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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现为广东省湛江市，其拥有位于粤西地区的天然良港。在清代，广州湾麻斜河西岸的土地处于雷州府遂溪县管辖。第一艘前往中国的法国船“海洋女神”号（即“安菲特里特”号）于1701年发现广州湾。1898年，法国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下不甘落后，向清政府提出强租广州湾，租期99年。随后，法国海军不等双方勘界，就强行进入广州湾，在海头炮台附近登陆，并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在中法关于广州湾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李钟珏被广东巡抚鹿传霖任命为遂溪县知事，到任后立刻开始编练团练，抵御外侮。团练编练历经四个月，随后在新埠、麻章、东菊、黄略等地与入侵的法军展开激战，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嚣张的气焰。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遂溪抗法团练问题、团练编制问题的探讨不多。1957年，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首开先河，组织“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工作组”到湛江实地考察、采访抗法老人，最终在1958年编成了《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遂溪人民抗法斗争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并将团练的抗法斗争作为文章的重点之一，介绍了团练的基本编制和人数。[1]1979年的《学术研究》期刊的第2期，黎智波、郑增发发表了一篇名为《李钟珏与“团练”质疑》的文章，认为李钟珏不过是地主阶级投降派，团练也是用于镇压底层人民反抗的工具。[2]针对此文，阮应祺先生在《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李钟珏是投降派吗》一文，反对《李钟珏与“团练”质疑》中的观点，认为后者曲解史料，用阶级斗争的概念硬套在古人身上。[3]然而这两篇文章均未提及团练的编制问题。在随后的1982年，阮应祺先生撰写了《湛江遂溪抗法斗争》一书，介绍了团练训练过程中的编组情况，并对团练的具体编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4]1992年，黄略村人王恵卿编写了《黄略抗法御侮事略》一文，重点介绍了黄略村人民和黄略团练的抗法事迹，其中简单提及了团练的服装和旗帜。[5]2004年，苏宪章先生编写的《湛江人民抗法斗争简述》，是广州湾抗法斗争和团练研究新的阶段性成果，不过其并没有对团练编制进行详细介绍，只是沿用了之前研究者的说法，并在这个问题上一笔带过。[6]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站在反抗者的角度，重点在于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批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歌颂遂溪人民的抗法精神，且基本上都是把视野锁定在广州湾问题本身，没有将遂溪抗法团练问题放到晚清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剧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忽略了遂溪团练的编制技术性的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研究广州湾历史，不应把目光局限在广州湾本身，而要将视野扩大到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近代中国政治、军事、社会状况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将广州湾问题看做中国近代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环节，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其加以剖析。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应忽视近代特有的技术性问题，否则难对历史现象和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

因此，笔者决定重点探讨遂溪抗法团练的编制问题，同时深度挖掘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如遂溪县知事李钟珏的《遂良存牍》《且顽七十岁自叙》等史料，力求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一、影响遂溪抗法团练编制的时代背景

影响遂溪团练编制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晚清团练、勇营的兴起，仍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晚清陆军军制；法军入侵造成的巨大压力；遂溪当地军事人才的缺乏。其中，前两点是遂溪抗法团练编制特点的主要成因，而后两个因素则为遂溪团练特征形成的催化剂。

遂溪抗法斗争团练总部旧址   图片来源网络

团练，源于周朝时的保甲制，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民兵制度。近代的团练起源于嘉庆年间清廷为镇压白莲教起义组建的民间武装。鸦片战争后，八旗、绿营军腐败无能、战斗力低下，民间团练遂在战火中兴起。这些部队往往由地方招募，饷粮、武备一般均由地方财政供给。团练可分为“团”和“练”。“团”指的是团丁，一般由村里摊派，凡是年满16岁不满50岁的男子被登记为团丁，属于没有饷粮的后备兵源；“练”指的是练勇，在团丁中选择健壮者组成，训练更为严格，领取口粮和饷银。一般在离战区近的地方才会选募练勇。

