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蝉按：今天选了三篇有关黑格尔的文章，主要是受到第二篇文章的激发（张汝伦老师的《黑格尔与我们同在》），张汝伦老师在文章中敏锐地点出了我国学界及黑粉们对黑格尔的误读，即“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辩证法思想上，但却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去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忽略了黑格尔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被教条与错误地归结为三条“规律”和正反合的公式。黑格尔哲学众多的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太多涉及。可以说，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认识，还相当肤浅和初步。”
接着，张汝伦老师展开了黑格尔对现代性如先知般的预见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以及一些东西方学者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误读以及忽视，即这些人只取了所谓的“辩证法内核”，而忽略或抛弃了最重要的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他的整体思想。张汝伦老师说：“实际上黑格尔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思想是被彻底否定的，人们只是要他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殊不知黑格尔之所以发展出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因为用传统知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他哲学的根本目标——确立整体性，换言之，没有辩证思维的帮助，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不可能建立。反过来说，不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目标，也就不可能理解他的辩证法的要义所在。”
黑格尔的存在论与形而上学是什么呢？老蝉的理解就是四个字：绝对精神。老蝉一直说，黑格尔是在绝对精神这个头之下展开他的辩证法的，他的整个体系是无矛盾的。而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头脚颠倒”，再将其头砍掉，那么，这个体系就会是一个违反逻辑而充满悖论的体系（见老蝉的一篇理发师悖论的文章）。
黑格尔的理论是一个充满某种神秘力量的理论，多少人为之走火入魔，不可理喻。读之谨慎，谨慎读之......
最后，我想用哥德尔的一句话为黑格尔做一个脚注：
世界的意义在于事实与愿望的分离（及克服这种分离）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and its overcoming) of fact and wish (Kurt Gödel).
黑格尔指出了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特征：我们渴望进步和提高，但我们不断面对冲突和挫折。他的深刻洞察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同思想的撞击，从而是痛苦而且缓慢的。但至少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需认为这不正常，从而把问题复杂化。黑格尔给我们一个更加准确从而更可控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身、我们的困难和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斯图加特。他过着非常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沉迷于自己的职业道路，先当了报纸编辑，然后是校长，后来成了研究学术的教授。他一生都对收入提心吊胆，对自己头发的生长总也控制不好。上了年纪之后，他喜欢去戏院。他非常喜欢香槟。智识上虽然很富冒险精神，但他外表看起来是受人尊敬又传统的那种，他也以此为傲。他在学术之树上一路向上直到巅峰——在1830年他60大寿之际当上了柏林大学校长。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黑格尔对哲学的影响很糟糕。他写作水平太差。应该清楚直接表达观点的时候他写得复杂难懂。他利用了人性的脆弱：去相信那些严肃艰涩又文采平平的文章。他让人觉得读不懂是思想深奥的标志。这一点削弱了哲学在世上应有的地位。黑格尔在沟通上的问题还让世界付出了另一项沉重代价。我们想要从他想要说的东西里面提炼出有价值的部分更困难了，其中几条比较突出的是：
我们自身重要的部分可以以史为鉴
黑格尔是少有的严肃对待历史的哲学家之一。他那个时候，欧洲人对过去的标准看法是“原始”—他们对现代给人们带来的进步感到骄傲。
而黑格尔更愿意相信每个时代都拥有其特有的智慧。某些很有用的态度和方法不能清晰地呈现，而后又被弄乱、淹没或者消失了。即便身处所谓的“先进时代”，我们也需要及时回去拯救这些智慧。
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也许要挖掘出古希腊历史以全面掌握社区是什么的思想；除了中世纪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荣誉感的重要性；即便佛罗伦萨14世纪对待儿童的态度和妇女的权益非常恶劣，那个时候为艺术买单的思想还是令人振奋的。
进步永远不是线性的。每个阶段都蕴藏着智慧—这向我们指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去拯救那些抵消现代社会盲点的最为需要的思想。
从你不喜欢的思想中学习
黑格尔坚信人们应该从自己（智识上的）敌人那里学习，比如我们不同意的观点，或是陌生的感觉。因为他认为真相很可能非常分散，甚至会在那些不引人注意的或者奇怪的地方，我们应该把它们挖掘出来，不断地问“在这吓人或陌生的现象之外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合理性和意义呢？”
