的科幻文学迅速成为苏联地下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8年出版的《T-M》杂志也揭示了这一时期日益增强的审查制度，包括伊万·耶夫列莫夫（Ivan Yefremov）的小说《查斯·贝卡》(《丑时》)，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名为托拉曼斯星球上的极权政权，在那个国家被官方禁止。由于审查制度，这一时期的《T-M》也变得罕见。有人推测亚历山大·波别登斯基小说的插图也曾受到审查，他所描绘的四个独裁者之一，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极像前苏联政府首脑。然而，许多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出版物，尤其是斯特鲁加茨基的小说，仍然在许多科幻小说爱好者的半官方俱乐部中秘密流传。

《T-M》杂志作为苏联科幻亚文化的主要阵地，其“黄金时代”的终结可以从该杂志主编瓦莱里•扎哈尔琴科(Valery Zakharchenko)于1984年被解职为标志。被解职的原因是阿瑟·C·克拉克的小说《2010:奥德赛2》(2010:Odyssey Two, 1982)已出版的前几页，有几个角色是以苏联少数派政见人士的名字命名的。

（译文首发于苏俄转播，名为《苏维埃科幻美学简史：一本影响世界的科幻杂志》，编辑：吴鞑靼）

责编 | 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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