影响遂溪抗法团练编制的一大背景便是晚清团练、勇营的兴起。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前，晚清的主要军队为八旗军和绿营军。这些国家编制军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朽烂不堪，训练松弛、军纪涣散、战斗意志薄弱，在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加之清政府财政濒临崩溃，无力征召新军队，咸丰皇帝只得下诏各战区自行编练团练武装进行自保。

此后，一旦有战事爆发，在可能的战区，当地官员就会编练勇营或团练，抵御敌军、绥靖地方。这几乎成了晚清自镇压太平天国后历次战争的常态。

影响遂溪团练编制的第二个时代背景就是晚清仍停留在中古时代的落后军制。这是李钟珏办团练的时代局限。在法国入侵广州湾之时，清军仍以勇营制度为主。晚清勇营以将帅自行解决兵源的募兵制代替了原先绿营的世兵制。在编制上，勇营部队沿袭的是戚家军营制，以“营”作为基本编制单位，若干营之上设统领，各统领归于大帅，营之下分哨设队，以统一的节制之师代替绿营平时分散驻守、战时零星征调的制度。[7]

勇营制度相较于之前的绿营兵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装备了近代武器，采用西式操典的勇营部队战斗力也强于八旗、绿营军。然而，这样的编制本质上仍是非常落后的，其编制水平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难以抵御具有近代化编制的各列强陆军。当时清朝指挥关系混乱不堪，各军之间不存在协调和配合，有以下三点不适应近代战争的缺陷：一，勇营的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一般下辖500至700人。这种编制单位太小，在大兵团作战中调度困难，一旦遇上大规模像平壤之战、鸭绿江江防战役，一个统领往往要指挥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营，应接不暇。二、营的兵种类型虽然有步、骑、炮之分，但仅仅是分类，无法适应近代战争中多兵种协调作战。[8]三，各军中配备的武器装备不统一，不仅无法进行战术上的配合，还对后勤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此外，清朝缺乏近代军事人才、部队战术呆板落后、缺乏战地医疗系统。在这一背景下，李钟珏的团练也有这些落后的特征，落后程度比正规军更加明显。遂溪团练在面对近代化的法国军队时，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壮。

影响遂溪团练编制情况的另外两个因素是法军大兵压境下的压力与遂溪当地军事人才的匮乏。1899年6月，法国海军准将高礼睿率领新锐巡洋舰“当特尔卡斯托号”、巡洋舰“让·巴特”号、“笛卡尔”号、“帕斯卡尔”号、炮舰“狮子号”、“袭击”号、明轮炮艇“孟加拉”号以及一个营和四个连的海军陆战队抵达广州湾。加上原先驻扎在广州湾的军队，截至1899年7月，法军在广州湾的总兵力已达到810人。[9]此后的11月12日，法国海军陆战队的马罗中校率领1个海军陆战营和1个炮兵排赶到，随后的11月18日至25日间，又有4个法国步兵连和1个炮兵排登陆白雅特城（霞山）。[10]

面对人数不断增加的法军，李钟珏倍感压力，团练的编组和训练任务变得更为紧迫。因为团练的组成人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低的村民，进行最基本的队形、射击训练都显得颇为吃力，加上当地军事人才缺乏，不可能采用复杂的近代军队编制。李钟珏在《密禀团练情形》中，无不忧虑地写道：“现设六团，练勇一千五百人，分布各路，必须一知兵之人统领……查卑县素乏将才。现在武营当差公职者，千把（即千总和把总，清军的低级军官）以上无人。又无一有魄力能服众之绅士可当团总……”[11]

