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公众号楼主在仙居县横溪镇溪头村调研时，根据网友“老树桩”提供的线索，意外发现了一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雷波部队”的驻扎地遗址。
这座建筑原来是溪头村的一座尼姑庵，据附近村民介绍，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雷波部队的驻地。
建筑的墙上写着“精诚、亲爱”等民国时期的标语
从墙上的公告栏来看，这里的功能曾经比较丰富，有“党务公布处”、“图书周刊处”、“队务公布处”、“起居学术处”等。
村民介绍说，这座建筑的对面原来还有一座影墙，墙上原来刷有一个大大的国民党党徽。解放后，这些文字和图案被石灰水覆盖掉。后来由于这层石灰渐渐褪掉，原来的内容重新显现出来。
“雷波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突击总队第一突击队的代号，部队指挥官是胡旭吁将军。一九四三年李默庵将军奉命接替上官云相将军就任第三十二集团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浙江丽水县的碧湖镇。由他苦心编练的陆军突击总队，也由湖南的祁阳长途跋涉，经湘南、江西、闽北行军五十余天，抵达浙江前线，拨归三十二集团军建制。(陆军突击总队原是国民党军训部组建的一支万余人的特种部队。总队辖四个突击队，每队五个营。每营人员千余，配有比较先进的火器，机动灵活，利于在南亚热带丛林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个总队原拟整训后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后因缅甸八莫等地失守而作罢)。“雷波部队”驻防浙东的仙居、东阳、盘安、天台、嵊县、奉化一线，经常以小部队深入敌人盘据的地区，进行袭扰，打得自金华、东阳到奉化沿线的日军日夜惶惶不宁。
以下是雷波部队驻地的佐证材料：
1、仙居百岁抗战老兵李山头的口述：
李山头口述：“我1937年3月被抽壮丁，因体检不合格，留在本县运输队（中队编制）。我主要负责在横溪镇与金华，丽水碧湖之间运输子弹，送了两年，后调回城区，改为仙居至宁波运输子弹。一次刚把子弹运到宁波，日本小鬼就在宁波江下交丢炸弹。一支部队让我们去跟他当兵，给我们发了一件衬衫，我们当时6个人参加了，后随部队到奉化，日本人又在奉化丢炸弹。当时是民国三十年，我们从福建走到广东，听说部队要去云南打战，因为太远了，所以当天夜里我和两个仙居老乡趁站岗跑回了老家，当时是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在家两个月后，我被雷波部队又征去，也是负责运输，当时雷波部队驻扎在横溪俞店（俞店就在溪头隔壁），弹药库在石仓洞，我们子弹从石仓洞担到横溪。”（王赫记录整理）
2、仙居抗战老兵郑小忽（已故）的回忆：（仙居益心公益协会整理）
郑小忽，男，1923年12月21日生，浙江仙居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参军入伍，先编入浙江保安团，任中队长鲍方奎的警卫员；后加入雷波部队第三营，任营部传令兵，曾在浙江东阳、磐安、新昌等地抗击日伪军。抗战胜利后返乡务农。
图为95岁的抗战老兵郑小忽。记者孟万成摄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上，曾活跃着一支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雷波部队，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特种部队，他们神出鬼没，到处伏击日伪军，锄杀汉奸卖国贼，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抗日英雄——现年95岁高龄的老兵郑小忽，原籍是仙居县广度乡路坑村，现暂住步路乡下徐村女儿家里，他的另一个女儿在遥远的新疆。老人尽管年事已高，可还是每餐无酒不欢。想当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人生是何等豪迈！随着老人的口述，记者也仿佛置身于抗日的硝烟烽火中。以下是老人的自述：