比如说，爱国主义有许多可怕的表现形式（即便是黑格尔的时代也是）。因此完全放弃这一块对思维缜密的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黑格尔要做的是去问在爱国主义的残暴历史背后隐藏着什么有益的或是重要的思想——爱国主义是一项等待被认可和解读的需求。他提出，这是因为人们需要为他们来自哪里感到骄傲，需要发现超越他们自身成就的东西，以确定超越自我的身份。这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有成效的需求，他认为这种需求仍然有价值，哪怕一些坏透了的运动和政治家滥用了它并引向灾难。
黑格尔有个英雄般的想法，即真正重要的思想也许在你根本瞧不起的人的手里。
进步是混乱的
黑格尔认为世界在进步，不过实现方法是从一个极端突然变到另一个极端。他提出一套名为“辩证法”的流程，任何事情通常需要三步才能达到恰好的平衡。
在他的一生中，他指出政府有进步，但远不是个径直的过程。继承了传统君主整体的十八世纪系统并不完美，它让人窒息，也不公平，这些被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大革命的先驱们想为大多数人发声。
但本该和平诞生的代表制政府结果变成了恐怖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结果这导致拿破仑的出现，他重建了秩序，确保贤能人士有机会，但他也贪功致败，成了军事强人，对欧洲其他地方施行暴政，把他声称挚爱的自由踩在脚下。最终，现代“均衡宪法”诞生，更明智地平衡了民众代表数量，以体现少数人和一个恰当中央当局的权利。但解决这个问题花了至少四十年时间，其间发生了无法估量的流血事件。
看看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性达成合理态度之路实在漫长。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强行压抑地太厉害，而1960年代变成了过于自由，可能等到2020年代我们才能从两个极端中找到平衡。
黑格尔给我们背上减轻了些负担，他坚持认为进步总是很慢，而且困难重重。他补充说历史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个体身上。我们同样学得太慢，改正事情太过。比如情感生活的发展，我们二十几岁时如果和情感炽烈的人一起生活可能感觉喘不过气来，结果我们把自己解脱出来，找个更冷静内敛的人，但最终他们同样让我们窒息，是另一个极端。等我们把这一点弄个差不离可能已经52岁了。
这也许看起来太浪费时间了。但黑格尔坚持认为痛苦地从从一个错误走到另一个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人生、对历史书或晚间新闻的混乱进行思考时，我们必须能意识到并接受这一点。
艺术有它的作用
黑格尔否认“艺术只是为了艺术本身”的想法。绘画、音乐、建筑、文学和设计都有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它们，其重要的洞见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能量和助益。艺术是“思想有美感的展现”。
只是知道一个事实常常让我们麻木。理论上我们相信叙利亚冲突很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对它不理不睬。原则上我们知道应该对伴侣更宽容，但哪怕一点点刺激（门厅里皱皱的报纸，不完美的停车技巧）也会让我们把这个抽象概念抛之脑后。
黑格尔意识到，艺术的重点不在于产生惊人的新奇思想，而是产生那些好的、重要的、有益的通常我们已经知道的思想，并让它们常驻我们心中。
我们需要新的机构
黑格尔对机构和它们能运用的权力非常乐观。个体的洞见也许意义深远，但如果不能成为机构，这些洞见将会是无效和短暂的。耶稣关于受难和怜悯的思想需要天主教会把它们带给世界。弗洛伊德关于童年复杂性的想法如果不是被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组织、扩展、制度化的话，就不可能发挥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影响力了。
重点是这些思想虽然本身正确，但如果要它们活跃起来，对世界发挥作用还需要很多东西。黑格尔用不同方式反复重申了这一点。要让一个思想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员工、大楼、培训机会和法律顾问，机构可以允许大项目开展所需要的时间级别，这比起个人的成熟过程要长得多。
机构的核心功能是让重要的事实在社会中发挥力量。（如果没了这样深刻的任务它就失去了方向）。所以，理想情况是，如果发现了社会的新需要，应该成立新机构。
如今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重要的新机构来着重解决人际关系、顾客教育、职业选择、心情管理和培养孩子的问题。
总结
黑格尔指出了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特征：我们渴望进步和提高，但我们不断面对冲突和挫折。
他的深刻洞察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同思想的撞击，从而是痛苦而且缓慢的。但至少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需认为这不正常，从而把问题复杂化。黑格尔给我们一个更加准确从而更可控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身、我们的困难和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
黑格尔与我们同在
张汝伦
（本文为文集《黑格尔与我们同在》的序言）
转自：上海书评
哲学园鸣谢
摘要：这个生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死后却立刻被人当作“死狗”，只有他的私淑弟子马克思挺身而出，“骄傲地承认是他的学生”。
黑格尔
