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卡夫卡遗稿花落谁家的所有权争端，自1968年遗稿保管人马克思·布罗德逝世后便在德国与以色列档案馆之间掀起轩然大波，争论至今已不仅关乎法律上的归属问题，更牵涉到国籍、文学、宗教，甚至是犹太屠杀的人性拷问。

近日，瑞士苏黎世一家法院宣布，储存遗稿的保险箱可以被打开并运往以色列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遗稿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尊重文学还是遵从友情

“亲爱的马克思，也许这次我再也好不起来了……一切现存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要烧掉，我请求你尽快这样做。”1924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死于肺结核。在位于布拉格的公寓里，他留下了这张字条给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门徒、代理人兼遗嘱执行者马克思·布罗德（Max Brod）。

1940年前后，卡夫卡的朋友兼遗嘱执行人马克思·布罗德(Max Brod)。照片:Imagno /盖蒂图片社

自从卡夫卡与布罗德两人在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法学院第一次相识后，布罗德就把卡夫卡视为自己人生的伟大使命。那时的卡夫卡，虽有满腔的写作热情，但却经历着绝望，“我一句愿意承认的句子也没有写出来，眼看着这些句子在我手中逐字瓦解……我必须快点停下来。”

尽管如此，被公认为文学天才的布罗德，依然发现了卡夫卡惊人的写作天赋。如果没有布罗德的鼎力支持，卡夫卡的作品很可能在萌芽时期早已夭折。布罗德承认，“有时候，我就像一根棍子似的站在他的身边，换着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强迫他。”面对朋友的“欺负”，卡夫卡难免颇有微词，但这并没有阻挡布罗德的步伐。因为，他了解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它们的闪光之处，也相信它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卡夫卡式”的永恒存在。

1883年，弗朗兹·卡夫卡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他的小说里充斥着自己矛盾的心态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被印刷而应该直接烧掉”；另一方面，卡夫卡又坚信自己的生活，除了写作再也没有其他目标：“我这个人就是由文学构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卡夫卡在二十世纪文坛中独树一帜。《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审判》里约瑟夫· K睡醒无端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英裔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曾评价道：“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时代的精髓。”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极其深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弗朗兹·卡夫卡。来源：历史与艺术收藏/Alamy库存照片

正是由于坚信好友的文字具有深远价值，最终布罗德选择了忠于文本而不是作家。他没有听从好友的祈求烧毁所有文件，而是将所有笔记本、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信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并穷尽余生来编辑、出版这些珍宝。为了推销卡夫卡的作品，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小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朋友的帮助，哪怕这样违背了他的意愿。”布罗德坦言道。

与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具有相似讽刺意味的是，布罗德的一个决定在此后却成为点燃一场法律之战的导火索，牵扯到两个女人、两个国家、两种文明。

卡夫卡遗稿的传奇之争

去年，耶路撒冷范里尔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将这一诉讼过程，写进了《卡夫卡的最后审判》（Kafka’s Last Trial）一书。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天才传记，不仅详尽描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庭审传奇，更梳理了卡夫卡与周围其他人物的关系。在对一百多年来德国与以色列历史的追溯中，巴林特试图还原这位20世纪神秘的作家最原初的文化身份。

1917年，弗朗兹·卡夫卡和他的未婚妻费利西·鲍尔在一起。摄影:蒙达多利作品集/盖蒂图片社

1939年，在纳粹德国占领布拉格的当晚，布罗德带着装满卡夫卡遗稿的破旧手提箱逃离捷克斯洛伐克。长期以来，布罗德一直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他逃到了巴勒斯坦特拉维夫定居。和许多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一样，布罗德在巴勒斯坦定居之初就遭遇了巨大的阻碍。更沉重的打击是，当地文坛只看重希伯来语的创作，正如巴林特在书中所述：“卡夫卡的小说在以色列本土的地位，从未达到过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高度。”