二、遂溪抗法团练的编制与“团”“营”之辨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遂溪抗法团练形成了这样一套编制：五人一行，八行为一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什长四人、扛旗一人。[12]每团有二至四名负责训练的教习。编练成形后，以团作为基本编制单位，由团总或团正统一指挥，下设哨、队。遂溪团练共有6个团，分别位于黄略、麻章、文车、平石、志满、仲火6个村，以黄略和麻章为主要据点。每团配备练勇250人，设有左、右、前、后、中5哨，由哨长管理，每哨50人。每哨下设5队，每队10人，由什长管理。“现有平石村至志满墟共设6团，每团挑练丁250人，分为5哨，立团长一，哨长五，什长二十五。”[13]比较特别的是，黄略团配有专门的军医和军需官。除此之外，每个团还配有与练勇数量相等的团丁，整个遂溪团练实际上拥有三千余人，由曾在冯子材麾下参加中法战争的五品军功冯绍琮统一指挥。在西海地区，还有洋青、杨柑、北坡、界炮、乐民纪家等五个分散的团，总兵力1250人。团练“每日早晚操练打靶，夜则分更巡哨……每月会操两次”[14]，确定了巡逻和操练的制度。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认为遂溪团练下属的是六个“营”，分布在黄略、麻章、文车、平石、仲火、志满等六个村。李钟珏发给上级官署的电文中有一段话：“团练非但不可散，尤当极力整顿……旧时二百五十人一团者，将两团并成一营，旧时无军营规制，现稍参营规，拟将志满、麻章并一营，华丰、黄略并一营……”[15]似乎证明团练不是“六个营”而是“六个团”。孤证不立，笔者又在李钟珏的《办理西海团练示》中发现，西海地区的团练“分为五团……每团共分五哨。各将附近村乡派定，每哨练勇五十人，每团二百五十人，五团一千二百五十人。”[16]李钟珏在同一时期筹办的西海团练的编制，侧面证明了遂溪团练可能用“团”而非“营”编制单位。在苏元春11月15日写给团练团总冯绍琮的信中“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17]。而在李钟珏的《且顽七十岁自叙》中，“各守各团，有事联络，慎勿越界肇衅”[18]。由此可以判断：遂溪团练没有“营”，而是“团”！晚清广东地区团练基本编组单位就是“团”。如1878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和广东巡抚张兆栋的告示中就要求“绅民各就地方情形，妥为筹办，自为一团或数村合为一团，签派壮丁，制备器械，并设立团总、团长，以任训练督率之仪，无事则安耕凿，有事则习战攻。”[19]

“营”是晚清军队一个普遍的单位，各地的团练中，有相当部分仍以“团”为最高单位。所以团练的“团”即相当于勇营中的“营”，两者名称不同，都是指团练和勇营同一级别单位。

遂溪团练是勇营产生的基础。李钟珏后来提到的“改团为营，采用军营规制”，就是希望对在黄略之战后元气大伤的团练加以整顿，能使其更加正规化，向军队制度转变，以期挽回危局，更好地抗击外侮、绥靖地方。

在武器装备方面，根据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的研究，李钟珏用筹集的经费在广州善后局购买了毛瑟步枪200支、施耐德步枪300支、前膛抬枪500支。[20]李钟珏《遂良存牍》中则记录当时每团配备了“抬枪五十，洋枪一百，旗五十”。[21]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每团洋枪100，作为主力的6个团就需要600支洋枪，与调查组得出的购买数字无法匹配。李钟珏在黄略之战后发给上级官署的电文中“旧时所用抬枪，尚可留一二，对其士乃打枪不能及远，来复枪打不出，应一律换用毛瑟枪。”[22]由此可见，当时团练实际上还配备了若干型号不详的“来复枪”。

三、遂溪团练与法军的三次大规模战斗

遂溪团练于1899年10月9日与法军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战斗：新埠之战。10月8日下午，法兵就放出谣言，说明日攻打麻章。[23]10月9日，法军82人在舰长麦特怀的率领下，声东击西，在赤坎埠外渡河，直趋团练的主要据点黄略。先前赶往麻章支援的黄略练勇闻讯立即赶回黄略。两军在途中遭遇，团练与法军的第一战打响。法军立即展开，向团练发起进攻，团练也开枪还击。平石、麻章的练勇赶来助战，甚至连黄略的村民都加入了战斗，将势单力薄的法军逼退到新埠。法方称起码有上千名中国人包围了他们。[24]相持到下午，被包围的法军弹药即将用罄。此时，来自海头的法国援军上百人赶到，掩护被包围的分队撤离。匆匆赶来的李钟珏为防止事态升级，也命令不准团练穷追猛打。双方在夜幕降临之际脱离了接触。法军下士苏伯曼在回忆录中提到，战斗结束后，上尉给他们发了些红酒和饼干，每人配发５０发子弹，因为大家的弹药已经用完。他们很幸运，遇上了来自海头的增援队伍。[25]此次“新埠之战”，挫败了法军偷袭黄略的企图。中方资料记载此战“法兵死伤若干，外界传闻不一”，团练则牺牲2人，伤15人，其中有4人伤重不治身亡。[26]法军则宣称“这些法国士兵为了突围，不得不射杀了一百多名村民”[27]“我们有三个人受了伤，我打算占领赤坎作为反攻，但形势是严峻的。”[28]