成了明日黄花的黑格尔哲学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底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最后写的一段话，用它来形容黑格尔哲学，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个生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死后却立刻被人当作“死狗”，只有他的私淑弟子马克思挺身而出，“骄傲地承认是他的学生”。尽管黑格尔身后不断被人泼上污水，但这只暴露了诽谤者的无知与不学。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黑格尔不但影响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卢卡齐、克罗奇、萨特等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也影响了东方哲学家（日本京都学派就受过他重要的影响），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哲学家，那些低劣的诽谤和愚蠢的断言，虽然还会一再出现，但历史已经赋予并将继承赋予黑格尔以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黑格尔进入中国有一个多世纪了，但国人对他的研究，至今仍与他哲学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曾经有一度，黑格尔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而成为极少数可以比较正面研究的西方哲学家，一时间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哲学界，辐射到其他研究领域。但也因为人们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而不是黑格尔哲学本身的角度去研究黑格尔哲学，所以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辩证法思想上，但却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去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忽略了黑格尔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被教条与错误地归结为三条“规律”和正反合的公式。黑格尔哲学众多的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太多涉及。可以说，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认识，还相当肤浅和初步。
张世英
这也在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1978年以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后，黑格尔哲学很快成了明日黄花，被众多哲学研究者弃之不顾。即使是像张世英先生这样以黑格尔研究名世的老一辈学者，虽然其主要的黑格尔研究著作基本是在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从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见张世英自述，《张世英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68页）。原因可能是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也是西方‘自我专制主义’的产物，他的‘绝对主体’早已为西方现当代思潮所摈弃”（张竞艳：《张世英：回归自我精神家园》，《张世英文集》，第十卷，648页）。人们接受西方实证主义倾向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指责与批评，将它们作为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理由，尽管这些指责和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根本没有深入研究和理解被批评者思想的基础上的。一时间，西方的“玄学鬼”、专制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完全逆时代潮流和科学精神的形上学家，成了中国追求政治正确的学者对黑格尔的流行看法。与此同时，晚清以来愈演愈烈的对西学趋新鹜奇的倾向，也使许多人对属于“古典哲学”的黑格尔不屑一顾，在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中，知道福柯或罗尔斯者恐怕远远超过黑格尔。一时间，黑格尔研究在中国成了快要难以为继的冷门，除了一些老一辈学者如张世英、梁志学、杨祖陶、王树人、薛华等人还在坚持研究，并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外，年轻学者少有人问津。
黑格尔——批判现代性的先知
然而，历史站在黑格尔这一边，历史的发展证明黑格尔不但没有死去、被人遗忘，而是不断出现在当代人对人类一般问题以及现代世界的种种危机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中，他并未像那些蹩脚的预言家所以为的那样，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而是相反，他活在我们的时代，他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惊人预见，始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批判的指引，以至于有人说：“世界的未来，因而也是现在的感觉和过去的意义，最终依赖于当代人对黑格尔著作的解释。”（亚历山大·科耶夫语，转引自：[法]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3页）
科耶夫，1922年。
黑格尔之所以对现代性问题有深刻的洞察，与他卓越的哲学思辨能力有莫大的关系，许多哲学家只是思考世界，黑格尔不但思考世界，也思考思想。对主张思有同一的他来说，思考世界与思考思想本身是一回事。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的问题就是思想的问题，反之亦然。黑格尔的时代，是现代性原则最终成型确立的时代，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现代开始全面改写人类的历史。黑格尔对此一历史巨变洞若观火：“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 王玖兴 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页）
黑格尔毫不怀疑现代世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他却从来不是一个天真或教条的现代主义者，因为他是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中，以更为思辨的方式理解人类历史的。这就使得他对现代世界之现代性的本质，有极为深刻的洞察；在对现代性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上，至今还无人能出其右。
