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40年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强大的加工贸易为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今天处境如此尴尬呢？
因为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首先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链条中，始终处在低端制造的位置，只能做些附加值低，利润微薄的加工贸易。更可悲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今天，甚至都难以为继了。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全部在消失，再加上营商环境持续恶化，导致很多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工厂选择外迁或迁回本国建厂。
我要告诉各位，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从全球产业结构格局看，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现在在土地、劳动力这些成本上都比我们有优势，形成不可避免的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危机里发现自己国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现任总统特朗普相继推出了很多扶持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惠普、苹果等美国公司经过一番精打细算，纷纷把工厂迁回本国；最后，更可哦啊的是中国制造业本应从目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调整为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转型，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升级转型成功的迹象。
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各位去网络搜索，答案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这里包括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还会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招商引资给外企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你们查到的这些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上荡然无存了，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红利即将耗尽。
什么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很多人会说是人工成本，对不对？但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的人工成本已经快要和美国持平了，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开了一家工厂，他们在当地雇佣了1300人，在2013年的时候计划生产290万台电脑，各位猜一下，这些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是多少？每年1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月只有1250美元而已。那么富士康在当地聘请的技术管理人员的年薪是多少钱呢？也只有三万美元而已。可能有人会说，1250美元相当于7000多人民币，绝对是高新了，可是不要忘了，这些工人生活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他们要承担的是以美元计算的生活成本。所以我们比较富士康全球各地员工的年薪，还要参当地的生活成本。
富士康目前在大陆的用工年薪是多少？以郑州富士康工厂为例，那里的工人最高月薪是3600元人民币，据我调研，这个工资在郑州已经算是较高水平，是当地最低工资1240元的三倍。另外，企业在中国除了要给员工发工资，还要负担他们的“五险一金”等费用，这些加在一起，我认为富士康工厂在郑州雇佣一个工人，每个月起码要花5000元。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把它们在大陆的工厂往西部迁，富士康在美国建厂因为那里的工人工资更低一些，能降低用工成本，这说明我们在用功臣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商，它对在中国建厂的各方面成本的分析和判断我认为是非常有权威性的。2012年年底，富士康放出消息，说要在美国建厂，2018年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了动土典礼，它做这个选择除了因为中国大陆的经营成本优势被美国追上，我认为一些与政策有关的税费，融资成本等问题，也在扼杀中国的营商环境，削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
那么我接下来提出一个涉及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营商环境，告诉各位，中国综合营商环境位列全球中下游，政府管得太多了。
营商环境都包括什么？它指本土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时遇到的企业开设、经营、履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则，以及要遵循这些法律法规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世界银行在过去十几年里，每年从10个方面对全球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主要是看各个国家对企业的监管环境。它曾经发布了《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2014），各位猜中国在189个国家里排第几？答案是第96位。
我们的排名怎么这么低？我认为原因主要出在政府管得太多上了，完全没有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你如果打算在中国建立一家工厂，撇开用工成本的问题，你首先要考虑申请执照需要多少行政审批流程，也就是要有多少个政府部门的批准你才能合法建厂。2013年，我们的一位企业家在广州市两会上抛出过一张项目审批所需要经历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的政府知道后快速做出了反应，在很多领域开展了行政审批简化的改革。
我非常支持政府的这项改革，它优化了我们的营商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逛吧这一些行政机构的某项审批权限收回是部否的，还要通过其他改革让我们的政府部门真正起到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作用，而不是为企业制造问题。截至2011年12月，除宪法外，我们有效的现行法律有239件，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8921件。各级政府根据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可以随意地订立各种收费，以及处罚标准。也就是说，一个政府部门今天被取消了某项审批权，明天它很可能按照被赋予的行政权力，又为自己制定出其他的行政审批权力，然后继续产生腐败和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的问题。这个其实也叫政府的不守法成本，它还包括预缴税等问题。比如某地今年税收不足的话，地方政府可以要求你参照今年的纳税情况把明年的税先缴了，这肯定是不守法的。
再看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我们的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还是央行说了算，目前还维持着全球较高的利率水平；而且我们的商业银行基本都是有官方背景的，它们在选择借贷对象时，往往很难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把钱贷给有偿付能力的企业，而是很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把钱贷给国企、地方性大企业等有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因此，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就是大多说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融资成本都高达20%-50%。各位晓得美国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吗？只有10%。另外，中国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是6.5%，美国是2%左右。所以从融资成本上来看，无论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美国都比我们低得多的多。
中国曾经用来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比美国还高。此外，一直被诟病的中国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些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外企，甚至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建立的，我请问各位，它们在经过一番对比、考量之后，还有什么理由非要留在我们这里继续经营呢？
我在前边讲了富士康在美国建厂的例子，实际上很多美国的公司，比如苹果、通用电气、陶氏化学、卡特彼勒、大众汽车、福特汽车等企业都在考虑成本等原因后，将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这么多美国顶级的跨国公司选择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本土建厂，它们除了考虑成本问题，我认为还受到了美国政策影响，各位晓得吗？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全球制造业老大，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他们的政策导向都旨在透过技术创新，推动高科技发展，引导高端制造业重回本土，鼓励企业在本土建立工厂拉动就业。
告诉各位，美国政府的野心还不仅仅是把美国企业的高端制造工厂迁回本土，他还打上了低附加值就业岗位的主意。美国如今是准备让自己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强调大力振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品生产。
本文选自《财经郎眼11, 中国制造业下一步 : 从制造到营造》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