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Neri&Hu(如恩设计研究室)网站首页上只有一行简单的小字:不求恒久远,但求意未尽(We don't ask to be eternal beings, we only ask that things do not lose all their meaning)。创立如恩的郭锡恩和胡如珊将圣埃克苏佩里的诗句也放在了独立杂志《Manifesto》创刊号的最后一页。那一年,他们创立了「设计共和」(Design Republic),通过各类活动,为设计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平台。每年 3 月的「设计庆典」(Festival of Design),设计共和会邀请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建筑师与设计师,在上海参与包括展览、讲座、研讨会和电影放映等一系列公共活动,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来普及设计及其价值。
创立的如恩设计研究室(Neri&Hu)的郭锡恩和胡如珊。图片来自网络
本届设计庆典依旧贯彻了「跨界合作项目」与「社区」的课题。在圆桌讨论环节,建筑策展人陈伯康提到:「我们的建筑已经离开了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标志性的时代,建筑也许转变成了一种更本地化、更少喧嚣的气质了。」诚然,时代的钟摆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摆荡愈发剧烈:全球范围内,资本链条不断强化聚集的态势,同时,社区运动从微观层面呈现出离散的趋势。对建筑师和设计师这样的创意实践者而言,将设计与社会的主题放在中国、放在上海讨论,正切题意。
「上海的设计图景变化飞快。」发起者胡如珊在访谈中说道,「上海是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城市,Neri&Hu 就处在这个多种元素并存的中心。」海派文化融汇中西,形成了一套精致、传统、摩登又复古的美学系统,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代资本的反应极其敏感。设计实践者对自身立场和角色的认知与反思,正在一步步从宏观的大拆大建,走向更为微观和个体的层面。
部分参与 2019 年设计庆典的演讲嘉宾,从左至右为:设计共和&如恩设计研究室创始合伙人郭锡恩、胡如珊,Konstantin Grcic Design 创始人 Konstantin Grcic、Aires Mateus 联合创始人 Manuel Aires Mateus 及标准营造事务所创始人张轲
张轲是 2019 年设计庆典的演讲嘉宾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建筑师。他在西藏和北京的一系列作品中呈现了一种主动的现代性和持续的思辨,并获得了阿尔瓦 · 阿尔托奖(Alvar Aalto Medal)和阿卡汗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的青睐。阿尔瓦 · 阿尔托奖评审团在 2017 年的授奖宣言中写道:「张轲的作品使不同的人们感受到了亲密的建筑体验,其中建筑里永恒的时间的概念是推动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元素,这种观念现在尤其值得宣扬。」
张轲在演讲中分享了他的职业生涯和思考。他在纽约成立「标准营造」(Standard Architecture)后的第一个项目就位于北京的城墙根下。2001 年「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规划国际竞赛」中标后,张轲从纽约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实践。他在设计中完整地保留了真实的城墙遗址,以场地现存条件为改造发生的基础,通过新粗野主义(New Brutalism)的物质文化视角,试图展现历史脉络并激发观者的想象。「最重要的是,建筑师要有立场。」张轲认为,「我真正服务的人是谁?我只是为这些开发商、政府官员服务的吗?还是说我就是为了眼前要开豪华餐厅的人服务的吗?所以这个立场就是,最终,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对这个社区的人有一定的服务功能。」
建筑师张珂。图片来自网络
张轲对社区的思考贯穿了「微杂院」「共生院」等一系列在北京胡同的微尺度下展开的设计项目。他秉持的城市理念,传达了建筑师对其当下身份的一种探讨。张轲用「养金鱼」比喻城市更新:「旧城首先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就像养金鱼,你不换水金鱼会死,但你把水一下子全换掉它也会死。放到城市,就牵扯到社区里的人,建筑师要主动去考虑这个事。」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西藏、贵州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张轲的设计都可以被看做城市触媒(Urban Catalyst),类似于化学催化剂,能够唤醒和激发所在地区的建设与复兴,同时促进连续渐进的城市结构革新。城市触媒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更像新旧系统交织的节点,是一个推动和引导当地后续发展的元素。
「微杂院」项目,张珂于 2016 年该项目荣获阿卡汉建筑奖。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设计庆典的发起者,胡如珊同样对建筑师的多重角色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把家居概念店起名为设计共和,『共和』其实是古希腊时期开始实践的政体。它是自治的,人们会在广场上聚集、辩论、做重大决定。我们觉得这样的公共空间现在消失了,大家不在空间里与人相处了。」近年来,随着如恩的成功,她和先生郭锡恩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空间设计,开始向家具、零售、策划等方向发展。Rem Koolhaas 认为,建筑的一个关键功能是「策划」(programming)——建筑师可以在空间方案中引入多重功能,无论是在社会意义还是经济价值的层面,让甲方、业主和公众找到共同的利益,建筑师的角色都决不是完成图纸这么简单。
与张轲不同的是,郭锡恩和胡如珊是从另一种角度切入的中国。Neri&Hu 成立于 2004 年,2010 年他们的作品「水舍」(Water House)以极高的完成度和成熟的设计语言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如恩作为一家设计事务所,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工作涉及规划、建筑、室内设计、产品策划等领域,将结构、景观、材料以及室内家居产品融合成一套完整的设计语言。从水舍到设计公社,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可以看到设计者对产业生态和公共空间的追求。