战后，布罗德一直致力于编辑包括《审判》在内的卡夫卡手稿。在1968年去世前，他将所有的文件包括卡夫卡与菲丽西·鲍尔（卡夫卡的一生挚爱）之间一沓未发表的信件都交给了自己的秘书埃斯特·霍夫（Esther Hoffe），但却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处置指示。

《卡夫卡的最后审判：文学遗产的案例》

作者：本杰明·巴林特

版本：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2018年9月

以色列档案馆得知该消息后，提出可以将遗稿交由图书馆下属的档案馆保存，但被埃斯特·霍夫拒绝了。霍夫选择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卖掉了她称为“珍贵财产”的部分文件，同时位于德国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花了100万英镑买下了《审判》的手稿。在布罗德去世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埃斯特·霍夫一直试图将手稿高价转卖至国外，但受到以色列政府的严密监督，多次走私均被警察阻止。据德国和瑞士媒体报道，以色列方认为卡夫卡的遗稿是“国家文化遗产”，而埃斯特对卡夫卡的遗产保管不善，并且《审判》的手稿也应被追回。

2007年，霍夫去世之前将遗稿再次赠送给自己的两个女儿露丝·韦斯勒和伊娃·霍夫，她们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一年后，埃斯特·霍夫以101岁高龄去世，以色列开始对其两位女儿发起诉讼。霍夫本已与德国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达成协议，要将卡夫卡遗稿打包卖给后者。

于是，霍夫两位女儿以及德国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为一方，以色列政府为一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以色列引证布罗德遗嘱中的原话作为证据：“第一段所列举的手稿、书信、文献以及其他文件，都应该交付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或者特拉维夫国家图书馆，或者国内国外的其他公共机构加以保管。”而霍夫两位女儿认为，她们母亲所获取的遗稿并非遗产，而是馈赠。

2007年，霍夫的女儿之一伊娃·霍夫，首次出庭为自己辩护，但2012年的判决不利于她，2015年的上诉也以失败告终。2016年，以色列政府从垂垂老矣的伊娃·霍夫手中夺回了手稿，并赠予以色列图书馆。2018年，露丝和伊娃相继去世后，露丝·韦斯勒的女儿继续为剩下的藏品奋斗。

在巴林特的书中，这桩案件已经远不止涉及遵从遗嘱和法律条文，它更向世人提出严峻的问题，关涉到国籍、宗教甚至人性。卡夫卡的三个妹妹，都在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中丧生。由于英年早逝，卡夫卡“有幸”躲过了这场浩劫。

在这场归属争论中，德国学者坚称卡夫卡手稿的所有权应归德国，并交由德国人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被荒废在耶路撒冷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积满灰尘。但这一观点在社会掀起了争议，许多人认为卡夫卡没有理由将自己的遗产留在杀戮自己家人的敌国。

巴林特在书中也引用一位以色列学者的观点：“德国人从来不懂得爱护与珍惜，他们连卡夫卡三个妹妹的命运都无法守护。”但同时，巴林特也强调，十几年来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没有兴趣保护这些文件，甚至在埃斯特刚开始拍卖这些手稿时，也依然无动于衷。如果手稿归属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与其他的德国文学安放在一起，这势必导致德国文学界的震荡。因为，这一举措无形中默许了卡夫卡在德国作家中的地位。然而，卡夫卡虽然是布拉格人，生于斯长于斯，但却从未拥有过德国国籍。

弗朗兹·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词汇笔记本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摄影:塞巴斯蒂安·史肯/美联社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坚持，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人民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手稿应属于以色列。若将遗稿的归属方定为以色列，则意味着肯定了卡夫卡的犹太身份，但卡夫卡究竟能否归为犹太作家呢？这一问题背后所牵涉的内容更加复杂。