我大哥在他17岁的上半年被抽到壮丁，那时我才15岁，家里不希望大哥出去当兵。父亲有个至交好友是叶家山村的鲍方奎，他当时正在临海浙江保安团当上尉中队长，那天恰巧鲍方奎在家休假。在父亲的介绍下，我跟随鲍方奎从老家广度乡走到临海县城东门的一个庵堂内，中队部驻扎在东湖。之后我一直担任中队长的警卫员，该中队共有120个人。在部队里，我经常练枪，枪法奇准。
那时部队流行赌博，我也喜欢赌，有一次我坐庄，一个排长（台州黄岩人）一定要参与进来赌，他押2次都输了，我都把钱还给他。没想到他第三次还是要来押注，我火了，把他押的钱扔在地上，那排长拔出别在腰间的驳壳手枪朝我脑袋狠狠砸了三下。那个痛啊，我顿时怒火中烧，趁他把手枪别回腰间的空儿，一把掏出那手枪，朝该排长身上连开数枪，当场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个排长平时就很凶，大家都替我说话，再加上中队长视我如己出，自然全力庇护我，说我无罪。排长在黄岩老家有老婆和儿子，对方叫我去排长家里赔礼道歉，我坚决不去。末了还是鲍方奎派人给排长家人送了点钱，买了副棺材算了了事。
仙居县益心公益志愿者协会会员王赫（左1）、藤花素母女（右1、2）探视郑小忽。记者孟万成 摄
第二年的正月十几，我跟鲍方奎请假，想回家跟家人一起过正月十四。获批准后，我穿着军装，一路步行回家，从临海往仙居大路乡大路村赶的时候，被雷波部队一步兵连的人抓去。我据理力争，说自己是浙保部队的兵，抓我的干部说现在是战时，前线人员紧缺，你们地方部队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就这样我被抓到位于仙居肖洋的雷波部队第三营，巧的是那天营长和连长都在，我胆子很大，在长官面前也不胆怯，还是据理力争，说明自己的情况。连长听了很生气，过来要打我，被营长喝止住了。营长说营部正缺个传令兵，这小鬼胆子蛮大，人也机灵，就给我当传令兵吧。第三营有4个连，一个机枪连、一个炮连、2个步兵连，营长什么名字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山东人。
没过几天，部队接到去偷袭东阳的命令，那时东阳县城已经沦陷，我们连夜向东阳进军。第一夜宿在磐安县的大盘镇，第二夜宿在安文镇，到达东阳当天就与日军交火了。日军武器先进，实力优势明显，我们攻城不下便退到山上打起游击来，专门偷袭日军小股部队，令日军防不胜防，大为光火而又无可奈何。那时因我枪法准，身手敏捷，胆子大，特被选入只有7个人的便衣组。便衣组组长是一名副连长。我们部队在东阳山上驻扎了8个多月，记不得出去行动了多少次了，只知每次出去行动，只要我掏枪就必死人，杀的有日本鬼子、伪军，也有汉奸。
有一次，我们便衣组在半路上碰到日军一支40来人的骑兵队，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副连长叫我们先打马，说把马打死人就跑不掉了。我们5人散开分别隐蔽，同时开枪，由于受到突然袭击，日军的骑兵队以为遇到大部队埋伏，仓皇逃窜。便衣组的队员个个都是神枪手，此仗后我们清点战利品，发现竟然打死20匹马，20个鬼子也全被击毙。我在搜寻战利品时找到一把勃朗宁手枪，后来一直由我使用着。
2017年1月，上汽大通俱乐部、上海威五营和六一小学三年级3班银帆小队少先队员联袂慰问郑小忽。
还有一次，有一个乡长跑到我们驻扎的部队来反映情况，说他们乡的副乡长巴结日本人，当了狗汉奸，希望我们能去惩处。当夜，我们便衣组几个人摸到该副乡长家里，抓出来没走几步，便被我枪杀。我们还多次化装混进城，在城里见到日本兵，往往是杀了抢枪就跑，那时胆子大，什么也不怕。