在黑格尔看来，标志着现代世界的，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一系列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同样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和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和实践、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人的生活还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Jürgen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S. 33.）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在多元性、相对性、去中心化、差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整体主义、反逻各斯中心论、反形而上学、上帝已死，所有这些标志着黑格尔死后至今近两百年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名目背后，只是一个基本事实——世界的分裂和人本身的分裂。当今世界众声喧哗、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诉诸暴力、普遍反对既定权威、普遍放弃传统形式、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都不过是这种分裂的社会文化表现。这种分裂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真正哲学的死亡。延续一个多世纪且愈演愈烈的哲学危机，实际根源于此。黑格尔从其哲学生涯一开始，就将克服现代性的上述危机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目标。他的哲学尽管以抽象晦涩著称，却是有着深切的时代关怀。一旦黑格尔哲学的时代相关性被人认识之后，黑格尔哲学的命运也就开始逆转。他不再是“死狗”，而成了批判现代性的先知。即使在一度极为鄙视黑格尔哲学的英美哲学界，黑格尔哲学的价值也得到了像普特南、查尔斯·泰勒、布兰顿和麦克道维尔这样出身分析传统、重要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成为他们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但是，从相当的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的意义还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黑格尔哲学还没有被人深刻地理解。今天人们对黑格尔的解读仍然是“压缩性”的（Espen Hammer, “Introduction,” German Idealism: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by Espen Hamm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5-6），人们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理论哲学（即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精神哲学）基本是完全过时的糟粕；人们热衷谈论和研究的是他的实践哲学（即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即便是在处理《精神现象学》这样的著作和认识论问题时，人们也认为黑格尔的主旨是要提供一种社会认识论，即理性在知识标准上的规范性取向来自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不是个体心灵，而完全忘记了黑格尔真理是全体的教导，忘记了黑格尔哲学的任何内容只有在它的体系架构和逻辑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但人们却认为可以将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加以切割，这就有了“康德版的黑格尔”（同前，第5页），即从康德第一批判的角度来解读黑格尔哲学。即使在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的今天，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逻辑学）和辩证法也仍被多数黑格尔的同情者认为是他哲学中的“死东西”。
然而，无论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还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他哲学的基本立场、目的、方法的基础上，以此为出发点来进行的。他之所以能极为深刻、极有远见、极其透彻地揭示现代性的种种特征与问题，与他辩证-思辨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也与他对整体性的追求分不开。不掌握黑格尔根本的哲学目标和哲学方法，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他的哲学的，而这种做法在今天的黑格尔研究中恰恰非常流行。可以说，深刻把握黑格尔哲学仍然任重道远，不但需要个别研究者的主观努力，更需要人们对哲学本身有不同于当下西方哲学界的流行理解。
黑格尔的签名
黑格尔在中国：当黑格尔式的思想者，不当黑格尔主义者
应该说，黑格尔研究在当下的中国甚至还不如在英语世界，在那里，至少相当一些有分量的哲学家都从事过或者正在从事黑格尔研究，这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为证。但在中国，黑格尔研究依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我并不认为翻译黑格尔著作等于黑格尔研究，因为我国的情况是一些译者往往根本不从事他们所翻译的思想家的研究），既不热门，也不时髦；但这些人的努力也许标志着黑格尔研究在中国的再出发，因为这些人对黑格尔的了解和理解，明显与前辈有所不同。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黑格尔哲学的庞大规模和高度复杂性，使得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接受从来就是“一个重新评价、重新思考、重新解释，以及的确，恢复名誉的历史”（Katerina Deligiorgi, “Introduction: On Reading Hegel Today,” Hegel: New Directions, ed. by Katerina Deligiorgi, Chesham: Acumen, 2006, p. 2.）。这个历史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而这种延续，恰恰证明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和活力。
