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遭逢祝融之灾，屋顶和尖塔相继倒塌，举世震惊。两个世纪前的大文豪雨果，亦曾经为圣母院遭逢大革命洗劫破坏而哀恸，驱使他写成名著《巴黎圣母院》。究竟这段历史为当下带来什么启示？圣母院能否一如既往浴火重生？

雨果的“预言”

“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教堂的高处，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象。只见在最高柱廊的顶上，在中央玫瑰花形的圆窗上端，熊熊烈火从两座钟楼中间腾起，火星飞旋。这狂乱的烈火被风一刮，不时有一团火焰化成浓烟，随风飘散…… 在烈焰的上方，这两座钟楼庞大的阴影直投向天空，显得益发巍峨。钟楼上那无数鬼怪和巨龙的雕刻，面目狰狞，映着闪烁不定的火光看上去全活动起来了。”

这段文字，出自法国大文豪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其场景恰恰是巴黎圣母院，仿如置身今次火灾现场的报道，无疑叫人惊叹：难道两个世纪前的雨果有预言能力？雨果当然不是预言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同代读者都心知肚明，这充满浪漫主义奇幻色彩的故事，其实有一定史实基础。

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1831年第一版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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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定于1482年，以圣母院为主要场景，男主角加西莫多（Quasimodo）是其貌不扬的驼背敲钟人，从孩提时遭弃置在圣母院台阶上，由副主教抚养成人。上述文字交代的一幕，是巴黎暴民包围圣母院向加西莫多算帐，圣母院的雕像却一个个活现起来，有怪兽喷出融铅的胆汁，与暴民殊死作战。

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何利斯在建筑史著作《建筑变形记（The Secret Lives of Buildings）》中指出，雨果所描写的巴黎暴民，实质上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党人，对当时读者而言，两者扣连呼之欲出。

革命党人洗劫的旧政权象征

1793年10月23日，革命方酣之际，革命党曾经派员到圣母院，撕开枢机主教的法衣，宣称自由以外，不该有宗教。他们还爬上圣母院西面墙上，把28尊国王雕像逐一捣毁，雕像的断头被抛入塞纳河、铺砌街道、或者用来系船。在小说中，雨果却为这些国王雕像赋予法力，把爬上圣母院的暴民摔死，无疑是以文字向暴民报复。

现实中，大革命的冲击还不止于此。1790年圣母院的圣坛被拆毁，换成献给祖国的祭坛，革命党亦大举破坏基督与圣母雕像。今次惨遭祝融的圣母院中央尖塔，在1791年也曾经被摧毁，铅铁被熔成炮弹。圣母院作为旧政权及教会权力象征，在革命中饱经亵渎。

时至1820年代，革命热情冷却，旧王朝复辟，但圣母院却如废墟般破落不堪，政府无力重振圣母院的辉煌。雨果于是决定以小说担起重任，1829年他把自己锁在公寓，振笔疾书，要法国人把热情重新投注在这座中世纪教堂身上，1831年写成《巴黎圣母院》。

小说出版后果真洛阳纸贵，无数巴黎人亲赴备受冷落的圣母院朝圣，他们心里勾勒小说描写的15世纪情景，无视后来历代添加的建筑风格。1837年奥尔良公爵夫人向雨果表示：“我已经去参观了你的圣母院。”不消多久，巴黎人便要求重振圣母院昔日光采，但他们所依据的，却是雨果小说所赋予的中世纪想像。

版画描绘的1830年巴黎圣母院，尖塔在革命期间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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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从来没有完工之期

圣母院复修重任，最终落在建筑师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和Eugène-EmmanuelViollet-le-Duc身上。工程于1844至1864年间展开，他们面对棘手的现实难题：圣母院的中世纪原貌，其实不如雨果所想像。

圣母院在1163年开始建造，由主教苏利（Maurice de Sully）奠基兴建。当时却没有完整设计蓝图，与雨果描写有重大出入，既没有高大的彩绘玻璃，又没有巧夺天工的飞扶壁。后世所见的这些歌德建筑巅峰杰作，其实是集各个世代工匠与建筑师大成的心血结晶，但没有那个时期的版本称得上“原版”。

Viollet-le-Duc的修复工作在重建雕塑之余，却没有采取中世纪真正的实墙小窗设计。在维持后来加建的扶壁同时，他重构建筑物的空间分布，改良高大的彩绘窗户，又重建在革命期间被摧毁的尖塔。诚如Viollet-le-Duc所言，“修复”是现代概念的产物：“修复一座建筑并非保存她、修理她、或重建她；而是复原一个永远不存在于任何时间的完美状态。”

与其说，雨果以文字保育了圣母院，不如说他重新创造了一座圣母院。Viollet-le-Duc亦没有真正还原圣母院的原貌，其创造、保育与破坏内容其实一样多。但他巧妙地在民众期望、美学考量与历史考据之间找到平衡，把圣母院翻新成19世纪的殿堂，成为今日我们所认知的模样。

如此放眼历史，便会恍然大悟，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完工的日子。她饱劫天灾人祸不断重建修复，成为历代艺术家与人文想像的结晶。这次大火既没有彻底摧毁圣母院，相信其历史会得以延续，在21世纪浴火重生。

文章转载自21博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