在东阳打了8个月的游击战后，我们部队奉命撤回仙居肖洋休整，当年的12月初又调到天台县整训，当时司令部驻扎在水南村，三营则驻扎在玉湖街村。到天台20多天后，部队又接到命令去攻打新昌，那时我的脚受伤了，走路都很艰难。营长特地给我开了路条，允许我回家休养。我用两根木棒拄着走回家，从天台玉湖街村走到仙居广度乡老家走了整整三天，到家那天还记得是农历的12月25日。伤好后我也曾去天台探听过原部队消息，得知部队在新昌与日军作战时伤亡惨重，几个连队基本都打完了。
老人既为自己最后没能和战友一起沙场杀敌而遗憾，又说幸亏自己脚受伤，要不然自己也肯定挂在那里了，因为他在部队打仗勇猛敢冲是出了名的，总是冲在前头。（根据郑小忽自述整理，感谢仙居县益心公益志愿者协会的大力协助）
2017年6月17日，记者在采访后与郑小忽及其曾外孙女郭佳月（11岁，右1）、曾外孙徐钰轩（10岁，左1）合影留念。
3、另外一个雷波部队连长的回忆
一次战果辉煌的伏击战
我们第一突击队，代号“雷波部队”，驻防浙东的仙居、东阳、盘安、天台、嵊县、奉化一线，经常以小部队深入敌人盘据的地区，进行袭扰，打得自金华、东阳到奉化沿线的日军日夜惶惶不宁。
日军虽然占领了杭州、绍兴、宁波以及金华至奉化的一些城镇。而近在敌人眼皮下的括苍山脉，天台山和丽水、青田、云和一大片国土，却始终控制在我军手中。对侵略者形成严重的腹背威胁。
是年×月，我们得到准确情报一一奉化溪口镇有一支日军小部队(约四十人左右)第二天上午要沿公路到新昌、浔县去。
当时，我们第一营就在离公路二十余里的地方活动，营长王理直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了伏击歼灭这股敌人的方案。各连军官斗志昂扬，纷纷请战，王营长命第三连沈连长(忘其名)副连长寇恩敬率领由全营挑选出有战斗经验的官兵组成的两个加强排，配备轻机关枪六挺，枪榴弹六支、贰拾多枝冲锋枪、卡宾枪和一部份步枪，以及爆破器材等。乘夜进入阵地伏击这股敌人。并派出得力的侦察组，提前出发，侦察敌情。同时在四周严密警戒，防止泄漏消息。
拂晓前，担任伏击的部队已进入了侦察选定好的伏击阵地，等候着敌人。
那个伏击点，真是绝妙不过的有利地形。一段公路修筑在崖壁上，下面是一条小河，水浅可以徒涉。河的另一边是小高地，长满了灌木丛和茅草。我们的伏击部队就隐蔽在这片丛林茅草之中，可以清楚地窥探敌人的行动，又不会暴露自己，崖壁上的公路，恰在我各种火器有效射程之内。
赶在黎明前，爆破兵已在公路两端埋好视发地雷，将导火索接到指挥所的手摇发电机上。附近虽没有居民点，为了防范万一，还在各山间小道上布置了警戒。官兵们磨拳擦掌地注视着前方。只等连长扭动发电机，就勇猛投入战斗。
上午八点多钟，敌人果然摇摇晃晃的走来了，后面还跟者两辆马车。敌人的搜兵通过了左侧的地雷区，沈连长仍然从容不迫，直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了我伏击圈，他才扭动发电机，埋在公路两端的地雷同时炸响，有如睛空霹雳。鬼子兵，死的死，伤的伤，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隐蔽在小高地上的我伏击部队的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步枪、枪榴弹象雨点一般射到乱成一团的鬼子群中，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这些“活靶子”一个个应声倒地，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敌人根本不曾还手，就被我全部歼灭。有几个受了伤的鬼子，从死尸堆里爬起来向崖壁上的小沟挣扎着攀登逃命，也被我枪弹击中，滚落下去。此时，沈连长命令第一排冲过河去，收拾战利品；第二排在原地掩护。不料一排李排长刚冲到公路边，一个重伤装死的鬼子兵突然举枪射击，李排长和另一士兵不幸中弹牺牲。连长急令第一排就地卧倒，并指挥机关枪对准横七竖八的尸体反复扫射；然后才命令第一排冲上公路，背回两位牺牲的战友，收缴了敌人的步枪十一枝，轻机枪两挺，一大堆钢盔和少量弹药。