这些人认为，无论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世界的角度，黑格尔哲学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与重要性。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黑格尔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思考人类的困境与未来。然而，他们并不把黑格尔当成神来膜拜，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启蒙者和对话者来对待。他们深知黑格尔哲学的伟大，但也知道黑格尔哲学绝非哲学的终点和唯一方式，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使他们在哲学研究中拒绝一切盲目崇拜和模仿。黑格尔吸引他们的是敏锐的问题意识、无情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哲学思辨。他们愿意当一个黑格尔式的思想者，却绝不想成为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给予他们的是精神的解放，而不是教条的奴役。他们研究黑格尔，是为了借此思考一个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不是要标榜自己属于某个伟大的学派。
黑格尔和他的柏林学生
黑格尔进入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对任何一个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者来说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这个历史多少决定了他们研究的起点。另一方面，这个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黑格尔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因此，反思与批判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黑格尔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看来，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有两个最主要的障碍。一是黑格尔是一个既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又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西方哲学的传统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亚里士多德可以与之相媲美。黑格尔对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了如指掌，力图超越传统走出一条新路。因此，用我们对传统西方哲学史的问题一般理解去理解他是十分危险的。他虽然不像二十世纪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喜欢用一些传统哲学罕用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他对传统哲学概念的使用和对传统哲学命题的讨论往往不是传统思路所能理解和规范的。而以往我们往往对黑格尔哲学整体的创新性没有足够的理解，只是认为他是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也因此对他的主要概念、主要命题和主要思路的特殊性与创造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造成了对其哲学的莫大误解。要使我国的黑格尔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梳理和澄清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思想。
黑格尔接受的另一个障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性。罗素和波普这两个对黑格尔哲学几无了解的人想当然地信口雌黄，把黑格尔描写成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派、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拥护者，甚至极权主义的思想家和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不但在英语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在中国产生了同样广泛而恶劣的影响。不去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仅凭两个对黑格尔哲学根本缺乏认识和理解的人对黑格尔的污蔑和妖魔化就拒绝黑格尔，将他与他的哲学视为过时的糟粕，在我国知识界相当常见。无知与偏见使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对黑格尔哲学掉头不顾。现在在西方世界，罗素和波普关于黑格尔的卑劣污蔑早已为人所不耻，但在中国，为黑格尔辩诬的工作还不为多余。只有将黑格尔身上的政治罪名洗清，人们才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黑格尔研究短长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是当今全世界黑格尔研究的热门主题，里特尔（Joachim Ritter）、科耶夫、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这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甚至将此作为黑格尔哲学最具持久价值的部分。现代性问题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阐明黑格尔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不但对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而且对黑格尔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
