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物语--嫁妆瓷状元罐、帽筒与将军罐的演变（原创）黄志强

嫁妆瓷是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那个时候女儿出嫁，娘家陪送的嫁妆中要有一套画面、色彩一致的，成双成对的，由掸瓶、状元罐、帽筒、将军罐等组成的瓷器。

其中的状元罐、帽筒、将军罐早期为景德镇窑创烧。到了清末，随着用途的不断演变，成为了民间广为流行的嫁妆瓷中的典型瓷器。

民国时期，唐山各窑场的嫁妆瓷生产以仿制景德镇窑嫁妆瓷的造型为主，彩绘装饰除了借鉴景德镇窑嫁妆瓷的画面外，兼有创新之作。

状元罐原称壮罐，因为这个上下粗壮、带盖的器物，看似一个戴着头盔的壮士，故称“壮罐”，是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窑创烧的瓷器样式。

壮罐是兼陈设观赏与实用于一体的器物，它本来是来承装“逪” 之用。逪，计算用的筹，《说文·竹部》有“逪，长六寸，计历数者”的记载。

到清代，由于复古之风盛行，雍正、乾隆时期曾大量烧制壮罐。在清乾隆十三年的官窑瓷器档案中，就有“乾隆皇帝传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窑壮罐照样烧造，不必落款，作为冠帽（官帽）架用。烧成后，于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运到京城”的记录。由此可知，壮罐在清代变成了放置冠帽用的器物。

清朝嘉庆年间，出现了专门用于放置冠帽的瓷器“帽筒” 。

帽筒，俗称“官帽筒”，是清代官员在上朝之前休息时放置花翎顶戴用的。由于帽筒同时具有陈设性和实用性，到同治、光绪年间逐渐在民间开始流行。

随着清朝的没落，光绪后期到民国初期，帽筒逐步演变为普通人家的陈设器和放置瓜皮帽、礼帽的实用器，并成为嫁妆瓷中的一个品种。

唐山启新磁厂李润芝的创作釉下五彩人物纹帽筒（正面）

唐山启新磁厂李润芝的创作釉下五彩人物纹帽筒（背面）

     笔者收藏的唐山启新磁厂绘瓷名家李润芝1927年创作的釉下五彩人物纹帽筒，注浆成型，高约28厘米，直径约13厘米。正面绘有两名古装女子和一名童子的画面；背面有诗文：“时在清明已见花，村间姊妹有生涯，呼童预备蚕桑事，且向山中来品茶” 和“岁次丁卯春月上浣，李润芝作” 的字样；底部有“启新磁厂” 的印章款。

在清朝末年一份老北京的嫁妆清单上记载着这样几件瓷器：“大瓷掸瓶一对，内插红、绿鸡毛掸；瓷帽筒一对；粉彩茶叶罐一对……”这其中的茶叶罐就是壮罐。

帽筒出现以后，人们将壮罐改称状元罐，成为盛装茶叶的容器，并与嫁妆瓷中将军罐相配套，有文武双全的吉祥寓意。

唐山启新磁厂高生创作的釉上彩人物纹状元罐（正面）

唐山启新磁厂高生创作的釉上彩人物纹状元罐（背面）

笔者收藏的唐山启新磁厂绘瓷名家高生民国时期创作的釉上彩人物纹状元罐，注浆成型，盖钮至罐的底部通高约26厘米，直径13约厘米。正面绘有两名古装女子在树下切切私语的画面；背面有诗文：“娉婷树下女，郊原去采花，徘徊岐路侧，相对美堪夸” 和“高生作” 的字样；底部有“启新磁厂” 的印章款。

将军罐因其盖似将军的头盔，故而得名，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景德镇窑创烧的瓷器款式。

将军罐的用途，相传是明代皇帝为得胜回朝的大将军专门制作的一种类似奖杯之类的奖品，并且形如将军的头帽盔甲。

将军罐的用途还有另一说法，其将军罐的用途是装殓战死疆场上的将军骨灰的容器。

到了明朝末年，因为将军罐的器型高大挺拔、丰硕俊美，器物外壁又可以用青花、五彩等多种手法进行装饰，逐渐被人们当作摆置观赏的陈设器。

到了清代顺治时期，将军罐基本定型。造型为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渐收，多为平底无釉，通体浑圆，器型高大。

康熙时期，是将军罐广为流行的时期，这时的造型，将浑圆的罐体展肩提腹，拉长颈部，收紧圈足，使得将军罐的造型显得挺拔向上，气魄宏伟。

在清末民国时期，将军罐逐渐成为了民间兼有实用功能的陈设瓷。将军罐作为嫁妆瓷的一个品种被大量生产，器型也逐渐被小型化，装饰风格以民间流行的仕女人物、山水花鸟等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为主。

唐山新明磁厂釉上彩花鸟纹将军罐（正面）

唐山新明磁厂釉上彩花鸟纹将军罐（背面）

笔者收藏的唐山新明磁厂民国时期生产的釉上彩花鸟纹将军罐，手拉坯成型，通高约20厘米，腹径约15厘米。正面绘有“柳叶黄莺” 的花鸟纹饰；背面有诗文“桃红含宿雨”和“新明磁厂出品” 的字样。

其中诗文“桃红含宿雨” 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历史遗存下来的状元罐、帽筒、将军罐已经失去了嫁妆瓷的功能，成为民间瓷器收藏的品种和民俗文化的载体。观赏民国时期唐山启新磁厂、新明磁厂生产的状元罐、帽筒、将军罐，领略其流传与演变的过程，体会其画面与诗文的含义，会让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