新埠之战，团练占据了人数和地形上的优势，将少量法军压制在新埠。战斗持续了大半天，处于绝对优势的团练没有取得多少战果，反映了团练的战斗力有限，射击水平不高，三个团的团练若能紧密配合，战果也不会如此小。

接下来的11月5日，爆发了被中方称为“广州湾抗法历史上最重大胜利”的麻章东菊之战。在法舰“笛卡尔”号和“狮子号”进行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后[29]，法军四百余人分两路进攻麻章。与法军正面对垒的是麻章练勇。法军占据了一处高地，架设火炮，对麻章练勇的阵地轰击，意图消灭练勇们的战斗意志。麻章团练则伏在牛车路坎中规避炮火。法军无法击伤团练。但麻章练勇被法军火力压制，局势颇为不利。就在这危急时刻，黄略、平石、志满、华丰等各团练勇赶来支援，中方顿时士气大振。[30]各团练勇用抬枪分排遥击，给暴露在空旷地带的法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31]“中国人的计策很容易被猜出：就像在新埠时那样，他们搜寻，然后截住我们的退路，将我们包围，在这种危急情形下迫使我们撤退。”[32]战至下午四时，法军指挥官见进攻无果，不断有人员受伤倒下，弹药又已经用尽，而且天黑可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只好撤军一路退至百姓岭。团练则在乘胜追击数里后收兵。此役，中方称“我军仅黄略伤五人，麻章四人”，而称法军“阵亡八名，伤五六十人”[33]，出入极大。

此战中，法军估计是过于轻敌，没有做好观察，其炮击几乎未取得成果。团练一方懂得利用地形部署兵力，不盲目抢占高地，利用天然的掩体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作战素养有了提升。无论是从双方的战斗部署、战斗目的还是伤亡情况来看，团练都是胜利的一方。李钟珏在事后也对此战做出了评价：“十月初三麻章之役，因团练与法兵距离较近，练勇伏沟中，敌人居高地，洋枪无烟药，子弹在沟面越过，放后探视清楚，抬枪用烟药，向近处射击，易于命中，放后烟幕弥漫，望不见练勇所在，故获利耳，非抬枪之胜洋枪也。”[34]

新埠之战和麻章东菊之战，团练在战斗中能占据上风，并取得一定的战果，最终逼退法军，对于刚刚编练成形的民兵来说实属不易。因为战况并不算激烈，加之法军准备不充分，各部团练增援及时，能集中优势兵力应对法军。团练战术水平不高、缺乏近代化的战术编组、缺少统一的协调和指挥等缺陷都没有暴露。

然而在接下来惨烈的黄略之战中，团练编制的缺陷在法军的强大攻势下彻底暴露。11月15日，中方谈判代表苏元春告知团练总办冯绍琮，“界务已定，赤坎归法，黄略、麻章属华，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致滋事端。”[35]冯绍琮和团练各负责人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于是下令团练停止在黎明时分的联合巡哨。不料在11月16日凌晨，为报12日两名海军少尉在平石被斩首之仇，在马罗中校的率领下，法军发动了其入侵广州湾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包括27名军官和900名士兵在内的庞大队伍向抗法团练的主要据点黄略进攻。[35]法军先以炮火轰击麻章墟，并以少数人牵制住麻章练勇，而派主力八百余人，分三路进攻黄略。[36]当时团练没有设置专门的警戒分队，而且受到前一天消息的迷惑，没有做好警戒与防御工作，法军进攻时，黄略练勇大半在田间割禾，只得仓促应战。黄略只有练勇二百五十人，加上助战的团丁，也不足五百人，且毫无战术配合可言，只能凭借着满腔热血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奋力抵抗，结果在优势法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37]