康德对黑格尔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黑格尔是从对康德哲学的精髓的深入了解和批判开始走上他自己的哲学之路。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不但对我们掌握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掌握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发展逻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精神现象学》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在世时出版的仅有两部正式著作（即非课堂讲稿）之一（另一部是《逻辑学》），也是黑格尔著作中最精彩、最受人重视的一部著作，对它的研究可说已成为一门产业，每年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和文献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国黑格尔学者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研究早已开始，出版于2001年的张世英先生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精神现象学》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对黑格尔这部伟大著作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精神现象学》本身博大精深，绝非一部著作所能穷其究竟。我曾经在复旦多次讲授《精神现象学》，并受邀在北大也讲授过此书，深知这部著作堪称西方哲学史上内容最丰富、最复杂的著作之一，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深入发掘和阐释。
《逻辑学》
但是，不管怎么说，《逻辑学》才是黑格尔最重要、最有原创性、最基本的著作，是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一切其他著作的理论基础和思辨构架。不读《逻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及其卓越。可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似乎只对《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感兴趣而把《逻辑学》忘在了脑后。然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和辩证法，恰恰是在《逻辑学》中得到了最为精纯的表达。正如美国学者罗森一针见血指出过的：“除非很快进入黑格尔逻辑的复杂性，否则就没必要研究黑格尔，事实上也不是在研究黑格尔。黑格尔首先是一个逻辑学家，而不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一个政治思想家、一个神学家，或一个生命哲学家。”（Stanley Rosen, G. W. F. Hege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Wisdo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xiii.）
由于历史原因，最初中国人研究得最多的黑格尔著作是《逻辑学》（主要是《小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黑格尔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的辩证法，因而虽然也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实际上黑格尔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思想是被彻底否定的，人们只是要他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殊不知黑格尔之所以发展出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因为用传统知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他哲学的根本目标——确立整体性，换言之，没有辩证思维的帮助，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不可能建立。反过来说，不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目标，也就不可能理解他的辩证法的要义所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先是受罗素、波普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影响，后来又受西方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非形而上学解读”思潮的影响，人们不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纯粹的诡辩术，就是干脆认为它是玄学胡说（nonsense）。而这反过来又给人们不看极为晦涩艰深的《逻辑学》提供了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目前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者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研究得最多的著作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并且多是予以非形而上学的解读；而黑格尔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著作《逻辑学》，却乏人问津。