两侧据点的日军听到了地雷的爆炸声和枪声，知道大事不妙。沈连长发现敌军增援部队的汽车已在远处尘土飞扬，他果断命令伏击部队迅速撤出战场。等到敌人来到伏击区，我们这支小分队，却早已消失在天台天山麓的丘陵深处了。如丧考妣的鬼子兵，盲目地朝着我方胡乱射击一阵后，收拾着侵略者的尸体，悻悻地撤走了。
押解日本战俘
一九四三年秋，浙东括苍山麓的横溪镇，欢腾的群众，一齐涌向广场，去参加一次显示民族尊严的公判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雷波部队”的数千官兵，有横溪镇的居民、和好几所中小学的师生，以及当地社会名流．大家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汇成了一股军民团结的抗战洪流。
主席台上有“雷波部队”的司令官胡旭吁将军，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大会主持者庄严宣布：“今天我向参加大会的全体军民祝捷，将被我们活捉的十二个日本鬼子押到大会示众!同时将两个民族败类，认贼作父的狗汉奸就地处决！”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了，“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汉奸！”“抗战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宵。
会后胡旭盱将军和王理直营长把我叫去，他们要亲自审讯日本战俘。当时整个横溪镇都找不到一个懂得日语的人，最后由我营迫击炮连连长柳正国权作翻译。柳是东北人，学得一点日语，并不精通。在审判席上胡旭盱司令满腔怒火，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正告日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日俘一个个垂头丧气，有如丧家之犬。
当晚，胡将军叫我去说：“集团军总司令部要将这批战俘送到上饶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去。”命令我带一个排押送到丽水碧湖总部去，沿途要倍加警惕，防止战俘暴动或乘机自杀，一定要全部活着交出去。
我当时任副连长，立即挑选了三十多名精明强干的士兵，并派代排长洪扬随行。出发前我们认真商定了周密的措施，以及出现意外的紧急处置办法。我们懂得鬼子们都受过所谓“武士道精神”熏陶的，受毒很深。他们都认为一旦被俘，就绝无生路，任你如何讲人道主义，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加上柳连长又不能随同我们前往，语言障碍也是一大困难。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用绳子系着每个俘虏双手的上臂，不紧也不松，让他们行走自如，又受到束缚，不能随意行动。对两个受了伤的战俘，沿途派民夫用担架抬着走。两个士兵夹着一名战俘，洪排长带着五名士兵走在前头，其余由我带着紧跟在后。我们携带的是一色的短兵器(冲锋枪)和少数步枪，我们沿着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向缙云丽水方向前进。一路上我全神贯注，紧握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一刻也不敢松懈。
从横溪镇到丽水，要途经缙云县，足有二百多里。这些日俘走起路来，要死不活，慢慢吞吞，每天行进只三四十里路。有些公路的一侧是悬崖峭壁，特别使我担心的是怕这伙就擒的强盗跳崖，真的“效忠天皇”。四五天的行军，我一直处在极度紧张之中，随时准备着紧急应变。几次宿营，都彻夜不眠，眼睛都熬红了。当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尽早把俘虏活着交到总部去。
其实这些日本侵略者，作了俘虏后，全是一些怕死鬼，一路上没有一个敢寻死乱动的，沿途经过不少小集镇，群众都争相观看，指着俘虏骂：“你们也有今天的下场!”