郭锡恩和胡如珊对公共性的坚持在设计领域的交流方面逐渐呈现了它的价值。设计共和是设计师群体的理想愿景,一个不以政治、市场和文化为界限的设计交流的平台和组织。建筑师的职业理想包含着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设计的追求从有形的建筑中释放,在无形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继续生长。「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建筑是一个容器,承载了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表达有时通过空间,有时通过材料,有时通过让我们着迷的事物,这是永远不会变的。」郭锡恩在一次采访中说。
上海水舍酒店(The Waterhouse at South Bund)。图片来自网络
与设计庆典呈现的反思类似,许多发生在亚洲的重要展览和讨论也逐渐将定位从「问题提出者」转变为「解决方案的提出者」。今年台北双年展的主题是「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创意实践者代替艺术家参展,非营利组织、社会运动人士、影像工作者、建筑师、规划师等不同的社会角色,纷纷为社区、自然生态领域提出设想。实践者进入文化语境中进行发声 —— 这类事件本身无法成为主流文化的媒体事件,但这种话语体系建立的方式与文化思潮是同构的。
文化上的共识往往来自生活经验。德国工业设计师 Konstantin Grcic 在工业设计、展览设计、合作建筑设计甚至时装等多个领域拥有诸多作品,有着同公众更直接的对话经验。当被问及公众和主流文化时,他的回答显得非常讨巧:「使用者往往并不清楚他们的需求,但设计者必须将自己纳入更大的背景中去思考。公众能够感受到什么是好的设计,这些设计与用户有着紧密的联系。」Grcic 在他的每一件作品中都探索了功能、形式、美学,甚至与幽默之间的关系。他的设计方法形成于他对艺术、设计和建筑历史的仔细研究,以及他对技术与材料的热爱。早年间古家具修复厂学徒的经历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去学习、训练自己对材料的认识,其中的经验和感受成为了他日后的重要基础。
德国工业设计师 Konstantin Grcic 代表作 No. 10: One 系列家具。图片来自网络
在葡萄牙建筑师 Manuel Aires Mateus 的作品中,纯色的几何形体(以及他对材料的极致探索)让不同尺度的空间呈现了一种超越建筑本身的张力。「永恒」这一概念是其设计思想的核心,Mateus 相信,铭刻在空间中的思想可以超越物质的外壳,成为永恒。郭锡恩在设计庆典介绍 Mateus 时,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在他们的项目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设计中清晰的概念与惊喜的空间规划的和谐并置 —— 这些精密的几何体共同作用,在空间、建筑和时间之间产生了令人惊叹的关系。」这种惊人的关系在他赢得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教学楼设计竞赛的成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建筑师在两栋红砖历史建筑中间嵌入了一个白色的混凝土体量,空间的入口被「挖」成了房屋形,又设计了两个相互盘绕的楼梯来延续这种戏剧感和冲突感,让整个新建筑与原有的街区之间产生了对话。
葡萄牙建筑师 Manuel Aires Mateus 所设计的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教学楼。图片来自网络
「建筑师要对社会、对现实有所回应。」Mateus 这一代葡萄牙建筑师延续了西扎的语言和精神,让传统与历史形成了一种辩证的美学上的统一,「建筑设计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要考虑到,对我来说,全球化与本土传统并行不悖,葡萄牙的本土化是非常自发的、自然的。」如今,全球文化都面临着大量不确定性,一切充满了变数,在建筑以外的领域,本土化并不总是顺理成章。来自纽约 SO-IL 建筑事务所的华裔建筑师 Jing Liu 从自身的经历提出了一些疑虑:「在纽约,所有人都是外国人,『本地』会变成一种怀旧主义,一种思乡主义。是不是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成本?这个实际上也在变化,我现在不太肯定。」
韩国 Kukje 画廊(纽约 SO-IL 建筑事务所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不确定性在中国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环境下行,高速的城镇化建设节奏放缓,结构转型带来了阵痛,一部分生产力在产业间得到转移。设计对业态带来的附加价值逐渐被公众认知,设计师的话语权力在单个项目和整个社会生产机器中都得到了提升。今天,设计师逐渐走向两极 —— 如同当年包豪斯学派对工业和手工业者的区分 —— 工业实行了劳动分工,手工业则不加划分地完成整个产品的全过程,这两者可以看做逐步相互靠近的两个极端。我们身处的时代的最大特质,是过程中的「过渡性」,它与「永久性」相对。Florian Idenburg 和 Liu 共同创办的 SO-IL,专注于文化项目,将文化建筑视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这就符合了一个过渡性的要求,而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建筑的秩序,在整个社会中找到一种永久性。设计中两者都要具备,很多时候需要两者结合。事情不断地变化,但是最终都会达成稳定,变成一种永久性的结构,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很多时候一开始思路没有建立好,之后只能通过临时的方式去不断适应现实。无论做什么设计,在这个产品中还是会体现出整个过程蕴含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从左至右:郭锡恩、Konstantin Grcic、Manuel Aires Mateus、胡如珊及张轲
在人类历史中,建筑师、文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为超级都市描绘了各种疯狂的未来。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些文化上的、设计上的思潮,不难发现时代的局限性,也难以忽略它们带给当今世界的影响。在当下的中国,这些讨论所发生的时间和参与者的立场,比他们的实践更值得讨论。无论文化上,还是物质建设上,中国距离稳定的状态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些思考的声音,以及他们所触及的思想仍在奔跑。如果要将这次设计庆典比作一次思想上的实践,用张轲的话来总结再恰当不过:「当一个建筑被建造出来而不再发生变化了,它本身还是会不断变化,不断地传递着信息。」