其实不仅是对《逻辑学》，我们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其中尤以对黑格尔的美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为甚。对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著作并不少，但都出于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者之手，专业哲学家对它的研究则不多见。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研究则更少，梁志学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可能是当目前为止我国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一一部专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中国之大，何处不会产生优秀的黑格尔研究者？不见已有德国教授在感叹，也许今后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要去中国和巴西，而非在黑格尔的祖国？（Manfred Frank, “Hegel wohnt hier nicht mehr: Kontinentale Philosophie verschwindet aus Europ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Sept. 24, 2015.）当然，此公此话，有它的语境，中国人还必须倍加努力，才能在世界黑格尔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让“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
是所望焉。
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 它有意地避免群众
哲学园 2016-08-27
《小逻辑》第三版序言黑格尔著贺麟译
在这第三版里许多地方都有了改进，特别是力求陈述得清楚和确定。不过因这书既是一种教本，目的在于撮要，文字仍不免紧凑、形式而且抽象。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还须在口头的演讲里予以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自本书第二版以后，有了许多对于我的哲学思想的批评出现。这些批评大部分表示他们对于哲学这一行道很少作专门研究。对于一个经过多年的透彻思想，而且以郑重认真的态度、以谨严的科学方法加以透彻加工的著作，予以这样轻心的讨论，是不会给人以任何愉快的印象的。而且透过充满了傲慢、虚骄、嫉忌、嘲讽等坏情绪的眼光来读书，也更不会产生什么有教益的东西的。西塞罗说过：“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Cicero：Tuscul．Quaest．Ⅰ．Ⅱ．）。所以对于哲学的攻击，见解愈稀少，理论愈缺乏彻底性，便愈可得到大众的赞扬。在他人的反响中，常常遇见一种狭隘的敌意的激情，似懂非懂地夹杂在一起，其所以会有这种激情，是不难了解的。别的对象呈现在感官前面，或者以整个的直观印象呈现在表象前面。若一个人想要讨论这些对象，他总感觉到对它们有先具备某种程度——不管如何低微——的知识之必要。同时这些对象也较为容易令人注意到健康的常识，因为它们都立脚于熟悉的固定的现在。但人们缺乏这一切，〔既无些微知识，又不依据健康常识〕，便可大胆地反对哲学，或者毋宁说反对任何一个关于哲学的妄诞的空虚的形象，这形象是由于他对哲学无知而想象出来、杜撰出来的。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于是他们只好徘徊于模糊空疏，因而毫无意义的东西之中。——我在别处曾做过这件不愉快而又无收获的事，将类似这种由无知和激情交织起来的现象，给予了赤裸裸的揭露。
不久以前，从神学甚至从宗教意识的基地出发，对于上帝、神圣事物和理性，好象在较广范围内曾经激励起一个科学的认真的探讨。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阻碍了所抱的那种希望。因为这个论辩是从人身攻击出发。无论那控诉的虔诚信仰者一边，或那被控诉的自由理性一边，所持的论据都没有涉及内容实质本身，更很少意识到为了正确地讨论内容实质起见，双方均必须进入哲学的领域。基于宗教上很特殊的外在小节而作人身的攻击，显示出以一种妄自尊大的骄傲，对于个人的基督教信仰想要从自己武断的权威来判决，因而对个人盖上一个世间或永恒的定罪的印章。但丁通过《神曲》诗篇的灵感，敢于使用彼得的钥匙，对他许多同时代的人——当然全都业已死去——甚至连教皇和皇帝均包括在内，都判决到地狱去受罪。近代哲学曾受到一个不名誉的攻击，即哲学把个体的人推尊到上帝的地位。但正与这个基于错误推论的攻击相反，却另有一个完全现实的僭越的作风，即自己以世界的裁判官自居，来判断个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并对个人宣判最内在的罪名。这种绝对权威的口头禅就是假借我主基督的名字，并武断地说，主居住在这些裁判官内心里。基督说（《马太福音》7、20）：“汝须凭他们的果实去认识他们”，象这种夸大的侮慢的定罪与判决，却并不是好的果实。他继续说道：“并不是所有向我叫主呀主呀的人都可以进到天国。在那一天有许多人将向我说：主呀主呀，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宣道吗？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驱走魔鬼吗？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作过许多奇迹吗？我必须明白告诉你们：我还不认识你们，全离开我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些自诩并自信其独占有基督教，并要求他人接受他的这种信仰的人，并不比那些借基督之名驱逐魔鬼的人高明多少。反之，宁可说，他们这样的人，正如相信其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的人一样，自矜其善于听取流浪的鬼魂的意旨，并敬畏它们，而不知驱逐并排斥这些反基督教的、奴性的迷信谎言。同样，他们也很少有充分能力可以说出几句有智慧的话，而且完全不能够做出增进知识和科学的伟大的行为来，而增进知识和科学才是他们的使命和义务。