第四天到达丽水城住在一家大院子里，引起了一场混乱，人民听说押送的是日本战俘，就纷纷拥到这所院子，门窗也被挤破，简直到了无法维持秩序的地步。我们三十多人，组成了人墙，经再三劝告，群众才慢慢退出，平静下来。那些战俘看到如此场面，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龟缩在一角。他们完全懂得，人群如果涌了进来，一定会把他们砸成肉泥的。
第五天到了碧湖，只剩下三十多里路程了，下午两点钟抵达总部，我们按总部指示把战俘交到特务营的机枪连，办妥交接手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我们又踏上了返回前线的归途。
杭州受降见闻
一九四五年八月，这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月份，凶残屠杀中国人民，蹂躏我半壁河山的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向我无条件投降。这一特大的喜讯，象一股暖流，涌入了浙江衢州、江山军民的心胸，人们狂欢，奔走相告。
这时陆军突击总队已改编为九十八军，辖两个师，我当时任该军暂编第二师第三团第三营第七连上尉连长。全军在浙江衢州、江山两地整训。
胜利消息传来，曹跃祖师长立即召集全师连以上军官讲了胜利的形势，并鼓励大家、作好一切准备，估计部队就要到杭州、上海去接受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投降。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果如曹跃祖师长的判断，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命令我九十八军星夜兼程，向绍兴、宁波、杭州推进。
军、师后勤部门抢时间给部队换发了全新的夏服，部队立即沿着浙赣铁路路线，经龙游、直插金华、义乌。
上级指令，第九十八军要甩开金华、诸暨等敌占城市，留待后续友军接收，急行军向绍兴、杭州，这些华东重镇推进。
抗战整整八年，部队大多数在山区作战，当我们就要进入水乡名城-绍兴，人间天堂-杭州时，官兵们无不激动得彻夜难眠。入城前，部队作了临时整编，把年轻精干的官兵挑选出来，一个连选编一个排，一个营选编一个连，一个团选编一个营，这样全师编选了一个团，作为入城的先遣部队。我被编为先遣团的第七连连长。
我们开进绍兴杭州，这两个城的饱经苦难的同胞都倾城而出，流着热泪，放着鞭炮，挥舞彩旗欢迎我们。那动人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我们到达杭州的第三天，就奉命折回肖山受降。这里驻着日军一个旅团，由三十二集团军中将副司令胡琪三负责受降事宜。
举行受降式后，日军即开始缴械，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步兵武器，和105榴弹炮，及各种弹药、器材、擦得油光发亮，一尘不染的交由我们点收。第二天接收战马。每一个日兵牵着两匹马，排成两列队，真是一眼看不到尽头，许多日兵还在最后喂着饲料，有的甚至还抱着马头哭泣哩!
在肖山的日寇旅团司令部内，进门正中一张方桌上，竖立着一个长方形玻璃盒，内放一把用黄绫包裹好的军刀，据说乃日本天皇赐给该旅团长父辈的雌雄军功刀之一，被视为传家至宝。因此该旅团长曾向胡琪三副总司令再三恳求，想留下这把倭刀，遭到严正的申斥。这把军刀虽是一把普通刀具，但它是侵略者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物证。
杭州的笕桥飞机场(原国民党航空学校所在地)，在胜利前夕，被美国飞机投下许多炸弹，机坪、跑道上弹坑累累。为了修复这一基地，我们指令投降的日军官兵六千人前来抢修，我这个连奉调担任机场警戒。
日寇投降缴戒后，其旅团、联队、大队建制未打散，仍由原来的指挥官掌握管理，俘虏兵干起活来，效率之高，速度之快，真出人意料，只一个多星期，就全部完成了抢修任务。
有次我军一名通信兵在工地上架设临时电话线，一个支架被一名日俘不慎撞倒，这位通信兵跑上去就是一顿训斥，左一记耳光，右一记耳光，打得那个日本兵立正连连称“咳!咳!”旁边上千的战俘，都默默的干看着自己的同伴挨打，不敢作声。侵略军当年的淫威，全然丧尽，这位通信兵是借此发泄中国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如果不是有个宽大战俘的国际法，我恨不得也去打个痛快。
由于战败日兵害怕回国受惩，俘虏中出现过一阵潜逃风，许多俘虏兵偷偷的跑到我们部队中来，恳请收留效命。我们连就来了十七名，他们向我磕头，用生硬的汉语，要求把他们留下来。当时有些连队收留了一些日本兵，但未过几天，即被上级发觉，限令全部遣返、令其随同遣俘船舰回国。
一九四六年春，九十八军又奉调到苏北海州连云港担负接收和遣俘任务，我亲眼见到数以万计的侵略者滚出中国国土。正义之师必胜，侵略者必败，这就是历史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