这一次，法军表现得专业而残忍。“炮兵对一群群妇女、老人、儿童、牲畜和马车进行可怕的轰炸，炮弹的射程至少是1500米。每一枚落在逃难者中的炮弹都使死伤者堆积如山，引起一片血腥和嚎叫。在我们猛烈的攻击之下，中国民兵的军事防御线彻底瓦解了，士兵们四散逃去，既不敢回头也不敢停留。”[38]当时黄略练勇苦苦支撑，盼望着麻章、志满练勇前来增援，结果这两个团的练勇被法军炮火阻滞，无法前进，只有文车团在哨官杨秀湘率领下赶来增援，但在九东地方遭法军拦截，杨秀湘手骨被击碎，仍坚持指挥，最后因伤重被抬下火线。[39]李钟珏飞奔到万年桥，恳请马介堂率领潮州营前往黄略救援，这部分勇营部队消极应战，直到下午才抵达战场，还因法军炮火优势威胁，不敢前进。[40]伤亡惨重的黄略练勇且战且退，一直坚持抵抗到村中的老人和儿童完全撤出，才放弃村庄，向遂溪县城方向撤退。法军占领村庄后，几百个士兵疯狂呼喊：‘法兰西万岁！’[41]

法军夺取村庄后，“中校下令进行两个小时无限制的抢掠”，“所有活物都被无情地杀死”。[42]之后，法军下令放火烧村，“焚民房数百间，火光烛天，城中震动。”[43]李钟珏为保卫县城，请求马介堂派遣勇营六百人前来县城驻防，并从各路练勇中抽调了五百人协防。[44]第二天，各路练勇集结，收复黄略村，法军撤往赤坎。在《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中，记录当时黄略练勇战死六十九人，伤一百二十五人，文车练勇牺牲十八人。[45]苏宪章的《湛江人民抗法斗争简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46]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六十九人”是这三次大规模战斗的总阵亡人数，李钟珏在《且顽七十岁自叙》中讲得很清楚：“先后交绥三次，练勇共计死六十九人，伤七十余人。”[47]关于黄略之战的中方伤亡情况，《遂良存牍》中明确记载了“黄略练勇死三十九人，伤三十四人，华丰练勇死二十一人，伤八人。”[48]仅黄略一战，练勇就牺牲了六十人，伤四十二人，伤亡比重占到了这三次大规模战斗的70%以上，可见此战对团练的打击之大。李钟珏在得知战况后悲痛得放声大哭，“卑县东路，以黄略村最大，人亦称强，各团皆奉为主。今一旦溃败，人心涣散，恐有不可收拾之势。半载经营，一朝堕败，可胜浩叹！”[49]法方则仅仅付出了阵亡两人，受伤十四人的代价。[50]

纵观遂溪团练与法军的三次较大规模战役，前者因编制落后、战术陈旧、武备混乱且缺乏重武器，只能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勉强与近代化的法军抗衡。一旦法军集中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并对团练各部实行分割，后者就会陷入完全的被动。这些缺陷还因为广州湾战场总体战事规模较小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掩盖。如果战争规模扩大，如果军队中混合了步兵、骑兵、炮兵等多兵种，那么这些缺陷将被放大得更为明显。这些问题，是晚清整个陈旧落后的战争机器的故障所致，并非李钟珏和遂溪团练的前线指挥官们所能克服的。遂溪团练的先辈们在实力远不如法军的情况下奋勇抗敌、誓死捍卫家乡的精神，更是值得后人敬仰。