学识广博尚不能算是科学。他们以一大堆不相干的宗教信仰的外在节目作为他们的繁琐工作，但就信仰的内容和实质看来，他们反而仅仅枯躁地崇奉我主基督的名字，只凭成见去轻蔑并叽嘲学理的发挥，殊不知学理才是基督教教会信仰的基础。因为精神的、充满了思想和科学的扩大，扰乱了甚至阻止了、廓清了他们主观自负的夸大狂，亦即他们对于无精神性的、无良好果实的和富于恶果的武断自信，自信他们掌握了基督教，并独家包办了基督教。这种精神的扩大在圣经里最明确地有别于单纯的信仰，而且后者唯有透过前者才可成为真理。耶稣说（《约翰福音》7、38）：“任便谁人相信我，从他的腹中将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下面§39立即有解释和说明，意谓并不是相信那暂时的、肉体的、现世的基督的人身就可以有这种效果，他还不是真理的本身。在§39里，信仰是这样被规定的，即这话是对那些相信他并将要接受圣灵的人说的。因为圣灵尚未下降，因为耶稣尚未得到光荣——那尚未得到光荣的基督的形象就是那时还以肉身出现在时间里的，或者（同样的内容），即是后来所想象的作为信仰的直接对象的人身。在现世，基督曾把他的永恒的本性和使命，亲身口头启示给青年们目的在于促使他自身与上帝和解，世人与他和解，并启示人以解救之道和道德教训。而青年们对他所抱的信仰即包括有这一切在内。无论如何，这个绝不缺乏最坚强的确定性的信仰，只能解释为一种开始，为一种有条件的基础，为尚未完成的东西。那些具有这样的信仰的人，尚没有得到圣灵，虽说他们最初即应接受圣灵，——这圣灵就是真理自身。直到这圣灵后来成为一种信仰，便足以引导人达到一切真理。但有那种信仰的人总是停留在那种确定性和有限的条件里。但确定性本身仅是主观的，仅能引导致主观的形式的确信的果实，因而随即引起虚骄傲慢，诋毁并责罚他人的后果。他们违反了圣经的教训，只是固执着主观的确定性以反对圣灵。而圣灵或精神即是知识的扩大，也才是真理。
宗教上的虔诚派与它所直接作为攻击和排斥的对象的启蒙派，都同样缺乏科学的和一般精神的内容。注重抽象理智的启蒙派凭借它的形式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思维已把宗教的一切内容都排除净尽了，与那将信仰归结为念主呀主呀的口头禅的虔诚派之空无内容，实并无二致。谁也不比谁较胜一筹。当他们争辩在一起时，也没有任何使他们可以接触的材料或共同基础，因此也不可能达到学理的探讨，并进而获得知识和真理。启蒙派的神学一方面坚持它的形式主义，只知高叫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教学的自由，甚至高叫理性和科学。这种自由诚然是精神的无限权利的范畴，并且是真理对于那第一条件——信仰的另一特殊条件。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良心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和律令，什么是自由信仰和自由思想所具有和所教导的内容，诸如此类涉及内容实质之处，他们皆不能切实说明，而只停留在一种消极的形式主义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乱发表意见的“自由”里面。因此内容本身便成为不相干的了。再则，他们之不能达到真理的内容，乃因为基督教的社团必须为一个教义一个信仰的纽带所联合起来的一个社团。而那淡薄无味的无生命的理智主义的一般性的抽象的思想，是不能容许那本身确定的、有了发展的特殊内容和教义的基督教的。与此相反，另一方面，那虔诚派自豪于主呀主呀的名字，直率地公开地轻蔑那些将信仰发展或扩充为精神、实质和真理的工作。所以这一场关于宗教的争辩，虽说引起了虚骄、愤恨、人身攻击以及空疏浮泛的议论，弄得甚嚣尘上，然而却没有结出果实来。他们这场争辩不能把握实质，不能引导到实在和知识。——哲学只得满意于被遗弃在这场把戏之外，哲学也乐得逍遥于那种人身攻击以及抽象概括的议论所侵侮的地盘之外，假使它也被牵扯进了这种场合，那么，它只能碰见些不愉快和无益的东西。
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一旦缺乏深邃和丰富的实质，而宗教意识（兼就虔诚派的和抽象理智派的宗教意识而言）便会只得到没有内容的最高满足，于是哲学也只成为一种偶然的主观的需要了。那无条件的兴趣，在这两种宗教意识里，特别在抽象理论派的宗教意识里，是这样处理的：即它并不需要哲学来满足那种兴趣。它甚至以为，并且很正当地以为这种新创的通过哲学的满足将会扰乱了那原来的狭义的宗教的满足。这样一来，哲学便完全从属于个人主观的自由的需要。但对于主观的个人，哲学并不是什么少不了的东西。只有当他遇到了怀疑和讥评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需要哲学去支持自己，反驳对方。哲学仅作为一个内心的必然性而存在，这必然性强于主体自身。当人的精神被这必然性不安息地驱迫着时，它便努力克服，并且为理性的冲力寻找有价值的享受。所以没有任何一种刺激，甚至没有宗教权威的刺激，那么哲学便可看成一种多余的事物和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可虑的奢侈品，而这门科学的工作也就更自由地单独放在寻求实质和真理的兴趣上面。假如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理论是能给人以最高福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中的最好者，那么凡曾经分享过这种幸福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们所享有的，也就是他们精神本性所必需的满足，他们都可以不要勉强向别人要求，而能够听任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得到实现。上面所想到的，乃是一种自然地踏入哲学范围的作风。当这种风气闹得愈响亮，我们深切从事哲学研究就愈少。所以愈彻底愈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愈沉默。哲学界浅薄无聊的风气快要完结，而且很快就会迫使它自己进到深入钻研。但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Sache），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其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
此册全书式的纲要，是我依据上面所提的哲学使命而辛苦完成的工作。本书第二版能很快地售完，使我感到欣慰，觉得除了浅薄无聊的叫嚣而外，还有许多人在那里从事沉默的可嘉许的哲学研究，而这也就是我刊行本书这一新版所期望的。
柏林，183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