从卡夫卡的生平经历来看，毋庸置疑，他具有犹太人的民族特性。他从小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且长期居住在犹太群体中。他的一生虽与犹太教接触不多，但却表现出对犹太文明的浓厚兴趣。巴林特发现，卡夫卡生前曾写了100多页日记，记录意第绪语（这一称呼可以用来指代“犹太人”）玩家和他们的游戏，卡夫卡对它们的真实性和“活力”（Urwuchsigkeit）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习语本身也颇有好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卡夫卡曾梦想移居到巴勒斯坦，卡巴拉学者格奥尔格·兰格（Georg Langer）证明：“卡夫卡一直坚称自己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晚年，他非常勤奋地学习了我们的语言。”（卡夫卡的希伯来语学习笔记，也在伊娃·霍夫的遗产当中）。

弗朗兹·卡夫卡。照片: 雷克斯/埃弗雷特收藏/中央情报局档案馆

但若是对卡夫卡生平并不了解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的“犹太味”。“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卡夫卡曾在日记中扪心自问，并以典型的阴郁幽默补充道，“我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卡夫卡从未主动提起过“犹太”一词，他笔下的人物也很难界定是否具有犹太的身份背景。但许多犹太学者，例如瓦尔特·本杰明和哈罗德·布鲁姆，仍然坚信卡夫卡的作品脱胎于犹太民族性。

然而，事实证明，卡夫卡一代的犹太人，已然脱离了使用意第绪语的年代，但他们又无法接受轻蔑和敌视犹太人的德国文化，因此正如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件中提到的，德国的犹太作家“后脚被先辈们的信仰和传统死死拽住，前脚不断摸索，但从来没找到新的落脚点”。对于卡夫卡而言，巴勒斯坦更像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土地，而不是一片许诺之地。瑞士评论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观点一针见血：“面对犹太教，卡夫卡是一个流亡者，尽管他不断地询问自己离开的土地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谁是正确的，或者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恐怕难以妄下定论。事实上，贯穿本杰明·巴林特对卡夫卡遗稿的迷人而又严谨的论述主题之一，就是卡夫卡与以色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或者说与巴勒斯坦（在他那个时代仍然如此）之间极其模糊的关系。正如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特希（Bertolt Brecht）所言，卡夫卡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预言，描述了“未来的集中营的样子，将来法律任人拉扯的命运……以及许多个体瘫痪的、无能的、被煽动的、垂死挣扎的命运。”

失落遗稿，终回以色列

埃斯特·霍夫去世后，卡夫卡的遗稿存于特拉维夫以色列银行的六个保险箱和瑞士苏黎世银行的四个保险箱。并且，以色列法院不允许露丝和爱娃继承上述遗产。

在历经错综复杂、有时甚至痛苦不堪的卡夫卡式的八年诉讼之后，梅尔·海勒（Meir Heller）代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出庭，“就像许多为西方文明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犹太人一样，我们认为卡夫卡的遗产以及手稿应该放在犹太国家”。另一利益牵涉方，是位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在乌尔里希·劳尔夫（Ulrich Raulff）的指导下，德方坚持“希望将卡夫卡的手稿，添加到超过1400名作家的遗产中……保存在恒定的18℃-19℃（约66℉）、相对湿度50%-55%的储存设施中。”

上周，苏黎世一家地方法院维持了以色列对此案的判决，裁定可以打开瑞士的几个保险箱，把里面的东西运往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瑞士的裁决，将完成对卡夫卡几乎所有已知作品的收购。对此，露丝和爱娃的律师杰莎亚·埃特加（Jeshayah Etgar）表示，他的客户合法继承了这些作品，并称政府没收她们财产是“可耻的”和“一级抢劫罪”。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声称，卡夫卡的遗稿属于犹太人的文化资产，“我们欢迎瑞士法院的判决，它与以色列法院此前做出的所有判决一致”；非营利性非政府机构图书馆的主席戴维布隆伯格（David Blumberg）表示，“瑞士法院的判决，完成了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接受马克思·布罗德保存的卡夫卡全部文学遗产的准备工作。这些遗产将得到妥善处理，并将向以色列和世界上更广泛的公众开放。”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萧轶；郑芩；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