四、余论

惨烈的黄略之战后，李钟珏曾在发给上级的电报中，提出了对团练编制加以改革的方案，即将两个团并为一个营，并引入军营的军制，意图把团练变得更加正规化，提升团练的战斗力。“拟将志满、麻章并一营，华丰、黄略并一营，聘请能打仗有智谋之营官、哨官数员，仍遴选本地人为副，以期号令整肃，声器想通”[51]，通过聘请专业的军官训练团练，并与本地人一同指挥，以弥补军事人才缺失、训练不良、战术不精的缺陷。同时，为团练更换装备，在保留少量土抬枪的基础上，将洋枪一律改为先进耐用的毛瑟步枪，解决武器混乱的弊病。李钟珏还建议“每营须配备开花跑二尊。”[52]在这份电文发出前，他已对志满、麻章团练“点名挑强剔弱”[53]，为改编做准备。李钟珏被撤职后，这项改编计划也随之流产。

遂溪抗法团练，诞生于法军入侵广州湾的危难之际，有效地遏制了法军进一步扩大租借地面积的图谋，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做出了贡献。受时代的客观因素影响，遂溪团练的编制仍处于中古军队的水平，编组落后、战术上缺乏协调与配合、武器装备落后混乱、专业军官缺少……总体而言，是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在与法军的三场大规模战役中，遂溪团练的表现都算得上优秀，作为一支民兵队伍，敢于有效抗衡法军，甚至能在前两场战斗中占据上风，殊为不易。面对法军压倒性的兵力和火力压制，团练还能保持士气与纪律，坚守阵地达半日之久，直到村民撤出才撤离，更是难能可贵。

通过研究遂溪抗法团练的编制，并结合其与法军的三次战斗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对晚清军制之落后和抵御外侮之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对敢于挥洒热血以救亡图存的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繁荣与昌盛。我们还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警言，时刻紧跟世界潮流，防患于未然，改善我军的编制和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军目标。

注释：

[1]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41-49页，第2期,第51-57页。

[2]黎智波、郑增发：《李钟珏与“团练”质疑》，《学术研究》，1979年第2期，第105-107页。

[3]阮应祺：《李钟珏是投降派吗》，《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第88-91页。

[4]阮应祺：《湛江遂溪抗法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7页。

[5]王恵卿：《黄略抗法御侮事略》，陈海斌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91页。

[6]苏宪章：《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7]张红军：《甲午战争与清军勇营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67页。

[8]张红军：《甲午战争与清军勇营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68页。

[9]关于法军的人数，详见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文中通过参考高礼睿准将写给法国海军部长的信，整理出了关于法军在广州湾的兵力分布表原始资料来源于法国外交部档案/政治商贸信函1897-1918，NS211，第99页。

[10]AlfredBonningue著，黄灵鑫译：《法国在广州湾》，景东升、何杰主编：《广州湾历史与记忆》，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11]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2]阮应祺，《李钟珏和遂溪抗法斗争》，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13]李钟珏：《密禀团练情形》，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14]李钟珏：《密禀团练情形》，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15]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16]《办理西海团练示》，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7]李钟珏：《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37页。

[18]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19]《饬办团练告示》，《申报》，1878年5月9日，第4版。

[20]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47页。

[21]李钟珏：《密禀团练情形》，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22]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23]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2页。

[24]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慧娟译：《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25]乔尔·蒙塔古、肖丹：《黄略“门头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9页。

[26]关于此战中法双方的伤亡情况，详见李钟珏，《遂良存牍》，《近代史研究》,1956年第4期，第35页中的表述

[27]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惠娟译：《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

[28]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页。

[29]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30]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4页。

[31]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4页。

[32]王钦峰主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33]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4页。与法方记载的“我军有6名士兵受伤，其中2名后来死亡”〖ZW（〗

[34]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35]李钟珏：《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37页。

[35]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惠娟译：《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36]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5页。

[37]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5页。

[38]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惠娟译《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39]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5页。

[40]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5页。

[41]乔尔·蒙塔古、肖丹《黄略“门头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70页。

[42]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惠娟译：《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43]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44]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45]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组：《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期，第55页。

[46]苏宪章：《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47]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48]李钟珏：《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37页。

[49]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50]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

[51]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52]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53]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本文选自《赤坎文史》第8辑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大学本科生

作者：何 炜

编辑：大 米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第2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